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说法有点自以为是了。在我看来，真正的误读恰恰是说别人误读的人！《对亚当·斯密的四大误读》属于浅薄的危言耸听。这种说法与名牌大学国学院长某人说的《道德情操论》弥补了《国富论》中缺少“市场经济也应该讲道德”的不足。
国学院长的说法有三个错误：
1.常识告诉人们，讲道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从市场经济萌芽时期就已经成为市场人共同的办事原则。难道世界上还有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市场人若不讲道德，会被市场立即赶出市场。不讲道德人在市场上寸步难行。
2.《道德情操论》早于《国富论》16年就出版了。国学院长所谓的弥补了《国富论》的不足从何谈起？看来国学院长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两部书！国学院长应该知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没看过这两部书，敢议论两部书，这样的学术胆量只有名牌大学院长才有吧？院长没想到自己的勇气竟说了一句常识性的错话。
3.院长还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是：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在英文原版不叫《国富论》！原版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是研究国民即老百姓怎样才能富裕的问题；不是研究国家怎样才能富裕的问题。国家在亚当·斯密眼中是“不得不有的利维坦”，利维坦是力大无穷的魔鬼，意味着国家拥有巨大无比的权力，很可能作恶。亚当·斯密怎么可能研究国家怎样富裕呢？
院长自我感觉良好是名牌大学院长，便有恃无恐地成了什么都知道的百科全书。但是胡说八道忽悠读者中却暴露了自己学养的严重不足。
今日大陆人推崇的《道德情操论》有一定的人文价值，说这部书为人类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就言过其实了。道德情操构不成人类现代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元素。道德情操是个他亚当·斯密不说别人也清楚的问题。
近几年类似国学院长的说法在大陆频频出现，这个现象很发人深省：拔高《道德情操论》的作法，都是泛道德主义的老生常谈，目的是淡化《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影响力。外国经济学家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一套系统的思想理论”与国学院长的“弥补论”，从不同角度淡化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空前绝后的卓越贡献，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道德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吃饭问题、是人类摆脱贫困的问题！
中国文化、中国人讲道德讲了两千年，穷了两千年。相形见“天上人间”的是：改开后中国讲吃饭问题才讲了三十年，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又走向了富裕。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以毋庸置疑的雄辩力量向人类昭示了一个万古不易的真理：“市场经济是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
亚当·斯密就是不讲市场经济的原理；不讲“那只看不见的手”；不讲市场经济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不讲政府干预市场都是灾难这些惊世骇俗的道理，就是这句“人类致富的不二法门”，也足以让亚当·斯密以思想巨人的形象，顶天立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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