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秦巴子
无论在陕西还是全国范围内，秦巴子都称得上是一位实力诗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但他并非只写诗，你若读过他的随笔，便不会拒绝承认：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随笔作家。新世纪以后，秦巴子将写作的重心转移到小说上，或许这种综合性的叙事文本，能更好地承载并丰富地表达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由文本层面来看，秦巴子同样无愧于优秀小说家之名，大家津津乐道的《身体课》等，就是证明。他心目中的“伟大小说”，正在酝酿，或已付诸实践，也未可知。
如果有一天，他索性将键盘弃置一旁，将内心宏大的构想弃置一旁，即使我们不明原委也不可能责备。
秦巴子出版过多部诗集，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此世此刻》，收录了他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勾勒出诗人四十年诗歌写作的面貌和轮廓，并呈现了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此世此刻”，单看书名，我们似乎对他的诗写路径和观念，甚或处世态度，已然有所领悟。对于我们而言，“此世”是唯一的世界，“此生”是唯一的人生，而“此刻”作为一条路径或一个切口，既可指向过去也可指向未来。拥有“此刻”，无尽的光阴才有赎回的可能。
据此，我也猜想，对于神秘虚幻、不可知的事物，诸如“彼岸”“往生”“来世”“乌托邦”“梦幻”之类，诗人一定缺乏信赖和热情，因而也拒绝为其派发词语。立于“此世”，注目“此刻”，“求真”，应该是秦巴子首选的诗学要素。
诗人二十来岁的早期作品，不免受到那个时代某种诗歌类型的影响，但语言的简括、意象的鲜明，以及立意和构思的新颖，一直延续到很多年后。《刀》《绳》《盐》，依据事物的外在形态或独有的物性展开联想，联结更多与此相关的事物及其特征，而后删繁就简，提炼出精警甚至不乏悖论的诗意形象和诗性内容。将人完全剥离出来的《空衣服》，恰恰又是紧贴人生并呈现了其中的负累和虚无，诗歌形象与写法让人侧目。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左右的表达。应该说，《中药房》是这一时期的集合与大成。在药房和人世、疾病与生命之间，千头万绪，种种境遇和细节，必然与悖谬……都被压缩在四十来行的文字空间里。“中药房”有写实成分，又带着譬喻性质，甚至还有些许莫可名状的象征性，它将我们吞进又吐出，最后说出的是让人醒悟抑或不寒而栗的真相：“一切活物都有疾病/一旦死去皆可入药”。
不得不说，秦巴子是早慧的，又是老成的。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发生状态，“青春期写作”会在多数诗人那里留下烙印，至少带有痕迹，但秦巴子这一时期的文本以其语言的老辣和认知的深刻，几乎否定了那种可能性。
如果说《中药房》和《麦地上的风筝》，在绵密、综合的文本空间还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意识和闪念的拥挤，语言的虚迂应对，那么此后更多的作品在词与物的关系认证上就果断了很多，确凿了很多。像《绳子和马头》《二胡或古都》《雪夜凿冰取水》等，将情感与智识隐藏起来，用鲜明的意象说话；《立体交叉》《废都》等，有着对城市生活以及时代内涵的深刻洞察与思辨；而《带电作业》《面具商店》《枪手归来》等，既有现实感，又有现实的变形，甚至超现实的荒诞。还有，《书籍的状态》《废墨》，不乏对语言以及书写行为本身的反思，并展现了在时代语境下种种惨烈的境况，语言的真理也包含着“语言的黑暗”。这些诗人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其成熟度和风格特征已是相当醒目。语句简短，却如精心锻制的铁钉，闪着锋芒，契入事物的内部；又如焊接的钢管，蕴涵并释放着自身的果决与重力。这些技艺精湛之作，是诗人运思的结晶，也是语言之花，语言的肋骨。
新世纪头十年，秦巴子尚延续着以往的创作路数，像《雕像》《现实一种》《身体里的城堡》等都是很精湛的作品。十年以后，他陡然转身，毫无怜惜地将他运用自如的意象以及相应的修辞策略从语言中驱离，带有譬喻性质的意象被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物象所覆盖，大部分诗作近乎完全写实。当既往的诗意和美感被放空，也就意味着语言要舍弃冗赘的行头，裸身奔走。也恰似将舞蹈变成走路。这个时候，诗歌又如何成其所是？新的诗意该会如何产生？
秦巴子的“中年变法”不会是一时的冲动，很可能筹划已久。而且，若没有一些看家本领或特技，就会陷入自设的尴尬和被动。《小春天》是小的，这种细小黏连并贯穿众多事物的小，扯出一个线头就扯出了一团锦绣。结尾“地震的大”，是翻转是比对，产生阅读的震撼。《特护病房实录》够具体够实在，遭逢这样的场景，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而最后“另一扇门打开/白色的雪花/飘了进来”，这样的诗化与前面实录的衔接并不违和，反倒十分融洽。《神马》超级写实，又十分奇特，称得上是虚实结合的典型。就表达效果而言，《此世此刻》中的悲悯没有丝毫的做作，《呐喊》中小男孩的童真，竟可以简单到“王梅梅，下来玩”这样的呼求。就是在一些更直白的叙述或叙事情节中，我们也能发现和感受那种语言纹理的细密紧致以及层次的丰富。
以往幽深的诗境和浓郁的诗意氛围消失了，粗粝的生活本相裸露出来。叙述以及叙事的技巧，幽默感乃至反讽、戏谑的口吻，重构了生活之诗的驳杂丰饶及其美学趣味。
通读诗集《此世此刻》，仅凭感官也能发现，上编的“新意象”和下编的“新世纪”在诗歌面貌上的巨大差异。当一种写作范式达到自身的成熟与诗性的饱和，墨守成规，自我重复，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说，秦巴子的“中年变法”不仅必要，也事出必然。对他来说，无论写什么和怎么写，“求真”始终是目的，方法当然可以随时调整。他注目经验世界的一事一物，不浮夸不虚无，精心地提炼、铸造、雕刻、打磨，出示了这个时代优秀的语言匠人的手艺和创造性。
王可田，1972年生，陕西铜川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评协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参加中国作协十代会，入选陕西百优作家扶持计划。出版诗集《麦芒上的舞者》《存在者》，评论集《诗访谈》《诗观察》。曾获全国鲁藜诗歌奖、陕西作协年度文学奖、陕西青年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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