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冥有鱼丨一言难尽郑孝胥 - 世说文丛

北冥有鱼丨一言难尽郑孝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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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心里很纠结,原因是对一个已被社会舆论置于对立面的人该如何去写。我已写过几篇由字及人的文章了,可没有一篇如此难以下笔。因为,前面所写那些人没有一个像他这般有才,也没有一个像他这般不可理喻。
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近代诗人,书法家,政治活动家。
郑孝胥于清光绪八年(1882)以乡试第一名中举。考取过“国务院秘书”(内阁中书),担任过驻日使馆秘书、领事、总领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秘书(章京),曾经担任过李鸿章、张之洞、岑春煊等多个封疆大吏的幕僚。办过洋务,担任过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总办、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发策划。他拥护君主立宪制,曾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还是逊清“朝廷”的总理内务府大臣,最后官职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现在人们对郑孝胥了解最多的,应该是他的书法。
郑孝胥年轻时以帖学为宗,馆阁体功夫颇深,尽管千字一面,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受翁同龢影响,继而上追钱南园,雄强之气渐露,中年之后逐渐转向北魏及周秦两汉诸碑,书风为之一变,渐成自家规模。郑孝胥书法四体皆能,而以行、楷为最,其行、楷主要根基在颜、苏、黄诸家,中年之后主张“楷隶相参”,加入不少汉魏笔意,也相当多地保留了颜字肩转、捺脚过分夸张的特征以及苏、黄稳健洒脱,纵横开阖的风神,变化巧妙,取舍得当,既有笔力坚挺、精悍激荡之气,又有取势新奇,轻松清秀之趣,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郑孝胥的书法在清末已经成为时人搜求的对象,当时价格已经很高。辛亥革命后,清廷垮台,对于许多遗老来说,宛如天崩地陷,失去优厚的俸禄,顿有生计之忧。而此时的郑孝胥,观花赏月,诗酒酬酢,活得何等潇洒。其原因就在于手中那管大号狼毫。《郑孝胥日记》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为人作字。九华堂代求鸿仪堂匾,每字润笔十两。”(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孟苹、蔡鹄卿来,蒋为中华书局代求匾四大字,径三尺,润笔百元。”(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九日)“使小乙(郑子)结算丙辰年(一九一六)卖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银二百两。”(一九一七年二月六日)当年郑孝胥在张之洞总督府做幕僚时,月薪为九十两银子,而二十年代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亦仅为二三百元。郑氏每年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同时期的写手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皆自叹不如。其墨迹因此留布不少,交通银行的行标、第一版的辞源书名是他书写的。《中国书法全集》也有他的专题,现在书画市场还有不少他书法的仿冒品。
好多人可能不知道,郑孝胥还有一项可以和他的书法比肩的成就,那就是他的诗歌。
他是同光体诗歌的领军人物。同光体是宋代以来中国诗史上的一个小高峰。具体讲,中国诗歌发展到唐代才成熟,到宋代才有全新的发展。唐诗是以乐府风格占主导,吟咏性情,诗风自然、朴素。而宋诗则更强调文化底蕴,追求自然的同时还重视学问的含量,这是宋诗不同于唐诗的地方。同光体所宗较为广泛,宗宋而不废唐,于唐宋诸家皆有宗尚,但有所取舍。于唐取韦应物、柳宗元、孟郊,于宋取梅尧臣、王安石、苏轼,形成了诗句看似平常,并不奇崛,表达感情的方式却非常独特,心理描写极其细腻的清苍幽峭的创作风格。
1923年之前,郑孝胥长时间隐居上海,筑楼自居,号“海藏楼”。海藏一词来自苏轼“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围绕着海藏楼,他写了很多感怀诗。

“沧海横流事可伤,陆沉何地得深藏?廿年诗卷收江水,一角危楼待夕阳。窗下孔宾思遁世,洛中仲道感升堂。陈编关系知无几,他日谁堪比辨亡?”
——《海藏楼试笔》
“风雨重阳秋愈深,却因对酒废登临。楼居每觉诗为祟,腹疾翻愁酒见侵。东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等闲难遣黄昏后,起望残阳奈暮阴。”
——《重九雨中作》

