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李老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到部队，后来转业到了建筑材料领域，但军、政均非所愿，一直坚持的，是读书写作。李老师文思敏捷，下笔极快，文章写了不少，终于，1980年代，四十五岁那年，几经周折，调入青岛师专中文系任教。五十岁左右，李老师的头发就近乎全白了，妥帖地背梳着，戴金丝边眼镜，一副学者派头。跻身教师队伍，老师一度非常愉快，研究巴金等现代作家，出过几部著述。李老师讲课的特点，是速度快，容量大，几乎句句都是重点，没有废话，考试不划范围，讲过的都可能考到，有些同学颇以为苦，而我能够速记当堂的内容，掌握的还好，受到老师青睐。
1991年暑假，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李老师，那时老师的家在上海路南头一个窄而陡的小胡同底，老式公寓，两间。老师很热情，师母尤其热情，东海口音，瘦瘦小小的一位中年妇女，为我们泡茶、端水，但明显地有病容，说去医院看过，没检查出什么，只是不舒服，也许养养就好了。可是情况越来越不好，开学后听说老师请假，陪师母到济南、北京等大城市看病去了，不久又听说，还是确诊不了，人是日渐衰弱，没等到查出病因，稀里糊涂地去世了。
“老李，真是的，要是还在建材局，以他的文凭、资历，起码该到副局了。”有一回闲聊，袁老师这样说。多少年后，我才敢在心里反诘了一句：您呢？您如果沿着陈毅元帅警卫员、入城干部的政治道路走下去，而不是非要去考北师大……
春节，我给李老师拜年。一个五十岁的男子，带着两个未成人的儿子，跟师母在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后来我问过李老师：弃仕途而执教鞭，后悔么？老师低头考虑了一下，只是说：如果还在局里，你师母有病的时候，要个车，总可以的。别的，都没提。
世纪之交，我在波罗纽子的一家旧书店买到一本中华书局旧版的《诗人玉屑》，扉页竟钤有李老师的名章。波罗纽子，距老师家不远，而这种书，收藏者重名的可能性不大。老师的藏书如何散出？从别的老师那里打听到，李老师退休后，搬家了，似是飘然远引，谁也不知道现在住在哪里。推想老师这几年的遭际，我心怅怅。过了几年，我迁居浮山后，又在一个书摊上遇见盖着李老师名章的一摞文学理论杂志，不久，竟与老师不期而遇，原来老师也住在这一带。师生倾谈，老师告诉我，两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做父亲的把老房子给了一个儿子，积蓄给了另一个，孑然一身，远离了老市里，到新拓建的城区来了，房子租着住，喜欢哪里住哪里，可是每逢搬家，藏书即成拖累，狠狠心，大部分处理了。还在写东西，写一些在职时没来得及写的。又几年，老师说，眼睛不行了，读书写字感到极吃力，看样子，要放下笔了。好几回，天暖和的时候，我看见李老师坐着马扎，和年纪相仿的一群老者，或聊天，或下棋，兴致还不错。
“泯然众人矣”，我想，谁能料到，这位路边的老汉，当年却是一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学教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思维，许多前辈的所作所为，后人是无法理解的。李老师，还有袁老师，都是自愿地放弃仕途，走入执教、治学的路，是仍然恪守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么？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
多一些不一样的人生，才能构成多姿多彩的历史。
2014年11月17日黄昏
原载《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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