不才我注释《易经》，发现《蒙》卦“包蒙”（九二）、《否》卦“包承”（六二）“包羞”（六三）、“苞桑”（九五）《睽》卦“睽孤”（九四）“睽孤”“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上九）、《姤》卦“包有鱼”（九二）“包无鱼”（九四）“以杞包瓜”（九五）、《未济》“小狐汔济”（卦辞）等等，其中的“包”“苞”“孤”“弧”“包瓜”“狐”皆与“㚿”“匏”“瓜”“瓠”“娲”等字通假，它们在泛指“葫芦”的前提下，都借代女娲，转而以女娲的传人之名义，象征商代一切巳（子）姓女贵族。说到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商王族秉承伏羲女娲兄妹兼夫妻的同族婚传统，似乎并不恪守“同姓不蕃”的婚姻忌讳。例如有名的商纣王就和他的同族姊妹苏妲己结为夫妻——“苏”是“妲己”所在地国名，“妲”是苏妲己的名字，“己”即“巳”，是商王族继承自伏羲女娲的姓，“巳”字文献上作“妃”字，按甲骨文书写习惯写为“子”字。
我认为伏羲女娲姓“巳”，这个字象形伏羲女娲人首蛇躯的图腾相貌。在我注释的《易经》中，除了上述葫芦借代女娲转而泛指商王族一切女贵族、女娲的传人而外，还有《易经》中的“月”字——这“月”字，几乎全部借代女娲转而泛指商王族一切女贵族、女娲的传人！〔2〕在文献中，“月”不仅是作为天体的月亮，更是大地的象征。太阳象征天，月亮象征地，正是《易经》“乾”天“坤”地的另一种说法。然而本文论述的核心不在此，而是“我们动物与植物合体的祖神”。
我推想：葫芦让中华民族由野蛮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它可能是陶器发明的仿生模特儿，更可能是人们躲避水患的最佳“救生圈”，更是婚姻交媾的媒介。对此前人已经有很多论述了，我就不去狗尾续貂了。
1953年，陕西洛南县出土了一件高23厘米、底径6·3厘米的细泥红陶，现藏西安半坡博物馆。这是一件葫芦和女生头异质同构的彩陶壶——“壶”，就是葫芦的古名。按碳14测年，它是由仰韶文化先民制作于6000-6500年前，时代相当于中国东方沿海的大汶口文化的初期（图1-1）。值得注意到是，这个女生是白种人。
葫芦是一种结子极多的蔓生植物，它的干蔓点燃后吸食，有致幻作用，是不是这种“致幻”功效宜于男女双方性亢奋呢？如是，将一个葫芦由蔓连处中分为二，作为婚姻交杯酒、同心酒的原始仪器，当有一定的巫术意义。显然，葫芦崇拜有促进婚媾、多生多育的期待。这样，葫芦就成了作用于生殖繁衍的神物。人首和葫芦异质同构的仪器，就是生殖神的化身。尤其是人首和葫芦异质同构的仪器，它的“人首”拟形白种人或其他异种族人，意味着当时的白种人或其他异种族人，就是生殖神的主体内容。我们的先民发现同族婚可能产生的后代不健康，换同种为非同种女生，生育的后代质量特优，于是将图1-1这种波浪卷发的白人女生异质同构以葫芦，当做婚姻对偶样板之遴选，的确有特殊的进步意义。我们在山东烟台博物馆看到了时间和仰韶文化先民这种葫芦女神人首差不多的外国男生雕像（图1-2）——山东烟台长岛大黑山岛（悬海岛）北庄遗址出土的它〔3〕，让我们知道相当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东方沿海先民，也有了自己认定的生殖对偶以非同种为优的见识，同时，红山文化也把生殖女神认定了碧眼的异族女生（图1-3），这些更让人相信如图1-1这样的女人异质同构以葫芦，葫芦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植物性生殖神。
将葫芦或异族女生异质同构成为生殖神，是非常明显的生殖崇拜之表现。这种艺术造型的手法，只能说明葫芦与生殖崇拜，是不容置疑的原始思维。而且异族生殖对象就是葫芦崇拜的内涵，绝不是只有图1-1一例。图1-1不是我们动物与植物合体的祖神之化身的标志性范例，山东诸城出土的战国“鹰首提梁壶”，才是生殖神意义上的真正超越。
