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我要说的是：伏羲女娲这个近似神话的人物，在史前竟是什么样子的存在。
可以肯定地说，自汉代至史前，伏羲女娲无论以什么形式存在，都是彼此同体不分——然而，自石家河文化起，伏羲女娲偶有分开的（1），但身体某些地方，必须粘连一起。到了汉代，伏羲女娲男女多半分开，但尾巴必须纠缠在一起，或作出二者须臾难分的暗示；即便一个单性的存在，这个单性也一定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表示，如留着女性的头发、胸臀，这女性的性特征之外，必须生着胡须等等男性的特征（2）。为了不显得谈论业余，我们还是按考古学上的碳-14测年和历史文献结合，从头一一道来。
伏羲女娲不是神话传说的人物，是中国史前的民族集团的名字。
现在的学界，基本统一了意见：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是大汶口文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文化氛围当中，伏羲女娲被称为大昊氏、帝俊、帝喾、高辛氏。现在许多人习惯把伏羲女娲两性分开，实际这不应该。我再肯定地说：伏羲、女娲二者有些像“偏义复词”，说“伏羲女娲”其中的任何一名，都代表着双方。
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的北辛文化，是少昊氏文化的发展阶段。这种说法是小民我的执见。按《左传》记载：少昊氏鸟崇拜，大昊氏龙崇拜。其实鸟崇拜至少开始于太阳崇拜，龙崇拜至少出现在8000年以前。例如大汶口文化只有到了末期，才能见到龙的具象图像，而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200年的兴隆洼文化、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的赵宝沟文化的龙图腾，已经完成了“异质同构”的过程——它们基本上是猪和蛇为主体的异质同构。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濮阳西水坡文化出现了象征中华民族东、西天际的苍龙、白虎星宿神像——那龙是狗躯和蝾螈或蛙爪的异质同构。同时，伏羲女娲的后裔之商民族，它们奉作龙图腾的神物，其造型基本是虎首蛇躯龙或虎形鸟爪龙。冯时先生指出濮阳西水坡文化是颛顼氏文化，我在此狗尾续貂，强调：就商王族图腾像的制式来看，文献上说颛顼氏是商王族的祖先，的确是确实不移。
大汶口文化的典型礼器是鸟鬶，鸟鬶大体上是水鸟的仿形。鸟鬶三条腿，这是利于利用火势通过的装置。这也是传说中太阳鸟三条腿的想象基础。《左传》说少昊氏发现了时光的分、至、启、闭，鸟鬶可能是祭祀时光的礼器。于是伏羲女娲就成了生了时光的父母（生了日、月）。
伏羲女娲民族集团是怎么形成的？《国语·楚语下》说，当少昊氏领导阶层步入混乱状态，作为少昊氏的一支领导族氏之颛顼氏，对原有的领导阶层进行了调整。颛顼把作为少昊族氏中的“重氏”，和自己族氏中的“黎氏”重组为“重黎氏”，让重氏司管神灵和天的事务，让黎氏司管民事和地的事务。于是就有了以这重黎氏为领导集团的大昊氏，大昊氏也就是所谓的伏羲女娲民族集团。从现代考古学研究角度上看，北辛文化后期，濮阳西水坡文化先合入了北辛文化的影响范围，继而大汶口文化也合入了北辛文化的影响范围，这时濮阳西水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互相影响的痕迹，最终大汶口文化时代到来了。准确一点地说，作为女娲氏的黎氏来自颛顼氏，作为伏羲氏的重氏来自少昊氏，当然颛顼氏也是来自少昊氏。作为女娲氏的黎氏，重要的是继承了少昊氏的鸟崇拜，作为伏羲氏的重氏，有可能继承了颛顼氏的龙虎崇拜。因为伏羲女娲的联合，从此中华民族的龙、凤图腾的造型，就出现了“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特征。说到这里，我们得补充一点：远在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的赵宝沟文化的龙图腾，已经在异质同构造型手段当中，完成了“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信仰特征（图1）——这种龙是猪首、蛇躯、鸟翎的异质同构，鸟翎做鸟冠翎状；或许有人说这鸟翎是马鬃：显然这种说法有忽略中国图像传承规律之嫌。说到这里还要多说一句：按后世北方玄武星宿归帝颛顼领管之说（又见帝颛顼是“黑帝也”《商颂·长发》“笺”），帝颛顼统领范围不只在“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而在近乎后来的红山文化（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2800年）发生地地区，但濮阳西水坡文化也不在赵宝沟文化的范围之内（但是濮阳西水坡属于“祝融氏之虚”传说的范围，却向我们揭示——濮阳西水坡就是大昊氏的发展起点。此处我们暂且不论）。