此时的郑孝胥不乏忧时愤世之意,也有济时用世之心,一直在等待时机施展抱负。他的许多诗不仅体现他的才情也能体现他的奋斗:“山如旗旌开,舟自南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长夜。”
郑孝胥各体兼擅,而七言近体尤为所长,名句如“天际云涛秋益壮,楼头风雨昼初凉”“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往事梦空春去后,高楼天远恨来时”“休官竟以诗人老,祈死应知国事非”“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于集中俯拾皆是。与当时许多诗人引经据典,规唐模宋不同,他的诗不以模仿古人为能,“何当掷笔睨天际,胸无故人任自为”,用语清寂淡远而骨力峭拔,时有兀兀不平之气,晚年所作,尤见倔强之态。
清诗专家钱仲联说:“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情郑海藏。”在清末民初旧诗的成就上,公认与陈三立比肩的,只有郑孝胥。张之洞称赏郑诗,有“郑苏堪是一把手”之语。与他同一时代的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推郑孝胥为“清苍幽峭”的诗风之首。
郑孝胥的诗里表露出许多归隐林下之意,他也曾借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批评佛徒枉说四大皆空,实未能摆脱名利束缚之弊。“吾今服孔子,敢死气磊砢(ke),彼云魂有灵,亦未脱缰锁。”“名缰利锁中,何曾见人豪。”尽管他言辞中对名利多有不屑,但现实中,他对名利还是很看重的。当年他在日本时对朋友说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我辈今所冀者惟三等耳:有权在手,上也;有饭可吃,中也;有名可传,下也。无权无饭,名又难传,不亦苦哉。”基于这样一种心态,他把实现功名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行动中争强好胜,急于建功立业。“拔木破山风到处,翻江倒海雨来时,平生未尽飞腾意,只有虚檐铁马知。”
应该说,郑孝胥才情加个人奋斗的效果是显著的。生逢晚清末世,深思力学,敢说敢干,一时以干练名冠当时。许多知名督抚都争相延揽,士林学界也是赞誉一片。
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在政治上主张维新,赞成立宪,在地方上办了不少洋务。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在戊戌变法最关键时刻,光绪皇帝曾召见他。四天之后,军机大臣面奉上谕:“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以道员候补,(与江标)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仅仅十数日后,戊戌变法事败,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死难,一同提拔的江标亦遭贬永不叙用。
在十月六日的日记里郑孝胥这样写道:

“今日王稷堂言,有参黄仲、江建霞、张菊生及余者。又有言拿问张季直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被累为耻者!”