山东诸城出土的战国“鹰首提梁壶”，是葫芦和女娲氏代表性玄鸟图腾的异质同构（图2-1，）。按古书上说〔4〕，玄鸟是女娲氏在少昊时代的图腾鸟，后来商王族继承了玄鸟图腾，出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王族信仰。闻一多先生说“玄鸟”就是凤凰。这里我不知轻重地说一句：中国少昊时代的（北辛文化时期，即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的凤鸟是翳凫类的水禽，大昊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即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的凤鸟基本是以猫头鹰为本鸟的鸷鸟。山东诸城出土的战国“鹰首提梁壶”，是葫芦和女娲氏代表性玄鸟图腾的异质同构的动、植物合体之祖神化身。更要注意的是，这只玄鸟的头，除了生着鸷鸟的勾喙而外，它还生着龙的凸起的眼睛。
不错，是龙特有的凸起的眼睛，在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眼、凤眼上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图3-1、图3-2），在三星堆“日头”的眼眶中表现得更是明确，那是虾蟹的节状眼睛（图3-3），甚至到了汉代，砖坯雕刻的太阳神祝融的眼睛，仍然是鸡蛋一样凸出的眼睛（3-4）。明白这一点，应该承认我的结论：中华民族成熟的龙凤图像一定是合乎“龙中凤、凤中有龙”的造型规律，因为中华民族到了大汶口时代，女娲氏是从少昊氏玄鸟民族集团发展而进入父权社会的，玄鸟崇拜的名分保留了下来。而从少昊氏民族集团发展出来的伏羲氏，将安徽含山文化、内蒙古红山文化、濮阳西水坡文化里的龙崇拜融入大昊氏龙崇拜当中，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特有的“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图腾特征（大汶口文化很少见具象的龙图腾，龙图像基本上以绳索、竹子形象借代的）。所以山东诸城出土的战国“鹰首提梁壶”，其所谓的“鹰首”亦即玄鸟首，就有了远远超越一般图腾意义的神灵。在如此的“远远超越一般图腾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下，与之异质同构的葫芦图腾，也有了不可言传的神力，这就是中华民族动物与植物合体祖神的神力超越的战国时代之初心。所以，所谓“鹰首提梁壶”之异质同构的葫芦神（女娲），早已不是一个常规的葫芦，为了表示它的非常规化，葫芦被赋形以旋条后的状态——我们惯吃“肯特基”“麦当劳”“三明治”“汉堡”的一代人有所不知，中华民族吃葫芦不仅吃它的叶和嫩蔓、不苦的葫芦瓜，更重要的要将嫩葫芦晒干，储存起来冬天可代替粮食吃。要晒干葫芦，一般必须旋嫩葫芦成葫芦条，所以战国“鹰首提梁壶”的葫芦体的旋纹，就是加工葫芦条的基本状态。“鹰首提梁壶”的设计者，一定是设计了这种被旋葫芦条状态的葫芦，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待吃葫芦，才有让女娲的传人生育力如葫芦一样的神力！如“刍狗已陈”不再有法力那样，不旋葫芦条的葫芦就没有令女生生育如祖神女娲的能力。
陕西绥德出土的战国时代鸟盖瓠形壶（图2-2），它的鸟盖就是猫头鹰形的鸟盖，《山海经》叫这种鸟为“䳃”“狂”，“䳃”就是猫头鹰，“狂”是凤首猫头鹰。它们都是女娲氏的图腾鸟，是传承自少昊氏掌管春分秋分的“玄鸟氏”的族氏。葫芦是瓠子，瓠子上的横箍，是美化了旋成葫芦条的旋纹。这也是“不旋葫芦条便没有如祖神女娲能力”的表示。这一件动物与植物合体的祖神，也是中国龙凤合体的茶壶之祖形之一——它的“龙”在“凤”和葫芦合一的内弧处。“龙”“凤”和葫芦合一的茶壶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最大的贡献，这贡献绝对不亚于人云亦云的“四大发明”，待时间合适，我将专题讨论，这里且略之。
