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其时省内最大的民族火柴企业，振业公司已拥有济南、济宁、青岛三大生产基地。就实际状况而言，济南“每日出火柴五十五箱，行销本地及鲁西、鲁南、徐州一带。市价每箱四十三元，全年出品总值在八十万元以上”。济宁的第一分厂则是，“全年能出一万五千箱，每箱价洋四十六元，专销售鲁西、鲁南一带，出品总值在六十万元以上”。
青岛一地，未在“报告”中。但第二分厂的青岛振业自1928年投产后，每日产量可达80大箱、售价42元的水平，足见后来居上的态势。
产量位列前茅的背后，是经济效益的丰收。济南振业在1927年和1928年连续两年“俱盈余六万元”，1929年还“盈余四万元”。但1930年，“因工资提高，出货减少，约亏万余元”。
至于济宁的盈利，它在时段上亦与济南同步，即1927年“盈余四万五千元”，1928年也是“盈余四万五千元”。但是在1929年，“因受怠工影响，亏本二万余元”。1930年“尚未结账，大约仍须亏本”。
从1929年济南振业“曾在南京工商部注册，系股份有限公司”后，伴随青岛振业在厂房面积、投资规模、生产设备、技术力量以及品质管理、市场销售、职工人数等各个方面均为三家振业火柴厂之首时，1933年丛良弼正式将企业改组为“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也从省城济南移至海滨青岛。
振业青岛在建设之初，便将半成品原材料的梗片纳入整体规划，并且在曹县路33号设立梗片加工的专门厂区。这份“工商报告”提及，济南振业“所需木杆、木盒，曾在本地设厂制造。嗣因原料缺乏，遂将此部迁往青岛，从关东购入木材，制成木杆、木盒等，以供各厂之用”。济宁的“木盒、木轴，系从青岛分厂发来”，体现青岛作为生产基地的建设初衷以及得到发挥的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彼时济南工厂拥有职员35人、男工260人、女工260人。济宁工厂的职员有36人、男工280余名、女工230余名。
在“管理及待遇”方面，济南的“职员月薪最高者四十元，最低者十元。男工每月工资最高者三十五元，最低者十元，由厂内供给伙食。女工多按件给资”。济宁的“职员月薪平均二十元，厂方供给伙食。男工每人每月工资平均十三元、女工十二元，伙食均归自备”。
北南相距三百里的济南和济宁两地，在城市功能和经济地位呈现明显差距。由此涉及到同一家企业的两处工厂，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区上的差异。不过，振业公司内部的“厂方设有补习学校、疾病厂方代为医治”，甚至“年终发给双薪”的绩效工资都完全一致。振业公司在当年不太强调和提倡的企业担当和社会责任方面，应当说还是走在同行业的前列。
报告最后的“改良意见”指出，济南应当侧重转向安全火柴的生产，因为这是“潮流所趋”。济宁工厂则应从教育和引导工人入手，在“明了中国生产之落后、外货之可畏”的前提下，尽力做好劳资关系的协调，避免怠工风潮对正常经营的影响。
实际上，对于振业火柴来说，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幅度提高统税以及中日火柴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彼此较量，都已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在积贫积弱的旧时代，特别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更是加大了对民族火柴工业的军事干预和经济统制。即便是在抗战取得胜利后，振业火柴始终未能再现往日的辉煌与重新焕发盛年的光芒。
20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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