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外
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海州赴密州，十一月初三到任，为官太守。秋冬之交，满目苍凉，地博而荒颓，比之江南风物寥落很多，苏轼戏称“桑麻之野”。他在这片饮食起居均不太适应的土地两年，熙宁九年十二月，辞别时诗答继任者孔宗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尽是对密州百姓的怛恻之情，难为当地谋平安的怪责之意。
刚到诸城那会儿，苏轼见境内百姓于田野道边忙着用蒿蔓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便知受了蝗灾，下车打问，当地官吏道：“蝗不为灾。”有的睁眼说瞎话：“蝗虫来，为田地除草。”苏轼见过蝗虫漫天飞舞，起落时绿洲变赤地的景象，愤然道：“将谁欺乎！”上任不到二十天，即上书朝廷，请求豁免秋税，建议用青苗钱贴补民生。密州两年，除治盐拿贼，抗拒朝廷大小官员“造律”欺压地方，出奏百姓谋生之苦，还为本地弃婴做了一件看似微末之事，今日看来，却意义深远。蝗灾、旱灾、盐灾、盗灾、官灾……致使民间贫弱，苏轼下乡探访时，一路简行，时见荒野弃婴，心实难安。他筹措一笔经费，凡养不起婴儿的家庭，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生成，就不会再抛弃了。这看似书生意气的施政，温暖了一方土地，弃婴减少，人口回升，人伦之灾缓解。
寂寞孤独是苏轼的生命状态，又因此让他持有豁达朗观。前者源于出仕之多舛，后者源自内心之丰润。一实一虚成就了苏轼。若说苏轼算不得成功的政治家，却不能否认他是出色的文学家。怀才不遇的耀眼之光让他身后留下许许多多文化畅想的遗迹。历史最终给了每个人最贴切的结局。熙宁八年，出任密州第二年夏，苏轼偶然发现破败荒芜的官舍北一座废弃的旧城台，稍加修葺，就成高而明的休闲之地，登台四望，马耳山、常山若隐若现，穆陵幽然如城，潍河浩渺北去，视界很好，风景壮阔。他去信让为官济南的老弟苏辙取个名字。深谙苏轼者莫如苏辙。苏辙很快回信，建议叫“超然台”，并解释说：“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违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熙宁九年中秋佳节，苏轼与僚友会饮于超然台，欢愉之际，抬头望大而圆的月亮，竟只一枚，子由老弟可也在遥看这轮明月？团聚的人们如何晓得世上的时间不是倒计的呢？苏轼悲从中来，大醉，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孤高的词句，超脱了物的羁绊。
苏轼进士及第，一生出仕，屡遭贬谪，若无旷达胸襟，如何安身立命？迁徙流转任中，“东坡处处筑苏堤”，其中烟柳笼纱的“苏堤春晓”已是杭州西湖的十景之一，至今游人如织。被贬安徽阜阳时，苏轼率众疏浚颍州西湖，筑长堤成景。再贬广东惠州，苏轼已年近六旬，他捐助疏浚惠阳西湖，修长堤一条，后人亦名苏堤。苏堤横穿湖心，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水生灿烂，美景撩人。从超然台到苏堤，再到海南儋州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桥……一系列文化现象和结果，全非为官之便，怕与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文化视野、文人睿智多有关系吧？
歌德说：“人生苦短，勿饮劣酒。”有时候我们会问：历史这个物件，更老了还是年轻了，高尚了还是俗气了？反过来想，每一桩事情都不是它们本来的面目，而可能代表着另外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俗生物内，物外无恶俗。
雅士
烟花三月，扬州城披上春天的新衣，淡妆浓抹，等人来赏。三月初三这天，人们骑毛驴，或坐篷车内，去城郊水涘修禊，以游玩为主，吐尽腹腔一冬的闷气。这里面，不乏结伴同游的文人名士。他们与街巷布衣的不同是吟诗作文，让山水怪石艳花碧草文字中复活，留给后人诗情画意，名之雅集。
出来镇淮门，步循小秦淮曲曲折折北上，两岸诸多情态，一丛竹一丛木，隔不远，再一丛竹木，倒映清流之中，淡淡的，水雾中，青石间，半弯腰一个女儿身，撩水梳洗长发，手边稀竹翠叶就多了一份婉约。康熙三年春天，扬州府推官王渔洋《红桥游记》写：“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树石，溪塘幽窈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一同冶游吟赋的，还有林古度、杜濬、孙枝蔚、徐承家等，他们步行大半晌，感觉累时“拿小艇，循河西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所谓红桥也。”红桥，扬州城文人名士频聚之地，落下多少如花步履记不胜数。康熙二十七年胜春，孔尚任慕王渔洋诗名，召集八省二十四名士雅集红桥，其中不少王渔洋好友，称“八省之会”，留下了“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的记述。有谁知八省之会为他创作《桃花扇》带来多少灵感呢。卢雅雨，即与纪晓岚结为亲家的卢见曾，时任两淮盐运使，曾三次召集颇具规模的红桥雅集。第三次集会上郑板桥终与袁枚相会，两人避谈走狗，却传出讨论大清律最好废除刑杖之“打屁股”的趣谈。
