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基于洪泰火柴早在1920年向北洋政府注册而取得的营业执照，又再次换发给洪泰“设字二二五号”执照。这在胶县政府和胶县商会均有存案。
从1931年10月山东省政府实业厅编印出版的《山东工商报告》可见，洪泰火柴有大爱国、金鸡、天官、金牛、剪子等五种商标。工厂拥有职员9名、工人250名（内有童工200名）、女工55名（内有女童工12名）。
这份调查报告提及，洪泰火柴的“火柴原料约分火柴杆、胶、硫化燐、亚化铅、洋硝、条皮、木底等。除火柴杆系国货外，其余原料悉数由德商禅臣洋行采办”。具体到每年原材料的种类、数量、价格，又包含如下：
木杆一万八千包，每包一百七十斤，计洋十三元。胶，八十斤，计洋四十元。硫化燐，四十磅，每磅三元六角。亚化铅，二十箱，每箱八十斤，计洋四十元。洋硝，一百六十斤，计洋八十元。条皮、木底，五十万个，每一万个计洋一元四角。
依照常规，洪泰出产的火柴售价约为40元一大箱。该调查进行时，“市价每箱大洋四十四元，其销售地点系胶济、陇海两路沿线，每年之产品全能销出”。由此看出，洪泰火柴借助铁路干线拓展市场，前景预期、颇为乐观。
据统计，1927年工厂盈余三千元、1928年盈余五千元，但1929年却是亏损六千元。调查时的“本年约亏三万五千元之谱，盖本年六七月间，十九师李啸溪师部驻厂内，损失约五千元。嗣又遭火，损失约值三万元”。
虽然1929年胶县洪泰出现亏损，然而李涟溪还是扩大了生产规模，并且在济南开设分厂、在青岛设立总管理处。
1930年代初，火柴行业因产量过剩、统税提高、瑞典倾销、日本干扰等多方面因素，出现市场萧条的状况。1933年借春节放假之时随即停产，特别是这年七八月间李涟溪又不幸去世，使得洪泰火柴逐渐步入低谷的困局。
值得一提的是，胶县洪泰的工作时长在每天平均11小时的情况下，还规定“工人因工受伤，由厂方为之治疗”。同时，“每月一号与十五号，均休业一日。年终，休工一月”。这些工人的识字水平大都不高，多为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
洪泰在济南的火柴工厂，于1930年12月1日正式开办，落址济南大槐树。因厂区设在旷野地带，占地四十七亩，厂房和宿舍显得极为宽绰。工厂还设有医院，以备工人之用。调查结论认为，“该厂主具有企业能力，种种规划尚称合宜，为‘五三’后新兴事业之最完备者”。
济南洪泰的资本金十万元，远超胶县。厂主李涟溪，委托广饶人孙延五担任经理。所选商标与胶县工厂使用的金牛、金鸡、天官等牌号相同，拥有职员23人、男工169名、女工123名。在原材料的采购渠道方面，济南工厂的木材取自关东，硫化燐和氯化钾等化学品则从日本和德国进口。
胶县和济南两地的洪泰，在李涟溪去世后也发生了剧变。长子李恩霖分得胶县工厂，但他不善经营并一度中断了生产。日占青岛后，李恩霖向青岛的伪治安维持会申请复业，但未得到实业部的核准。1939年6月后，工厂被迫变卖出售，由台东镇商会会长杨玉廷购得。之后，从胶县迁至青岛，又归属即墨人江鹤泉在利津路11号经营。
李涟溪的次子李汝霖分得济南工厂后，出售给东源火柴的王渭川、王洪九。直至日占济南时，又沦为敌产。抗战胜利后，王渭川收回东源，山东掖县人任子文成为洪泰火柴厂的经理。作为济南和青岛两地的洪泰，它们的命运算是殊途同归。公私合营后，洪泰的成长基因慢慢渗透于济南火柴厂和青岛火柴厂的后续发展之中。
根据三十年代初的青岛市火柴业同业公会资料，洪泰火柴工厂登记的青岛经营地为莱阳路新八号。李涟溪去世后不久，这处房产出现在1934年2月至10月间，青岛地方法院负责审理张恩堂与李恩霖因货款纠纷的诉讼案件中。涉及到的债务人李恩霖，其拥有的莱阳路房屋遂受到扣押。法院的判决，自然指向对该标的不动产的处置。
山东黄县人张恩堂，是埕口路23号合兴利制杆厂的经理。这起官司之所以出现，可能还是与火柴杆的货款处置关联。莱阳路新八号的最终判决究竟如何，尚未进一步核实。而知情人讲述的李涟溪后人仍居住于现在的莱阳路35号，它到底是否为三十年代的莱阳路新八号，一时还不得而知。
202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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