图4-1，是故宫博物院藏品：它是化形为竹笋（植物）的伏羲，被化形为猫头鹰（动物）的女娲戴在头上。它原命名为“商代柄形器”。大概命名的人不太清楚中国图像学的来龙去脉。例如古书上说大昊伏羲氏图腾崇拜龙，将大昊氏转换成考古学文化之大汶口文化，你无论如何努力，也很难在大汶口文化典型的出土物件中找到龙的具体象形。例如大汶口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鸟鬶，我们只能朦朦胧胧地找到一个近似巨喙三足水鸟的仿佛，猜想这是大汶口文化凤鸟的变形、抽象，固然我们已知大汶口文化已经有了“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龙凤造型制约，推想这种“鸟鬶”作为变形、抽象的凤鸟必须恪守“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造型制约，但是“龙”到底在哪里？我个人进行了千百次的推演，终于知道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他们将绳索比喻成龙，或将竹子比喻成了龙，于是我终于明白了大汶口文化典型器皿“鸟鬶”就是“凤鬶”，“凤中有龙”的“龙”就是模拟绳索纹或模拟竹子纹！
绳索纹模拟龙蛇，今天仍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谚语作为活化石般的提醒。可是竹子和龙的关系呢，于是我们想到了竹子变化做龙的古代传说、也是古文诗词常用的典故出处：竹杖化龙——例如，汉费长房从壶公学仙，辞归，担忧不能尽快地到家，于是壶公给他一根竹杖，说：“你骑着它就会很快到家了”。费长房骑了这根竹杖辞别壶公，如睡了一觉，已经到家。走时壶公嘱咐他，“到家后把这根竹子丢弃在葛陂中就行了”。费长房照样做好，回头看葛陂，那根竹子已经变成了青龙。
关于竹杖化龙的传说，有许多不同人物亲历的记载，这里就不一一转载了。唐杜甫《桃竹杖引赠章留后》诗：“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足见龙和竹子的渊源——记载虽然在后，但是竹子和龙的关系却远在史前。为什么呢？传说伏羲氏“王天下”的时候，他将竹子的功能发展到了极致，伏羲氏主图腾崇拜龙，于是龙崇拜就在竹子用途大发展的时代和竹子合一了，再就有了龙在图腾崇拜中借代竹子的因子。这样看，作为伏羲“兄妹兼夫妻”的女娲，她图腾相貌的猫头鹰头上生出一只竹笋，就理所当然了。
日本美秀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的错金竹箨龙（图4-2），正是商代玄鸟和竹笋异质同构的后世传承。呈“S”形的龙躯仍然保持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固有的龙形（请注意：中国自新石器时代，龙的造型就必须呈现“S”或“C”形）。日本美秀博物馆收藏的“竹箨龙”，虽然是龙蛇的造型，却明明白白的身上有竹笋的竹箨拟形——反“S”形状的竹笋箨衣俨然在目。特别是它的两只呈鸟爪之“三趾爪”的强调，正是“龙中有凤”的古老原则之体现（图4-3）。如此前呼后应的证据链，你还会矢口否认图1-1的内容是我们动物与植物合体的祖神吗？
图4-1的猫头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玄鸟”的本鸟。猫头鹰是我们女祖先女娲的图腾之身，女娲头上的竹笋是我们男祖神伏羲的图腾借代之躯。于是，我们动物与植物合体的祖神，就此已经是为说明了。
注：
〔1〕见《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一版，p·59。
〔2〕见王晓强《易经今註今译》台北，蘭臺出版社，2029年9月。
〔3〕见聚会旅游网原创（ 2023.2.18 08:48）《山东发现白人陶塑，距今超过6500年：山东人有白种人基因？》
专家对山东部分古东夷人进行DNA检测，显示他们体内含有白种人基因。也就是说，山东生活着一群白人，他们遗传了一些白人基因。但是，由于中西交流，新疆等地的人出现了混血。然而，山东地处中国东部，与新疆相距万里。为什么古代会出现白种人？是专家误会还是真的？
1970年代和80年代，在山东一处距今6500多年前的史前遗址中，考古人员找到了部分答案——山东人白种基因的来源。
1970年代，考古人员在山东省烟台长岛大黑山岛（悬海岛）发现一处史前遗址，后命名为“北庄遗址”。在随后的六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取得了世界著名建筑（见上图）和众多精美文物等一系列重大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北庄遗址出土的文物意义重大，足以与西安半坡遗址齐名，因此也被誉为中国的“东方半坡”。
