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岁离开家乡，从小生长的村庄就成了故乡。父母在，故乡就有一种天然的引力，逢年过节不由自主想回去看看。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吃顿饭就离开，最多也就春节期间住三两天，我家住村子的东头，每次回家都从村东的小路进村，因为我家在村子里是单门独户，没有叔伯兄弟可以走动，也就不到村子里转悠，对从小生长的村庄已经完全陌生。直到今年，因为母亲身体出了故障，需要人照顾，我抽空回乡住了些日子，偶尔会在村子里走走，这一走让我心里生出若干感慨——这还是我的故乡吗？走在村子里，遇见的人，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看我眼神也越来越陌生，新房子我全然陌生，老屋多半徒然而立门锁高挂，人去屋空。我的故乡已经不是我心中的样子，它在眼中已经开始坍塌。坍塌的印象直接来源于村子里面一栋倒塌的房屋，我的邻居一栋老屋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倒塌了好几年，只有一面山墙依靠几根石柱支撑，勉强立在那里。老屋的主人——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奶奶念念不忘的就是让老屋重新立起来。今年夏天，我回乡短住，听父母说老人佝偻这瘦弱的身躯，在废墟里捡拾瓦石，我眼前浮现出一幕伤感的画面——故乡正在坍塌。
最近参与《青岛市地名志》的编纂工作，对村名和村庄历史特别上心，回到村里，才发现自己对从小长大的村庄历史竟然所知了了。但是，人们的历史意识并没消亡，有人在追忆祖先，追记族谱，追寻村庄的踪迹，我们村于2010年时在村口立了碑，当时村庄归属平度市白埠镇管辖，如今白埠镇的建置已撤，合并到了同和办事处。这块碑的历史价值陡然提升，有了这块石碑，后代就会对这一段历史一目了然。
我的故乡，位于平度西南部，处于平原洼地，曾是十年九涝的“西南洼”。从我小时候至今，村子一直维持在200户、1000口人左右的规模，在周围村庄中算是规模较大的村庄了。村子于民国二十年前后，一度属于昌邑县管辖，这是我回乡在一通墓碑上知道的，这一发现，让我明白了我们村何以被称为“三泊地”，其实我们离昌邑远比离平度城远，当时区划的原由无从考究，由此我们村成了三不管的地界，民风强悍，在周围是出名的。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可是很多人对自己生活的场景的历史知道得很，大约就像我对村庄的历史无知一样。从村口的石碑上可知，村庄的历史大约四百年左右，当时刘姓始祖从四川移民过来，先是在别处立村，后来迁移现村址，村后有一条河——龙王河，村子在位于高密到掖县的官道旁立村，村名以姓氏加“古路”命名。有河，水源就丰富，有路，交通方便，这是立村的先天优势。后来，河道已经淤塞，古路成了羊肠小道，村子闭塞得很。亏得前些年村后通了公路，否则，每逢雨天进出都是大麻烦。刘姓始祖怎么来到这里，细节无从考究，其他旁姓更是语焉不详。于姓目前在村里只有我父亲和弟弟两户，我们家是从我往上五代从平度辛安搬到这里的，有族谱作证。
我们村的祖坟在村后，从前各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茔地，后来上级要求集体迁坟到村后面，集体坟地种了果树，坟地就成了果园，村子的主姓刘氏和各个旁姓的祖先们就这样聚在一起了，每逢清明和春节，村民集体祭扫，场面蔚为壮观，很多平时无从得见的都可能在这个时候见面，现在村子不像过去还开大会，因此坟地也成了活人聚会的场所。可惜的是果园在大包干后废掉了，我村果园的桃子很好吃，废掉真是挺可惜的。因为果园的消失，支撑这段记忆的场所也就坍塌了。
前两年墓地南侧竖起一块旧碑，据说是翻修旧屋发现的，后来移到此处重新竖立。去年回家上坟，我特地仔细看了这块墓碑，原来记述的是村庄先贤刘克让先生生平。刘克让，号逊斋，当年以全县第一名考中秀才，村里老人都尊称其为“大秀才”。村里另外一位考中秀才的是他三弟，人称“三秀才”。这个家族是耕读世家，当年一门出了两个秀才，对于一个地处僻远的小村庄是件挺值得自豪的事！据墓志记载，逊斋先生为学不分汉宋，治经以孔子为宗，以周程张朱为辅，尤以西铭（张载）之学精研领悟至深，为时人敬重。可惜因过于用功，导致眼疾，又因庸医误治，于30岁前目盲。他竟靠着听读历代名医著述，自己成为一代名医，从此杏林春风温暖乡里。他儿孙满堂，子孙多有出息。他于72岁病逝，末及见到土改后的家道败落，也是一件幸事。
