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7年，中国有过一场鲜为人知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恰好发生在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运动之后，那些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均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论争。
作为“非基”的一方，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大多从科学主义出发，以科学原则驳斥宗教臆想，以进化论原理驳斥上帝创世说；而支持基督教的一方，包括周作人、钱玄同、马相伯、张东荪等，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大多也以“信教自由”的观点反对“非宗教同盟”，未曾触及基督教文化之根本。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知识分子们选择18世纪以来欧洲启蒙主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破旧立新”的工具。但他们吸收的启蒙主义思想资源是经过高度过滤的，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所反的是 Christendom”，一种制度化、体制化了的基督教系统，但“几乎都不质疑上帝存在”。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割裂西方启蒙思想，把理性、科学立为标准，排斥了它的神学和信仰基础，并以理性和科学来反对宗教。同时，受到帝国主义威胁和民族矛盾的影响，他们将反对帝国主义和排斥基督教结合在一起。随着俄国革命和Marxism的引入，Marxism又成为了他们攻击基督教的利器。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历史档案的解密，对于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更多的研究浮出水面。陶飞亚的研究表明，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了此次运动。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
前年我曾在《五四以后，一场鲜为人知的“非基”运动》一文中介绍过这一社会政治运动。有朋友问我，鲁迅是否参与了这场运动，以及鲁迅在这场运动中是什么态度，运动前后他有什么变化？
对此，杨世海先生有一个研究。首先鲁迅先生并未直接参与这场运动，但仍然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他对基督教的态度由此发生变化，鲁迅走向基督教神圣超越价值的可能性断绝。
据杨世海先生研究，《鲁迅全集》中，直接涉及非基督教运动的地方有三处：
第一处是1925年关于五卅惨案，他在《忽然想到·十一》中写道：“我们确有点慌乱了，反基督教的叫喊的尾声还在，而许多人已颇佩服那教士的对于上海事件的公证；并且还有去向罗马教皇诉苦的。一流血，风气就会这样的转变。”其时，“非基”运动仍在继续，社会氛围充满了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否定。然而，五卅惨案改变了一些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一些人开始对教士的公正表示佩服，甚至向罗马教皇求援。鲁迅对这种“无特操”的态度感到不满。表明鲁迅对参与非基督教运动的人持批评态度，对这场运动并不认同。
第二处是1927年《语丝》被禁之后，鲁迅从《每周评论》上抄录了常燕生的一篇讽刺周作人等五教授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的文章。鲁迅针对常文的讽刺感慨：“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拥护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周作人这一宣言并不反感，注意，这段话是在他与周作人“决裂”后说的，从中可以窥探出他对非基督教运动是不认同的。
第三处则是1934年，鲁迅在《正是时候》一文中提道：“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从时间上推断，“十多年”前就是非基督教运动，从语气上来看，他对那场运动还是不认同，当然从上下文语境来讲，鲁迅并非认同宗教，只是批评一些“无特操”、无真知灼见者。
其实鲁迅对宗教，尤其是对基督教，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留日期间所发表的文言论文中有系统的陈述。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指出中世纪天主教有压制科学的负面作用：“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但他肯定天主教对道德的意义：“以其时罗马及他国之都，道德无不颓废，景教适以兴起，宣福音于平人，制非极严，不足以矫俗，故宗徒之遘害虽多，而终以制胜。”这种道德精神还培养出一大批西方杰人，如路德、克伦威尔、弥尔顿、华盛顿、卡莱尔等等。
虽然如此，发生在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运动还是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气候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1925 年，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泣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鲁迅不再强调宗教具有提升人精神向上超越的作用，而认为宗教只是心理安慰。
同年，在《淡淡的血痕》中，鲁迅把此世的苦难、牺牲乃至热血在时间流逝中被遗忘的悲剧都归罪于造物主头上，认为造物主专为庸人设计。“上帝”成为他文中常用的讽刺、调侃词汇。
鲁迅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总喜欢随意肢解歪曲基督教义，嘲笑一下基督教，“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宗教家之所谓眼光洗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
“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却轮到了穷人。”这等于是《非基督教同盟宣言》的翻版，充满政治阶级意识。
可以说，在运动前，鲁迅对基督教虽不认同，但还较为尊重，愿意认真严肃地对待，并且能肯定其某些积极价值，从中汲取营养，化入自己的创作和思想。运动后，在全社会排斥反对基督教的氛围中，他对基督教则越来越随意，挖苦、嘲讽多于认真严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应有的气度。尤其在其生命的后期，接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一切从革命事业出发，排斥神性和超越性的价值，作为中国现代最深刻和最有创造力的作家，实在是有些可惜。
（参考杨世海《鲁迅与非基督教运动》）
原载葛陂小记 原标题是《五四以后，一场鲜为人知的“非基”运动，鲁迅对这场运动是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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