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城市的“建置时间”，由“人大”审议通过已有34年之久。如今再来重复这段历史的描述，却不同程度地发现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编者按】一段文字引发的不确定因素，即包括下列五点：
①“清政府明发上谕，议决在胶澳设防”。实际上，这只是后人对“青岛由此建置”的判断，并非当年的设防就是为了城市建置的目标。
② 所言“青岛先后沦为德国租借地、日本殖民地”，那么租借地和殖民地到底有什么区别。中德条约的文本，可见“胶澳租界”和“所租之地”以及“德国租地”等不同的表述，但“租借地”一词迟至二十年代才出现在国际法的词条之列。
③“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相继主政青岛”，与“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之间存在时间交错和政权变换的前后层次和上下逻辑。若是局外人，读到此种描述顿生些许疑惑。
④“抗战胜利后的美蒋联合统治”，又是指一种什么样的政权结构和组织形式。这绝非是使用口语化的词句，就可以去替代历史性语言的准确表述。
⑤“解放前青岛城市历史沿革”中的时空概念，是要对应“解放后”的另一段历史的具体描述吗。
提及“李希霍芬先后7次‘考察’中国，山东是其考察重点”。据记载，李希霍芬于1869年3月开始的三个月山东之行，只是他在1868-1872年间的七次中国考察路线之一。李希霍芬“精准指出”的胶州湾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潜力”，即所谓《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指出的“它既是未来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的终点站，也是从海路进入华东、华北地区的唯一天然入口。”
经济潜力，容易理解。区位优势，难道是李希霍芬的专门用词。
依照国际经济学的概念，区位优势指的是跨国企业在投资区位上所具有的选择优势，即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
李希霍芬的时代，自然还达不到这么精细的水准和专业的领域。至多，它涉及到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但与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政治、文化、教育、旅游、交通等更为密切的各个环节相去甚远。
以今天的话语激活故人的思绪，犹如让李希霍芬用上智能手机、发出穿越时空的抖音视频。剧情演绎，娱乐有余。但以“资政参考”的名义发布严肃性的话题，专业的用词和历史的语言既不可或缺、又需慎之又慎。
从1860年代清政府开始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到七十年代李鸿章上书《筹议海防折》，再到中法战争后的严峻现实状况，最终使得管理全国海军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于1885年创立。进而，以刘公岛为基地、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也于1888年正式成军。
文中阐述，“但综合各种因素，李鸿章并不赞成清廷采纳许、朱二人主张，青岛失去提前几年被纳入国家战略的机会。”
许景澄、朱一新，“1886年先后向清廷奏疏”。虽然其时李鸿章不赞成，但却又是五年后，李鸿章“奏请设防胶澳”获准。然而，强调“青岛失去提前几年被纳入国家战略的机会”的说法，似乎意味着如果能够“提前几年”的话，青岛的历史和中国的命运有可能要被改写一样。
据《青岛通鉴》记载，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屡次扬言将占据胶州湾伺图北犯。李鸿章亦曾奉旨，督饬山东巡抚筹建胶澳海防。随后二百官兵驻防胶澳青岛口，直至战争结束后撤防。由此不难发现，彼时的青岛一地，并未被清政府完全忽视。
古代中国，即有战略的思想学说和理论实践。尤以《孙子兵法》，被世界军界推崇为“兵学圣典”，孙武也被视作战略学的鼻祖。但“国家战略”一词，却是当代兴起的政治学概念。我们不能习惯于使用现代语言，去描绘世纪之前的世界格局和发展态势。更不能以假设的历史，去做资政的参考和治国的建议。
至于胶澳设防后建设的码头，包括200米长、10米宽的前海栈桥以及德占后形成的桥长100米、宽6米的另一座码头“衙门桥”、亦称“蜗牛桥”。不过，设防后在文中所言的时段是否应再明确。
值得思考的是，“军事建设及驻军拉动了地方需求，青岛口一带出现了60余家商号，商贸获得一定发展，青岛口由渔村变成了小市镇。”
由军事而地方，极像是如今流行的“军民融合”。青岛口一带，到底有多大的人口数量、有多少不同的经营业态、有多宽的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原住民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如何，都是判断自然渔村向小市镇过渡的硬件标准。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青岛口仍未脱离自然经济状态，也没有建设现代市政基础设施，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那么就军事建置和行政建置而言，两者之间究竟如何形成前后关联、进而达到相互促进，这些历史细节的探索发现将是对青岛建置做出科学回答的有效依据。
诚然，“胶澳设防是青岛城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这一“重大事件”被直接认定为“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那就必须对“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再次做出深入的探求与合理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今日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有益的资政和积极的参考。
202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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