王渔洋者，王士禛也，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四年进士，诗名中天，扬州推官五年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康熙三年雅集上一首《冶春绝句》“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声震江湖，唱和者众，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盛况。李斗《扬州画舫录》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冶春和红桥，因王渔洋诗文一时成清初文人名士的向往之地。扬州的园林山水浸泡了王渔洋的诗情，即便进京做了刑部尚书也念念不忘，于周村城西长白山自然风光中修建“夫于草堂”，闲暇时小住。“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康熙四十三年被罢官归里，居草堂，著小文，《长白山录》详尽记叙了长白山的自然景色、山川风物、民生民俗，不失雅士情怀。
乾隆十七年秋冬，郑板桥六十一岁，被罢官，结束了潍县七年县令，告别了官宦生涯。时年，他并未草草返回扬州兴化，而是抱铺盖卷离开县衙，借寓好友的郭氏南园。南园为潍县最大园林，遍修篁竹，亭台隐现，夹道通幽，他于小径徘徊，画下竹石兰花，炼句题词，赠送并逐一辞别故友，当时的诗句，尽弃阿谀奉承，返回了诗人本质。来年三月，三头毛驴带他下了扬州，又见烟花柳巷，让他好不自在。他在兴化和扬州之间穿梭，卖画为生，享受清贫但不失风骨的书生晚年生活。郑板桥喜爱园林不减当年，扬州城北及瘦西湖一带，园林座座，相接不断，其中的李氏小园占地约十亩，他去扬州便进住几天，感受清风明月，物是人非。城东二里远的梅庄，也是他多次流连的方寸，作《梅庄记》，以抒情怀。虽再无雅集可喧，但他时时与自己的灵魂交汇，率性游冶，举笔而作，岂非亦雅士的雅集之举？
阴历的三月，青苗萌发，再不用躲避啮齿动物。即便春去冬回，寒风砭骨，雅士们也不需要穿道德的外衣了。库切说：“我们穿过尘土就像鱼儿游在水里。”
独乐
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退居洛阳，静观安石表演，王偁《东都事略》称他“绝口不言事”，言外司马温公怀抱政治家的沉默，秋毫却了然于心，与苏轼言“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的天真话大有分别。司马光远离朝廷不言事并非居洛阳不做事不察事。谨慎即大勇。他在洛阳城东南置地二十亩，筑园圃名“独乐园”，埋头著述《资治通鉴》，估计不足的是一呆就是十五年。期间王安石政坛之上看似风光无限，却连遭两次罢相，司马光终得复出，尽废新政。郁闷孤寂中，1086年王安石病逝南京。是年司马光亦溘然而去。
独乐园修建于尊贤坊国子监旁，地角尚好，却算不上大园子，与洛阳城的多处名园不可比。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载：“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椽屋，浇花亭、弄水种竹轩尤小……”独乐园读书堂北侧挖有池塘，塘中建茅屋，叫钓鱼庵，塘北叫种竹斋，东辟采药圃，圃南设亭子，叫浇花亭。整个园子当中筑个土台子，名为见山台。司马光读书著史之余，缓步见山台之上，不知能否遥见王安石王半山朝堂上的呼风唤雨。《独乐园记》中，司马光把引以为乐的事框定为“皆世之所弃”之事，如“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乃光之所独乐也”。今日观之，无此独乐，难成《资治通鉴》吧。不过，就像一位诺奖作家所言：任何东西一写出来就会失去一些鲜活性，这种损失只有艺术能弥补。
司马光将所作《独乐园记》驿寄徐州太守苏轼，自然意不在一篇小文，正如退隐独乐园意不在园。苏轼则视文为文，视园为园，并无他想，即刻回函：“久不见公新文，忽领独乐园记，诵味不已，辄不自揆，作一诗，聊发一笑耳。”诗作《司马君实独乐园》写道：“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司马光盯看一个个纯粹的字，想必当可爱地莞尔：此为真独乐也。同朝为官、诗友又是至交的李常转道徐州看望苏轼，两人十日欢聚，每天聊到深夜。李常离开时，苏轼送他竹笋和芍药花，并作《送李公择》诗：“有如长庚月，到晓烂不收。”把这位严肃的学者差点乐坏。苏轼却因数得出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又要天各一方而深感悲伤：“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原载《青岛文学》2020年第二期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