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不算一本新书，它最初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翻译到中国时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本杰明·史华兹以睿智博雅而著称，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中，有“学者的学者”之称。
以西方学者的视角观照19、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碰撞，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富强的秘方时，发现了西方思想家在自己的文化中未曾注意到的某些特质。
1854年，严复出生于福建侯官县阳崎乡的一个村子里。作者对严复的家乡有一番文学描述：丛林密布，河流湍急，古木参天，在当时，这样的村落自然没有受到多少“西方冲击”的波及。
严复天资聪颖，父亲严振先，是当地名医；母亲出身于平民。因父亲早逝，后来的严复在忆昔诗中常常描述母亲的艰辛，在他的回忆中，好几年里，母亲常常在孩子们尚在梦乡时，独自抽泣。
严振先死于1866年，父亲在世时，曾为自己小天才的教育煞费苦心。严复10岁时，父亲为他请了当时所能请到的最好塾师。但塾师黄少岩只教了2年便去世了。这位老师却对严复影响巨大，教学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其隐隐在望的目的显然是科举。但是黄少岩不是一般的塾师，他是位“汉学与宋学”并重，并且密切关注当代学术动向的有识之士。老师给予幼小的严复以系统的儒学训练，这一点从严复取得福建船政学堂入学考试第一名便可以佐证。有趣的是，名为现代海军学堂的考试却完全不体现业务性的测试，考题居然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撰写这篇陈旧的作文时，严复也必然想起了早逝的父亲和含辛茹苦的母亲。
事实上，去上福建船政学堂也是被逼无奈，父亲的早逝使严复科举致仕的希望化为泡影。封建大家庭中，父亲的角色举足轻重，家庭的厄运导致象严复这样命运的屡见不鲜。比严复小27岁的鲁迅也有相似的经历：父亲去世，使家庭陷入悲惨的境地，寡母只得含泪将鲁迅送入“洋务”学堂……
1877年，严复被送到英国深造的时候，同时也带去了一个长久以来让他着迷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他所有观察和思考的基础，那就是西方富强的秘诀是什么？或者具体地说，英国富强的秘密在哪里？1877年的英国，早已远远超过富强的早期典型，甚至已经进入“日不落帝国”的晚期余晖中。
正在前一年，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伦，尽管年龄和地位相差悬殊，但两位怀抱同样理想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相遇，据说他们经常在一起“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后来严复在其翻译的《法意》按语中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并说公使深表赞同。
与郭嵩焘黯然回国的情形差不多，1879年，严复回国之后也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情，不被重用，虽然李鸿章器重他的才学，但他不是李的心腹，他常常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失意的严复甚至在1885年去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但是失败了。因为受过的近代科学训练和在英国深造期间获得的见识，他已经看到了李鸿章们自强方案的失当。
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刺痛了中国仁人志士的心，知识界弥漫着一种最终要被列强瓜分的恐惧感。在甲午战争前，西方国家的强大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优势不言而喻，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处于鄙视链底端的“东洋鬼子”此刻也打上门来，并且掀翻了洋务运动以来利用西方武器和技术建立起来的看似强大的巨轮，于是国家民族何以自强又一次引起了全民族的关注和思考。
严复的观点振聋发聩：中西差距的根本原因，绝不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其背后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这也成为日后严复翻译赫胥黎、斯密、孟德斯鸠和穆勒的深厚动因。
严复在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发现了两个方面的秘密，而且他认为这两个方面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是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和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培育把个人能力导向集体目标的公益精神。
在严复向西方贤哲寻求国家富强的秘诀时，从一开始就怀着对民族存亡的深深忧虑，在严复的思想中，关注最多的仍然是如何将个人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导向公共利益，也就是国家富强这一目标。
严复严词抨击中国的圣人不去发展民众的能力，相反却把社会置于一个低水平的循环之中，统治阶级想尽一切办法抑制人民的生命活力和工作能力。他认为自秦以来的政治制度是最为恶劣的，从公元前3世纪秦帝国建立直至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一种傲慢的权力主义体制。相较于古代圣人们在培育民众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秦以后的统治者则尽力压制民众。致使民众“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
还有一个论题贯穿于严复的著作中，那就是对于“公心”的赞美，这可能来源于他对自己英国生活的观察和体验。
