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最初接触《颜氏家训》的时间，不可确知，看他1964年所写《进修二题 · 关于含蓄》，引书中“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的话，是从创作着眼，认真地读这本书，是在1966年的春夏之交，他首先注意的，也是“慎言检迹”谨慎为文的训诫，认为书中批评的五位好写文章的皇帝“非懿德之君”，列举三十四位文人的过失及遭遇的因果关系，也很有道理，于是伏案南窗之下，抄录了这些朴实可爱的文字，“以自警并以警别人”，不久，“文革”爆发，神州鼎沸，耕堂“苦难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训诫之文，希望子孙恪守。拨乱反正，他见到“文代会”公布的四十位被迫害致死的文人名单，极为震惊，1980年1月，写了一篇题为《颜氏家训》的读书记，一方面以为颜氏所说还是应该注意的，另一方面又有所疑问，“难道文章一事带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症那样能致人死命吗？”“我们的四十位殉难者，难道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什么可非议之处吗？”1987年11月，耕堂展读早年所购《汉魏六朝名家集》（丁福保编，上海文明书局宣统三年七月出版，粉连纸铅印线装本，一部三十册），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28日这天，“雨中无事，室内颇静”，耕堂于灯下取《颜氏家训》与此书所载本传相对照，发现多有出入，经过对四位作家的比较分析，感到“颜之推为了教育子弟，强调一下个人修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视历史与客观的原因，则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对子弟的处世，也没有好处”。他将这些意见和对照的经过，写成《买<汉魏六朝名家集>之二》。可知，耕堂对《颜氏家训》一书的认识，是日臻于明晰、深刻、完整的。
知堂、耕堂共同欣赏的，还有一位乾嘉时人汪辉祖。汪（1730—1807），浙江萧山人，字焕曾，号龙庄、归庐，精史部之学而常年入幕，有著作多种传世。
知堂于庚子辛丑（1900—1901）之交，初次见到《龙庄遗书》，觉得汪的回忆录《病榻梦痕录》最有趣，以后时常翻阅。1937年春节，他逛厂甸，买到汪的《双节堂庸训》六卷和《梦痕录节钞》一卷，那部刻于道光以后的“庸训”，引起了他诸多感慨。汪少孤，由继母王氏、生母徐氏教养成人，二位母亲“食贫砺节”，备极艰辛，龙庄成名后，请得旌表，以“双节”名堂，著文纪念。汪佩服《颜氏家训》和《袁氏世范》，故所说多“通达平实”，他所记母亲的逸事，让知堂黯然地想到了自己的祖母：旧时代的妇女命运何其相似？由此更见妇女问题的重要。汪辉祖的著作，知堂收藏不少，有的不止一种刊本，民国癸未（1933），他又得到一部萧山汪氏的《大宗祠祭规》，嘉庆七年刊，汪辉祖订定并作序，这本来是单调呆板无甚可看的东西，但知堂把祭祀看做民俗学的重要资料。那时的学界，胡适、瞿兑之等，都很重视汪辉祖，瞿为汪做过传，胡藏有一本无年月的《病榻梦痕录》，疑为晚出，经周作人代为鉴定，以“宁”字不避讳，定为嘉庆原刻本。
“文革”前，耕堂购藏了大量旧书，其中的《宦海指南》五种，《增广入幕须知》十种，都收入汪辉祖的著作，如《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节钞》等，他很高兴，饶有兴趣地读了这些书，并由此探究，汪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著作不止受重视于当时，……而且被推崇于后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可见知堂的有关文章，以及1930年代文化名人对汪著的态度，他都是极了然的，进而得出结论：汪辉祖是实实在在地将自己多年来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他人，义理、辞章、事实三方面都好，所以他的书得以流传。
耕堂说，他的许多藏书是照鲁迅日记所附的书账“按图索骥”的，其实跟知堂相同的也很不少，当然这可以说是所见相同，况且知堂早年受乃兄的影响也很大，但一些较偏僻的书，如《竹人录》、《阮盦笔记》、《杂事秘辛》等，也都一模一样地庋藏，就很难说没有一丝知堂的影子。有一回和一位学富思深的朋友谈及此点，他一语破的，一针见血：凡爱读鲁迅的，一定都喜欢知堂！尽管有时形式不同。
千真万确。
2014年9月仲秋节前后于青岛午山松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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