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丨李登辉与相辉堂

登辉堂前，宋遂良（左）与妹妹博英

复旦大学青岛校友会的会刊《青岛复旦人》，于2023年12月出版第九期。“校友风采”栏目的“宋遂良文学文献展”有一枚老照片，是宋教授与妹妹在登辉堂前的合影。
熟悉的“相辉堂”前的一大片草坪，据说是仅仅比虹口公园内鲁迅墓前的大草坪小的公共绿地。由周谷城先生题写的“相辉堂”三个字，在浅蓝灰的建筑墙面上显得格外醒目。相辉二字，取自先驱校长马相伯和李登辉的名字组合。如果不看这枚照片，还真忽视了相辉堂之前是被称作的“登辉堂”。

先驱校长马相伯（左）与李登辉

马相伯（1840-1939），世纪老人。他出生年代的1840年，正是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的起点，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都是他的弟子。见证近现代史的马相伯，在人生暮年时发出“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的切身感慨。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勇气担当，在马相伯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登辉（1873-1947），担任复旦校长达23年之久，培育出二十六位弟子先后出任大学校长，比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由此，他还被誉为“人伦师表”。1946年国立复旦大学成立后，为报答恩师李登辉的贡献，时任校长章益募集三十余两黄金献给年逾古稀的老校长。李登辉知道后坚决拒绝，后来继续募捐并据此款于1947年建成“登辉堂”。

《青岛复旦人》期刊

宋遂良教授求学的1956-1961年间，邯郸路220号校园的西北角上还是登辉堂的名字。八十周年校庆时，为纪念创立复旦的马相伯和建设复旦的李登辉两位老校长，大礼堂登辉堂更名为“相辉堂”。这座极具历史意义和人文情怀的建筑，堪称复旦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拙文“讲座复旦开放大学”，有幸刊登在这期校友会的会刊。所选的配图，恰巧也是以相辉堂为背景的在大草坪上的合影。相辉堂西南的建筑，是世界经济系的办公楼。与相辉堂遥遥相对的，是大草坪南侧飞檐翘角结构建筑的经济学院。

黄亚钧老师（后右三）与学生合影（后左一为本文作者）

记得在相辉堂聆听过一次报告。某个周末的晚间，又在相辉堂看过连续放映的两部电影。第二部片子的开头，是美国的警察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影片台词中的一句“又是南区那鬼地方”，引得观众哈哈大笑。

南区，复旦的研究生宿舍区，位于政肃路的最西端。南区的正门在松花江路2500号，因当年道路并未全线贯通，使得从东面依照门牌号寻找2500的大门时，往往要让陌生人费尽一番周折。

耶鲁大学毕业的李登辉，1906年受马相伯之邀，出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辛亥革命后，马相伯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前往南京任职，李登辉便于1913年继任校长。同时，他兼授英文、法文、德文，还包括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科目。以出版的著作为例，有《李氏英语修词作文合编》（1926年初版）、《文化英文读本》（1927年初版）、《文化英文读本翻译问题解答》（1928年版）、《双解实用英汉字典》（1938年版）以及英文著作《中国当前的要害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