说到土改，想起2019年国庆长假中的一幕，假期回乡探望父母，进到屋里刚刚坐定，院子走进四位不速之客，为首的老人有些年纪了，后面跟着的应该是他的子女，说是从蒙阴来的。这几位客人我是从没见过，也从未听说家里有革命老区的亲戚，我正纳闷着，只见陌生老者进到屋里一言未发，直直盯着我父亲，眼里充满着期待，似乎想唤起陈年的记忆，我父亲也是一脸愕然，怔怔打量着来者，显然他记不起这位访客了，两个老人就这样互相看着对方，足足半分钟，时间似乎凝固了，这半分钟就显得特别长。还是访客打破了沉默，说，你忘了，我是你的老邻居，我们家就在你家东面。我父亲似乎想起什么，问道，你是不是几年前回过村子修家谱？老者说，是啊！父亲问，你的大号？老者说了自己的名字。两位老人仿佛都回到了久远的过去……
老者姓刘，他爷爷就是墓志的主人大秀才刘克让，他家的宅院在我家东邻，我小时候生产队的牲口屋即是他家庞大财产充公为集体财产的一部分，生产队的场院也曾是他们的私家场院。这个一度是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家族，在1947年彻底改观，1947年的一个拂晓，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当年还是刚刚记事的孩童，在夜色掩护和好心人的救护下，翻越围子壕沟逃离村庄得以活命，后来随家人辗转到了蒙阴，从此断了消息。72年后，老人回到村子，找到当年的邻舍，说起来仓惶逃命前对村庄的记忆，尽管遥远，却仍旧让人不寒而栗。老人家里在1947年遭了大难，一夜之间，宗亲遭到屠戮，老人因为母亲改嫁了家里的长工，受到保护，在好心人的救助下逃脱凶厄，得以保命。如果1947年他没有逃到邻村继父家，会被投进井里淹死。这个家族在1947年死了不少人，也逃了一些，其中有逃到青岛的，后来还被遣返回老家。刘姓大户被屠戮后不久，还乡团就来了，回头杀了不少农救会的骨干。村子竟然有过如此血腥的一段历史，这些情景多像一部小说啊！可这不是小说，而是血淋淋的现实。这血淋淋的历史记忆也仅限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在年轻一代那里早就付之阙如了。
毕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刘大爷和我父亲的回忆七零八落，能够重合的已经很少，刘大爷反复讲我们家曾有棵枣树，他小时候总在枣子成熟的时候在我家院子外打枣吃，而我父亲则说是一棵杏树。为了这棵早就不存在的枣树或是杏树，两位老人叨叨了好长时间，我和老人的儿女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认真地说那棵已经不存在的树，会心对望一下，没有打断他们的唠叨。我们这些晚辈，听得真切却又恍惚，他们这一辈亲历的历史于我们好像是一段呓语。这个村庄对于他们还剩下些什么？他们的记忆究竟还存留了什么，老人回到村子想找到什么？我们或许永远猜测不透，这就是历史！
刘大爷在我家坐了一会，起身告辞，父亲挽留他在我家吃顿饭，老人的孩子婉言谢绝，父亲和刘大爷依依惜别，送他们出了院子，我看到老人离去的背影，似乎在告别一个时代。
年代久了，大秀才的墓志有的地方漫灭不可辨认，历史就是这样的，时间一过，很多事就成了烟云，散在时空中，无从查考。刘克让先生的直系后代如今散落各处，村里竟然没有直系亲属。好在石碑在，让人还能记得这位乡贤。
刘克让墓志的一面密密麻麻刻着捐款人的名字，其中两位是我的大老爷爷于绍庆和亲老爷爷于绍惠。我这位亲老爷爷也颇有传奇性，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尽管不认什么字，却被尊称“于先生”，他急公好义，行善积德，广为乡里称道，为乡贤立碑这样的义举，他定然不会落下。
碑文文字流畅，为莒县人赵子莪先生口述，赵子莪（1887-1969），字阿南，山东莒县人。1934年参与编写《重修莒志》，志成后去南京国史馆任职，1949年赴台湾，任国史馆纂修。著有《棔香念庐诗抄》《莲浮集》等。
其实，对我而言，我能记住的村庄史和家族史已经少得可怜，每次回家，听父亲说一些陈年往事，零散的信息偶尔存在记忆中，构不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尤其是对被称为故乡的村庄的历史不了解，对现状不清晰，对它的未来很没底，因为关于村中合并的传闻始终困扰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故乡的种种已经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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