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孙犁求学保定，广泛接触社会科学著作，“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的文章、书信、谈话中，他不同程度地回忆过当年的阅读情况，对周作人，只提到他的《欧洲文学史》，直到1990年，在别人送的一册《知堂谈吃》上，孙写了一段较长的题跋，才透露了：“他（周）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的信息。
知堂早期的文章，对少年孙犁一定是有所教益和启迪的，可不久他便由叛徒转为隐士，“老去无端玩古董”，为激进青年所诟病，孙应该也是不满于此的，而1939年的下水，做汉奸，在孙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这几点，加上时代的忌讳，当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谈知堂的原因。耕堂所藏的知堂早期的各种译著，姑且假定是建国后搜罗的吧。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种书，包括初版本、毛边本等，易遇而价廉，耕堂那时已在大量购求古籍，知堂的相关文章，不可能没有暗契其心的一丝一缕。至于知堂建国后的新著，孙则是作为新出版物来购买的，特别是有关鲁迅的几本书，如《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全部购读，文革后期，抄没的书籍发还了一部分，“其他关于鲁迅的回忆书籍，都已不知下落”，只剩了一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74年11月23日，耕堂“检出此书”，“粘废纸为之包装”，并写下了一段愤愤不平的题记：“（鲁迅）先生一世，惟热惟光，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这大概是耕堂首次对知堂的郑重评说。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钟叔河辑的《知堂书话》上下册，有人赠耕堂一部，他又写下一段题记。如果说1974年所记，针对的是知堂的为人，则此记就是对知堂为文的批评：“知堂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多读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书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处，则不尽然。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这一说法未必人人认同，但无疑，是在读了周大量的文字后，才能做出的虽简短却是有的放矢的论述。
耕堂一向不赶潮流，什么事一旦成为时风，腾议于众口，即使他涉猎很早，研究有素，也就立刻缄口不言了。对知堂也是如此，最长的也不过写在《知堂谈吃》书衣上的四百字的题跋。然而二人之间确又存在着可比可勘，可思可议之处，比如他们都有嗜书之癖，嗜购书、藏书、读书——尤其是线装形式的中国古书，中晚年又都以围绕古籍撰写的书话或读书记这一文体而名于世。两人中年都曾一度大量购书，知堂守着北平的琉璃厂、隆福寺，还向杭州甚至日本邮购，耕堂出入于天津的劝业场、古籍书店，也向南北各地的旧书店函购，终致知堂的书装满了八道湾的三间北屋，耕堂有大小十个书橱。物极必反，多藏就有可能厚亡，尤其是在动荡的年月。抗战事起，知堂之所以苦住北平，坚不南迁，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舍不得辛苦聚起的藏书，又迫于生计，自然而然地便出任了伪职。文革事起，耕堂视如性命的藏书被抄，他倒并未痛不欲生，而是格外地冷峻，老伴儿怕有意外，有所劝慰，他却只说了一句：“书是小事”，心中想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在后来的改造批斗中，也有机会摇身一变，成为运动中的主动者，至少不会再遭凌辱，但是他从未夤缘而上，始终退避三舍，自甘“堕落”，直到被“解放”。结果是知堂不择手段地保书却没有保住，先是作为逆产被抄没了大半，后为生活自己出售了一些，总之他的大部分藏书，到死也没能再回到身边。耕堂在运动中忍辱含垢，“苟活”下来，书籍竟发还了大半，线装古书基本保全，他得以在晚年，时时摩挲着这些心爱的旧籍，修整、包装、阅读，写题跋，做文章。1980年，耕堂开始写读书记，主要是关于中国古籍的。
《知堂书话》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已有定论，但其中有一部分确乎是在那里自说自话，以他对著作内容、作者思想、历史事件、目录版本，以及古人名字、斋号、籍贯等烂熟于心的学识，从经眼的古书中信手拈来一段，略加点染，就能用前人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意见，隐晦曲折在所不免，而冷僻之书也实在不少。耕堂所话之书，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常见的、容易买到的，《书目答问》所载正统的经史子集，直到梁启超、王国维的著作，等等，读书记很多是以书写人，而这些人，多为大众所熟知，所津津乐道，如关羽、诸葛亮、魏征、王叔文、韩愈、白居易……他们有的被演义得过了头，有的被宣传得走了样，耕堂则通过相对可靠的文字，还原相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面貌、品德、性格、功过，以及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政治关系等。这些读书记，均写于历尽沧桑之后，以他对人生、社会、政治的丰富阅历，来读历史，自然会有入木三分的深刻认识，他那通透的识见，以洒脱的文笔表达出来，自然大有振聋发聩之力，正如当代书话家薛冰所言：“所读之书不必珍异，心得则必须别出心裁”。
论数量，《知堂书话》有厚厚两大册，《耕堂读书记》只有薄薄两小册，论分量，却可以说旗鼓相当。
2013年中秋节前于德州宁津旅次
附记：此文写讫年余，偶翻《孙犁散文》，发现1982年6月5日孙犁为贾平凹散文集做的序言中，有一段提到过周作人，对其人其文，都持贬义，我写作时没有注意及此，现在录出备考：“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2014年9月28日黄昏秋雨淅沥中于青岛午山松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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