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认为，创作是给别人看的，即使艺术性很高，也难免做作，而“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是写给自己看的，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所以，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兴味的东西”，“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寥寥数语往往无意中留下绝好的资料，令读者欣赏不尽”。苦雨斋收藏的日记似乎不是很多，大部头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及“补”，谭献《复堂日记》，篇幅小的，舒白香《游山日记》，叶天寥《甲行日注》，时间短事件集中的，记洪杨攻下绍兴状况的《虎口日记》，李圭《入都日记》，直到日本的《马琴日记钞》《一茶旅日记》《夏目漱石日记》，等等，很多种，都入了《知堂书话》。苦雨斋尺牍的收藏，有规模，有系统，从《全晋文》中极饶清趣的杂帖，到情思甚好的“苏黄尺牍”，再到尺牍大量出现的明清两代，明朝人编的《明朝瑶笺》，收本朝百余位文人的数百通书信，大多见于文集，清代以“尺牍”“家书”命名的甚多，这些知堂基本都搜集到了，不少还是他的绍兴乡人的作品。他读得很细，除了为单本的写过书话，十数年间，还有《日记与尺牍》《关于尺牍》《再谈尺牍》的综合性文章，按自己的标准，为他们品评甲乙，谈论得失。
耕堂好像正相反，尺牍收藏不多，仅司马温公、范文正公、钱牧斋等数家，日记却不少，大部头，如《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翁文恭公日记》，每部都是四函四十册，《缘督庐日记钞》两函十六册，小本的还有《郭天锡手书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等，他是读了鲁迅日记后，对这一文体发生了兴趣，广事搜求的，因为那时重视日记的人很少，故所得独多。他觉得“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结合自己的沧桑经历，他又看到，“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知堂、耕堂的见解，大可同参。对风行百年的《板桥家书》，知堂说“是尺牍的一种新体”，“自序文起便很古怪爽利，令人读了不能释卷”，但他又认为，这种写法，不可无一，却不能有二，篇篇如此，甚至仿作成风，就又陷于做作了。耕堂是将曾国藩、郑板桥对比着读，觉得郑“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竟是农民，和我生活的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
知堂自幼便喜杂览，与乃兄鲁迅一样，都认为正史不足信，应该从野史笔记里去探求历史的真相，耕堂于正经正史之外，也重视笔记，除了单篇的书话，知堂有《谈笔记》，耕堂有《谈笔记小说》的综合性文章。知堂名为“谈笔记”，实则限定于明末到有清一代，他说从前是由小说而看笔记，后来则是“把看尺牍题跋的眼光移了去看笔记，多少难免有点龃龉不相入处，但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作品集中在四库总目的“杂说”和“杂事”类，所重不是故事，而是散文小篇，即小品文，标准是“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做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耕堂着笔，力求客观、理性，先辨“笔记”、“小说”之分，再历叙从魏晋到明清的主要作品，重点在唐宋元明，略及于清，力图作出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认为“笔记主要是记载一朝一代的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典章文物。或是记述一代人物的思想言行。其目的都标榜是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世道人心为念，记述前事，作为借鉴，教育后人”。知堂于专讲典章掌故的，是“不喜欢”，“不敢请教”，所以，他们都提到的《啸亭杂录》、《郎潜纪闻》，知堂不要看，而耕堂是认真地通篇读过的，称赞其“文字流畅，叙述亦生动”。
文学反映人生，自然离不开“男女”，下笔却不易把握，知、耕均非假道学，他们都曾正视过这个问题。知堂的《词曲秽亵》，说作者只要多读多做，有了经验，笔下自有雅郑之分，但也要与环境有一种“谐和”，即若说皇宫的事，当然要有皇宫的堂皇，说市井的事，自应有市井的俚俗，总之要以真实为前提。耕堂也做过《小说与色情》的文论，认为色情描写的高低之别，在于“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即取决于作者的良知和艺术修养。
在读书的苑囿中，我相信，知堂、耕堂，永远是并峙的两座高峰。
2014年10月18日于青岛午山松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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