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1962年由滕维藻和朱宗风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也备受推崇。尽管这个版本已经绝版,但仍然能够找到滕维藻先生为此书写的译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值1960年代,社会思潮和政治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在译序中,滕维藻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审慎批判。
作为内部流通本,腾先生在译序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用夸张的辞藻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了全方面的批判。我们可以体会到,在那样一个年代,作为经济学家的滕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然而,当今重新阅读这一译序时,我们却能感受到其中吊诡的意味。如今的现实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对照,滕维藻的批判不禁显得有些讽刺。现将这段文字记录于此,供学者们研究讨论:
滕维藻版《通向奴役的道路》译序
本书作者哈耶克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原籍奥地利,当纳粹党人兴起之际,曾任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及维也纳大学经济系讲师。1931年以后卜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加入了英国籍,作为伦敦学派的一员,同布坎南、罗宾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沆瀣一气,为保守党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以后他又迁居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自命为“客观的学者”,实际上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奴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和一切进步倾向,怀有刻骨的仇恨。
哈耶克写过很多部经济著作,但本书却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讲,是“一本政治性书籍”。这本书出版于1944年。当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英美资产阶级报章正在纷纷讨论战后的国际前景。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和对苏联的同情,人民群众急剧向左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家也不得不乞灵于社会主义辞句。工党右翼分子也估计到工人阶级的这种情绪,高唱战后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保证”消灭战后可能发生的经济失调,他俩以社会主义作为幌子,实质上是在进行着巩固资本主义的勾当。哈耶克把他所看到的这一切倾向就称之为“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倾向,并对这种倾向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认为写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社会主义对劳动群众日增长的影响。
哈耶克打着反法西斯的幌子,说什么"现在必须出这样一句逆耳的话:我们有重蹈德国的复辙的危险”。但它所指的所谓危险倾向,却不是指资本主义总危机条件下各国政治上反动的加剧、社会制度的法西斯化、对工人运动和一切进步民主力量的摧残,而是指所"对于自由主义的鄙视”,对于“不可避免的趋势的宿命的接受”和所谓“咄咄逼人的革新家”。他荒谬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主义,什么“把国家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所推动的一种反动”是“肤浅而使人解的看法"并胡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是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必然果”。同时他又恶毒地污蔑苏联也是所谓“极权主义国家",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德国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什么“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国社主义德国内部制度的许多令人憎恶的特点的相似性已经为人广泛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其理”。(《引》第十一章)。
法西斯和纳粹统治是一种最野蛮、黑暗的资产阶级专政形式,是资产阶级为了保存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另一种“管理体系”。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用旧的方法来实行统治的时候,就用法西斯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就是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失业、共产党影响的迅速增长、城市和乡村中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威胁着德国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德国资产阶已经不能依靠旧的国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统治下去,不得不消灭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建立一种恐怖主义的金融资本独裁制度。哈耶克把这样一种资产阶级专政形式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不过是想鱼目混珠。
哈耶克在本书中以大量的篇幅来反对“计划”或"计划经济"并从“理论”上百般颂扬自发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自动作用,证明自发地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高效率”,能够保存“个人自由”。哈耶克认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专政”纵使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地实行对经济体系的管理,可能会和任何专制政权所曾经做的一样完全地破坏个人自由”(第五章),认为“计划”违反法治(第六章),“计划”将导致“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第七章),而所谓“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过去已经引起而且将来还会引起巨大的物质进步,“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把竞争看成是优越的,不仅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情下是已知的有效率的方法,而且更由于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得以相互调节适应而用不着当局的强制的利专断的干涉的唯一方法”。他并要求政府用法律保障竞争,创造一个适合的法律制度,“使竞争尽可能有利地发作用”。(第三章)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计划”。法西斯的所"计划"(如希特勒的“四年计划”)只不过是加紧剥削劳动群众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计划”。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民经济计划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根本不相容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反映,它以全体劳动人民的利为根据而制定和实施全面计划,借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哈耶克英正要攻击和非难的,正是这种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计划经济。
哈耶克关于自由竞争的上述谬论,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者有条件地维护自由竞争制度,企图把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即一方面仍想持自由竞争和市场价格机构,另一方面,在发生困难时,则求助于国家干预。哈耶克和许多新自由主义分子宣传实行这种主张可以克服自由竞争到垄断制度的缺陷,维持社会总需求量的稳定,从而消除生产过剩、大量失业等等现象。实际上,这不过是为垄断资本辩护的一种新的策略。大量失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经济危机随而更加深刻化,具有了更大的破坏性。任何办法都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哈耶克之流想从应付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垄断组织利用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形式等方面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这纯然是痴心妄想。
哈耶克还在民主自由方面大做文章,极力赞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他故意抹黑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越来越抛弃形式上的资产阶民主这一事实,顽固地把垄断资本的专政说成是民主和自由的王国,他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奴隶制”(第一章)“社会主义和民主不相容”,“民主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第二章)。他的结论是“要就是由非人为的市场律控制的那种秩序,要就是由少数个别的人的意志指导的那种秩序,两者之间只能任择其一,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第十三章)
这种谬论,充分暴露了他的资本主义辩护士的嘴脸。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给予了人民某些形式的权利和自由,但它无法解决占人口超大多数的劳动者摆脱一切剥削和压迫并真正参加国家管理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只为资产阶级及其寄生者服务,是一种保证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方式。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下,绝大多数人民并不存在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相反地资产阶级却利用国家作为压迫和镇压劳动者的工具,违反人民的现实权利和要求。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甚至于把形式上的民主和自由也抛弃了。我们认为只有建立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才能彻底保证人民享受各种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民主制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却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哈耶克和一切资产阶级辩护士恶毒地诽谤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好证明这种制度已经得到广大劳动阶层由衷的拥护。
1958年我们曾译出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们又把这样一部充满毒案的书翻译出来,目的也是想供学术界了解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反动经济理论时作为参考。我们限于水平,译文错误之处,势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滕维藻
1962年3月
原载 葛陂小记 202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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