不过，在众多的考古发现中，最神秘的发现莫过于一尊人脸陶塑（见图1-2）。
北庄遗址出土的人面泥塑十分奇特。那是一个高鼻骨，深陷眼眶，鬓角几缕卷发的老者形象。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这是典型的西方面具。长岛博物馆馆长郭先坤回忆了这对人脸陶塑！问题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有白陶雕塑，表明先民与白人有过接触。然而，北庄遗址地处山东，大黑山岛与世隔绝，几乎与世隔绝。怎么会有西方白人？
一个白人陶塑，其实并不能100%证明北庄遗址存在过白人。不过，考古人员在该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骸骨，其中包括一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女性骸骨，高约165厘米。通过DNA研究，人们发现这具骨骼具有独特的白种人DNA。通过陶塑和白种人的骨骼，基本可以确定北庄遗址曾经存在过白种人。那么，到底是北庄遗址的先民收留了白人，还是北庄遗址是白人建造的呢？
经专家检测，证实这件高加索陶塑与北庄遗址一样，已有65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北庄遗址与白人陶塑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说明北庄遗址可能是白人建立的。人面泥塑是重要的证据之一。
在原始社会，能制作陶人脸的人，在部落中的地位必须非常高，否则没有资格。比如封建王朝的皇帝可以画肖像，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古代山东人的白色基因可能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小麦的传播！
大约在一万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祖先就开始种植小麦，从此人类掌握了小麦种植技术。按理说，小麦传入中国时，应该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然后慢慢传到山东。不过，山东小麦的出现却很不寻常。长岛博物馆馆长郭先坤指出：据史料记载，山东小麦的出现早于中原地区。很可能是一个擅长种小麦的白人部落把小麦带到了山东。
据文献记载，莱族是中国最早种植小麦的部落。由于小麦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特产，专家推测是一群白人流浪到山东，带来了小麦种植技术。
有趣的是，古人看不起小麦粉，所以说：“四海之内，食五谷之人。”食物。或许，中原的先民知道这群白种人的存在，所以对房屋和黑人深恶痛绝。
由此可见，6500年前，可能有一批白人来到了山东，给后来的东夷人带来了白人基因。当然，这群白种人虽然来到了山东，虽然创造了东夷文化，但与炎黄部落的中原文明相比，他们始终是“卑鄙的蛮夷”。商朝时期，炎黄联盟征服了东夷，从此东夷部落逐渐消失在历史中。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山东人之所以身材高大，可能与这个基因有关。当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猜测。另外，由于历史悠久，缺乏考古证据，这些白人是从哪里来的，不得而知。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来山东的白人可能很多，但去大黑山岛的只有一个。6500年前，长岛是连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陆桥，可步行通过。
〔4〕见《左传·昭公十七年》：“玄鸟氏，司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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