QQ截图20240623173611.png 郑孝胥对联

他还参加了祭奠林旭、私诔四章京等活动,其气节见识皆为当时的开明派所称赞。之后他在张之洞手下任洋务局提调,两广总督芩春煊又调他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率军驻广西龙州。他筹粮饷,开银号,办教育,派当地子弟到上海或出洋留学。1900年,参与策划了东南互保。1905年赴沪定居,从事路矿、金融、新闻、出版等事业,积极筹措君主立宪事宜,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后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未到任而清室灭亡。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最终和侵略者搞到了一起,原因值得后人深思。
我给郑孝胥的政治走向找了四个原因:
一、尽管郑孝胥对自己不被重用时常发牢骚,但骨子里却对清王朝充满了感情,封建士大夫的忠君意识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二、郑孝胥热衷并积极参与君主立宪,对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他持反对态度。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10多天,郑孝胥所记日记清楚地表露了他的心态。
“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已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纲纪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pu)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则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
三、郑孝胥极具政治野心且希望有一个施展的舞台。他恃才傲物,极其自负,经常以诸葛亮自居。
在1912年2月18日的日记他这样写道:“华人之排外,由于无人道,其畏外,由于无人格,且排且畏,此何足以抗外人哉。今欲中国发达,唯有借债造路,全国开放,则外人之压力自然消灭,前此所有失败之条约亦自然失其效力。举国之内,谁能信吾言者?使吾主全国交通之务,当令国土实力骤涨,政治之改革乃后图耳。”
四、郑孝胥有一套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政治理论,认为那些殖民侵略和开发是进步和文明的。在其1909年3月18日日记中有如下文字:
“今之用世者,率皆有分党排外之见塞其胸中,即有贤者,亦无洞知中国之全体:欲救其危,毋怪其无从下手耳。生于今世纪而为亚洲人,宜通晓今世亚洲关于地球列国之趋势,使我开通亚洲,只择其大者急者扼要下手,则各国历年所侵入亚洲,其经营之力皆不啻为我效力而已。此如西伯利亚之铁道,帕那马之运河。一成之日,举世旋转而不自知,乌能区区争论治理国际上之末务哉!”
1934年6月9日他创作了诗歌《腐儒》:“此局端堪称意无,疲民广漠暂枝梧,天心或欲收残劫,王道何妨起一隅,尹也就汤应得所,禹之行水定非愚。西南亿兆当谁寄,悉绝乾坤老腐儒。”
他对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的殖民开发充满了期待并称之为“王道”。对那些反对他政见的势力表示了不屑。
平心而论,他的理论有不少可取之处。君主立宪政体的构想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然而,为什么他被推向了历史的对立面?就在于他脱离了时代背景,超越了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在中国人最看重的民族利益、民众情绪上面违背了众意。
清朝政府到后期,已经是积弊难返,腐朽没落,失去了人心,特别是清王朝是一个入主中原的外族,在此时维护其利益,是和日益兴盛的民族意识相违背的。同样,在日本入侵的时刻,他竟然和国家、民族的敌人站到了一起,这是他身背骂名的主要原因。在这个世界上,在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康有为策划的大同世界到来之前,每个人总要把自己归于某一个团队,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你是中国队的一员,总不能因为中国队水平低底子差,你就在场上反戈一击,进攻起自家球门来了,这是要招致众怒的。
从郑孝胥的日记及其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人格上的许多缺陷。在郑孝胥身上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当时已有人指出“其论多不足信,此欺世盗名者也”。又有人说他“论事甚好,然不能作事”,也有人评价郑孝胥是“多才多欲”。甚至如林庚白直接说“孝胥诗情感多虚伪”。近年来,有学者开始研究郑孝胥,但只做他的前半生,原因就是他下半生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郑孝胥和青岛还是颇有渊源的。辛亥前,郑孝胥受东三省总督锡良之邀,至奉天主持锦瑷铁路及葫芦岛开发事宜时曾到青岛考察港口建设。他1910年10月14日抵青,由悦来公司孙瑞应接待,在青4日,除了考察港口建设外,还考察了德国兵营、市政建设及胶州,由德国工部局安排去崂山游览,几天下来,郑孝胥对青岛的市政建设及景色大为赞赏。他在崂山柳树台酒店的题名簿上留诗一首,“缘涧渐深天渐小,回看唯有乱峰围,山风吹得尘劳尽,酒酽花斑莫念归。”他还为酒店的服务员书扇“饮罢山风吹酒颜,劳生应自愧崂山,佣儿亦解求题扇,此地风流非等闲。”“不俗真天赋,何须更读书,犊禈(hui)前取酒,疑是马相如”。
通过考察,他对青岛产生了好感,1912年2月,郑孝胥给曾同任张之洞幕僚、时任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监督的蒋楷去信,推荐自己的四子郑胜(小乙)到青岛德华高等学堂上学。其间,他和蒋楷经常通信并互赠作品。1912年8月15日,郑孝胥乘船赴塘沽途中经停青岛半日,访蒋楷及许久香,蒋言:小乙(郑胜)毛笔画为堂中第一。1914年9月,因为日德战争,德华高等学堂停办,郑胜转入同济学堂。后于1918年正月因脑膜炎去世。
此后1925至1930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郑孝胥先后十五次造访青岛,当然,绝大部分是乘船去天津或是大连途中经停,在青的时间多则两三日,少则数小时,他最初常去的酒楼是春和楼,后期则基本上是在聚福楼,聚福楼的老板叫吴滋玉,和郑孝胥等的关系不错,有时执意不收餐费,在郑孝胥的日记中也有在聚福楼食西施舌、墙上挂有郑的对联的记载。那副对联是否就是后人所说的“驱车试过即墨路,饮酒须登聚福楼”则不得而知。日本神庙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有他凭吊自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将的诗歌刻石。
另外,他还和青岛的前清遗老保持经常联系,和他来往最多的是升允、劳乃宣等,他经常资助升允。在张勋复辟时间,青岛和上海遗老的活动非常频繁,他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对复辟要员刘廷琛的看法不佳,日记中有嫌其迂腐之语。青岛名士黄公渚在二三十年代曾经常到他的家中拜访,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他的日记还透露他的长子郑垂经常往来于青岛上海之间,但具体干什么没有说明。
对联的几个名词解释一下。藻井是指宫殿或厅堂天花板向上隆起的井状装饰;兰台是汉代的图书档案馆;梡(hun)鞠录是清末朱祖谋(朱古微)辑录清人诗句的集子。
郑孝胥曾以洞察事理而闻名,他在1909年3月18日的日记写道:“凡人胸有建功立名、安民济世之志者,此如小儿带有胎毒,将发天花,轻则伤面目,重则伤性命,唯有轻世肆志之学足以救之,此如西法种痘者,预收其毒,使不得发,吾已种痘,当可免矣。”
他此话说得挺有水平。那些曾豪气凌云,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历史上的结局多如其言。他比喻为“种痘”的“轻世肆志”语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为藐视世俗,放荡心志,宁可贫贱而轻看王侯之意。若能遵此躬行,当为经世高人。可惜他话虽如此,行动却未能免俗,深陷功名怪圈不能自拔。其自诩的种痘没有发挥作用,所说胎毒已严重损害了他的面目。
虽说政治面目残缺,但他的书法、他的诗,他那些安民济世之论,还是有借鉴价值的。

2011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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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北冥有鱼丨一言难尽郑孝胥》 发布于202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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