严复痛感中国社会的冷漠和一盘散沙的状态，个人的社会感最多只在有限的“特殊关系”中表现出来，个人往往只与很小的团体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熟人”社会。实际上，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儒家所倡导的礼治本质上是建立在亲情关系之上的。随着这种关系外延的扩大，亲情的动能必然逐步衰减，导致很难形成基于民族和国家公德心的集体意识。
然而，严复通过对英国社会的观察发现，英国的宗教，尤其是清教派，本身已经证明了其在培育公共美德方面的杰出作用。首先，宗教帮助培养了一种道德感。在安息日，无论是亲王还是贫民，都会涌向教堂，在那里接受公共道德的教育。此外，他们所受的宗教教育使他们有一种被上帝注视的感觉，因此时刻被教导对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进行“反省”。所有这些都把个人能力导向社会的建设方面，以致使所有民众成为尽职的公民，随时准备为国家尽忠。
严复似乎从解放个人“才能”的观点中发现了人类自由的概念，认为在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无拘无束的经济领域中，民众的德行、智慧和身体能力得以充分发展。这些个体能力被解放并组织起来，“合志”成为社会的肌体，融合为一种“集体的能力”，为民族和国家的富强服务。
严复极力推崇进化论先驱斯宾塞，认为斯宾塞的学说“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大学》引而未发，语而不详。至锡彭塞（斯宾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
然而，在斯宾塞的理论中，民族国家及其目的从未被视为一个良好社会的构成要素。相反，好社会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即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幸福乃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
在《社会学研究》（严复译为《群学肄言》）中，有一段文字，斯宾塞严厉抨击立法干预社会进化：“劣等的政治阴谋家以为通过立法机关的适当设计和应有的明智的工作，就会产生有益国家的作用而无任何有害的反作用。他期待愚者变成聪明人，劣者逐渐养成高尚的品行。”严复将其意译为：“故谓国群盛衰，尽由法制。恃吾法制。弱民可使为强国，贫民可使为富国，愚民可使为智国，此何异梦食求饱者乎？”
事实上，斯宾塞的论述并无涉及国家富强的问题，斯宾塞关注的始终是人民的幸福，相信只有进化过程不受国家干预的阻碍，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严复又一次带入国力的问题，将原著中普遍幸福的话不知不觉转译为国家富强了。
在他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误读”。对斯密来说，“国民财富”首先是指构成民族社会全体个人财富，侧重点是个人；而对严复来说，“国”的财富，首先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财富，重点在于国家。民族国家作为一个集合体，与世界其他集合体进行生存竞争，一个国家的富强就是必要的。于是，我们从严复的《原富》中，发现一个压倒一切的结论：斯密在著作中所阐述并由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所证实的经济自由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精巧设计出来的体系，旨在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强大，而非单纯为了个人利益。
在西方学者眼中，严复是一位迷人的西方思想的评论家。序言作者路易斯·哈滋茨甚至认为，严复之于英国就像托克维尔之于美国，美国人之所以对托克维尔感兴趣，是因为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人所未曾发现的。同样，严复在翻译英国贤哲们的著作时，一下子抓住了英国人所未曾注意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严复认为，除开西方近代著作中广泛认同的“个人主义”“放任主义”等价值观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进近代化的运动。
本杰明·史华兹努力从中国思想家的译著中找出这一看法，而这一看法在欧洲人看来，或许是永远难以理解的。
在西方学术界的视角中，置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能力”的议题似乎已是历史尘封之事。在亚当·斯密的年代，无论是个人主义、重商主义还是集体主义，这些概念都被视为近现代西方生活动力的先决条件。诚然，“能力”曾经是文艺复兴时期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正当中国自身经历类似的文艺复兴过程，逐步迈向现代化之际，对于“个人自由”与“集体能力”的深度关注亦随之而来。严复提出的关于西方精神和思想表现的问题，实则是西方曾经提出过并且在当时已经不再提的问题。
我们应当考虑严复所处的时代，严复在向西方寻求富强的秘诀时，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去的。19世纪后半叶，中国面临的首要挑战，乃是如何应对救亡图强的重任。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列强环伺之中，国力贫弱、民生困顿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显著特征。
事实上，严复观察到的，由个体能力、放任主义所导向的“集体的能力”问题，尽管有着对原著和原作者的“误读”，却未必不是事实。终其一生，在追求富强的道路上，尽管有德意志模式，日本模式、俄国模式，严复最终还是聚焦于他所深情赞美过的英国社会，个体自由、市场经济、公平法治，是造就一个富裕发达社会的必要条件。
此外，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结。严复虽然反对传统文化中阻碍近代化的一切元素，却非“全盘西化”者。周德伟之所以推崇严复，也是因为他们都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周德伟第一次读到严译《原富》时，据称他大为惊讶：“原来治国平天下之术，悉在于此。”在周的眼里，经济学就是经世济用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国传统士人的最高理想，莫过于此。
（原载《书屋》2024.6）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