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发现过程已经无从考证，只知这块牌匾是和其他一些杂物一起被处理掉的。幸亏被收旧书的J先生得知，避免了被肢解另做他用。
该匾长244厘米、宽63厘米，厚3.8厘米，由一块独板雕刻而成，背面有五根卯榫结构的竖撑起固定作用，上方两侧各有一个铜螺丝，有用铁丝捆绑悬挂的痕迹。
匾额用大家熟悉的康体行书题写，落款康有为书，下有印章两枚，一枚为“康有为印”，另一方是晚年常用的“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长文印。两印均系用刀直接刻在木头上。
经查，所题写的青岛医学校是日本同仁会青岛医院的附设学校，地点在江苏路19号。
1902年，日本财团法人成立了带有慈善性质的同仁会，其章程是帮助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开展医学教育。从成立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接收或创办了北京、汉口、青岛、济南四所医院，以此立足，开展疾病诊疗、疫情调查、医学教育等。
同仁会青岛医学校1924年9月开办，1930年10月停办。共招收了三届学生，1924年7人，1925年15人，1926年17人，39人全是中国人。
虽然叫医学校，学制却是四年，从所列课程看，难度不次于现在的本科。老师就是青岛医院的日本和中国专家。1928年10月，第一届七名学生毕业，全部留在青岛医院，优等生郑振纲分配在内科、陈志藻在外科、张清和在小儿科。之后第二届毕业生也都留在青岛医院。
毕业生参加工作后，还可以到日本本土同仁会合作医院继续进修，陈志藻在三十年代到日本帝国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回国后创办博济医院，成为著名的医生。抗战胜利后陈志藻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青岛市卫生局局长，1949年之后他依然担任市卫生局局长，1959年任市政协副主席，1993年去世。
一座日本人开办的学校，怎么会有康有为的题匾？此事是怎样促成的？是求医问药相识？还是慕名而来求字？或者是有朋友从中介绍？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很难有一个标准答案。
一本《同仁会三十年史》的日文书，透露出一点端倪。
大隈重信，这个在康有为全集中多次出现的名字，曾经是同仁会的第二任会长，时间是1904至1922年。
大隈重信（1838—1922），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曾任日本第8届和第17届两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他是明治维新的主要推手，他主导的改革让日本成功地建立了近代工业，巩固了明治政权的根基，为日本以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他还创办了早稻田大学，是一个有胸襟有谋略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香港，面临后党的通缉和追杀，就在进退维谷、险象环生时，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隈向他发出了邀请，派专人护送其到日本，在安保和生活上给予周密安排，由此成为至交。
在《康有为全集》里，收有康有为写给大隈重信的3封信。一封写于1900年的信，是吁请大隈君动员日本政府向清廷施压，拯救光绪。1917年的信则是感谢大隈赠送的手杖、古瓷瓶、漆雕等礼物，还用较长的篇幅申述了君主立宪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希望得到大隈的支持。1921年的一封信，是感激大隈在小女偕婿东游时给予的关照。
1923年4月，得知大隈去世的消息后，康有为郁郁于怀，写下《大隈侯大德颂》一文，“富士之峰，峻极于天，白云蓬蓬，诞降英贤，生大隈侯，为日本魂。”他历数大隈的功德，将大隈比作管仲乐毅，比作诸葛亮和俾士麦。“蒙授餐适馆之雅，荷饮食教诲之恩，既悼夫之大德，愿永怀以终身。”
尽管大隈1922年就过世了，但他在同仁会经营多年，许多部下不会不知道他和康有为的关系，在青岛开办学校，找已是青岛市民的康有为给题一个牌匾，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尽管天游园周边的风景如画，但因为事业和交际的重心尚未转移过来，康有为在青岛的时间并不多，留下的遗迹寥若晨星。这块匾额应该是青岛现存唯一一块康有为题匾原件。
该匾的书体和传统有所不同，少了一点起承转合，多了一些宇宙洪荒，初看还有点别扭。有人认为这属于名人字，只看写字人的名气，不讲字的好坏。这个观点符合社会一般规律，在康有为这里则不好用。和一般的名人字不同，康有为的字，尽管出身山野，用笔率真，但也是有来历的，属于碑学的摩崖体，个性倔强有特点不说，还承载着南帖北碑这桩绵延两个世纪的官司，是书法界经久不衰的话题。青岛医学校这块匾，是康有为为数不多的题匾之作，也是其书风形成的代表作。只不过此匾的制作有点粗糙，布局有点满，刻工也一般。可能当时青岛没有高手的关系吧。
白驹过隙，物是人非。距康有为题写这块匾额已近一百年了。医学校没有了，匾额还在；人没有了，故居还在。只可惜了那些激情飞扬的思想，那些停留在书本上的文韬武略，还有几人研读，几人思考呢？
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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