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农历甲辰年的大年初一。从1月1日的元旦到2月10日的春节，前后相差了40天的时间。阳历与阴历呈现的不同日期，让中国农历新年的概念走向世界。
快速传播的两则短视频，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总理向中国人民和华裔族群的龙年致意。其中，澳总理选用“农历新年”和新总理擅用“中国新年”的各自用词，惹得网络留言呈现强烈点评。显然，有更多的人倾向于新总理的说法。
不管是世界政要的讲话，还是各国地标建筑的灯光表演，受众群体不仅在于被远隔重洋地得到相关的问候。更重要的是，所在国范围内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国民和长留短驻的其他身份的居民，也是政客们需要做出表达的对象，以彰显其多元的社会结构和普世的价值理念。与其说这是他国的外交礼仪，不如说是标准的内政事务。此时的锦上添花，有谁还会何乐不为。
实际上，甲辰龙年对一己的最大收获是学到两个汉字，即三条龙的龘（dá）、四条龙的𪚥（zhé）。三龙之da，为龙腾飞的样子，它与双龙结构的“龖”相通。不过四龙之zhe，则是啰嗦、唠叨之意，也是“詟”的异体字、表达惧怕的含义。
显然，三龙组合的表达方式更受人们推崇。于是乎，到处可见“龙行龘龘”的倾心祝辞以及令人展开无限遐想的完美境地。甲辰龙年，因龍而腾的气势，无不体现在一片营造的节日氛围之中。
单纯从da或dada的发音角度，双龙和三龙构成的汉字很难与异域文化找到恰当的呼应。这对中国龙的神话传说缺乏足够理解的外国人来说，确实难让他们及时获取心灵的碰撞与情感的融通。
有趣的是，龙年的英文翻译已开始呈现“龙”与Loong对应的情形，而非惯常使用的Dragon一词。究其原因，在于东西方对dragon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因此，选用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以汉语发音标注的loong为依据，不仅突出本国的文化特征，还能避免在理解和传播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偏差和错乱。
然而，以loong为源头，仍旧是沿袭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字和词语做读音的标注。不管是loong还是dragon，尽最大可能地诠释和丰富中国龙的文化内涵，远比表层的弃用dragon而采用loong更加重要。这应当也是文化自信的深层体现。
另一方面，若以现代汉语拼音的long取代旧时代的loong，是否更有现实意义呢。考虑到英语单词long的实际发音，它与“浪”的读声近似而易被恶搞。那么以龖字为启发，尝试使用dalong/Dalong与“龙”互为对应，是否可作为一个新的选项。龙年，YEAR OF DALONG！
上个2月10日的春节在2013年的癸巳蛇年，下个2月10日的春节要等到2043年的癸亥猪年。当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时，原本没有阳历的新年应在1913年才迎来第一个元旦。而习惯称作元旦的春节，到1914年后才正式与春节之名吻合，即“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春夏秋冬、四节分明，始自民国、传至今日。
迎来的龙年，久违的龖龖。自然而然，想到民国元年的春节到底是怎么庆祝的呢。按照阴历的日期，壬子鼠年的春节在1912年2月18日。据13日《申报》第二版，一则“本馆谨告”的声明提及，“阴历年底，人各有事。报界向例，均停版数日，藉以修葺机器，清理账务。今当改历伊始，社会习惯尚未改变。本报准，自阳历二月十四日起（阴历十二月廿七日），停报一星期。至二月廿一日（阴历正月初四日），再行出版”。
“改历伊始”，应为实行公元纪年，即以1月1日的元旦为新年的开始。但至少以“申报”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依旧还要附和已有的“社会习惯”。可以设想，民间对农历新年的认知度始终存在。叫不叫元旦，已无关紧要。营不营造气氛，以民国之实，当以国民为本。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结尾，以“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向世人传递新纪元的起点。袁世凯当政时，春节又获准批复成为替代旧元旦的新词语。自此，中国人的新年就有了阳历1月1日的元旦和阴历不定期的以正月初一为准的春节。
难怪几年后，孙中山先生曾发出感慨，“新新年为民国的新年，为共和国家的新年；旧新年为君主时代的新年，为专制国家的新年。……国人对于新新年不甚注重，对旧新年反注重之，是有权利而不知享，是尚未知自身已成为主人翁者。”
鞭炮齐鸣，举国同庆。百多年过去，有谁还在意元旦还是春节、民主还是专制呢。至少没有公元纪年的实施，如今还不知要数到康熙N年或是乾隆多少年了呢。
202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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