如果我们承认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的赵宝沟文化的龙图腾（图1）是成熟了的中国龙，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龙，那么我们也得承认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濮阳西水坡文化出现的中国龙（图2），因为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蚌壳堆塑龙，也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龙，只是图2的龙之异质同构的对象是狗与蝾螈或蛙——有一种说法说伏羲的“伏”是狗（犬）与人（亻）的同构字；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青铜太阳狗（图3），我们可以断定图2的龙的身体是异质同构了狗，而不是某权威所说的“鳄鱼”。我们看商代的龙图像，大体分“虎首蛇躯龙”虎形鸟爪龙两种，其蛇躯，继承了赵宝沟文化的龙，其虎头，继承了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蚌壳堆塑虎，由是我们知道赵宝沟文化的龙的碳-14测年的下限在公元前4400年，濮阳西水坡文化碳-14测年的上限在公元前4400年，于是我们会得出一个拙人查手指的数字——在公元前4400年左右，“郯子曰……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见《左传·昭公十七年》）”之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恰恰就是“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见《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因此，至少是在大汶口文化初期，龙图腾已经被伏羲女娲民族集团所崇拜。但是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在大汶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前半部分看不到龙的具体图像？很简单，大汶口文化典型礼器有鸟鬶，其鸟鬶不仅是凤鸟的变形，而它也遵循着“龙中有凤、凤中有龙”造型规律，以“借代”的视觉语言修辞学之形式，将竹子、绳索借代了龙。《山海经》说有“帝俊竹林（见《大荒北经》）”，《易经下传》载伏羲“做结绳而为网罟”，也就是说伏羲氏发明了利用了竹子，发明了绳子，因为伏羲氏龙图腾，于是“竹子”“绳”就和伏羲氏的龙图腾叠合在了一起，成了龙的借代。请看图4的两件鸟鬶，左图鸟鬶柄作绳索状，右图的柄有宽扁扳手，是在仿竹篾子状；而其腹饰一周堆纹，在仿竹篾子扭曲状。——这绳子、竹子就是龙的借代。请大家一定以美术史的角度注意一下：中国在6000多年前就知道了图像语言的修辞，正如文学语言里的修辞一样，这绳子竹子就是龙的借代。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加一句肯定语：伏羲女娲一定曾经存在过，也就是说以伏羲女娲为族号的民族集团一定存在过。这个民族集团在历史记载中就是“重黎氏”民族集团。这个民族集团诞生伊始，是同族婚的民族，他们民族有可能一开始是乱婚制，到后来有明确的同族婚方向，因此在图腾形象的造型上，必须会表示他们主要来自凤鸟图腾民族集团，并由此发展成为龙图腾民族集团，于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民族集团诞生了，这就是大昊、帝喾、帝俊、重黎、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由来。敬请大家一定注意。
如果我的上述说法可以通过，那么我还可以说中国近万年以上的图像，自到了“龙中有凤、凤中有龙”的时代，也就到了大昊氏的时代。大昊氏、重黎氏象征雕像，彼此不可分离的图像，也就会不断地涌现。
到了商代，出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文字记录（见《诗经·商颂》），我们对照图像，知道“玄鸟”是商王族的图腾鸟，商王族是伏羲女娲、重黎氏、祝融氏的显赫后代，我们也知道了玄鸟的本鸟是猫头鹰，进而我能又知道《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西经》主管春分秋分的太阳鸟是有冠的“狂（鵟，凤首鸱鸮）”和“䳃（鸱鸮）”，从而我们又知道“狂”“䳃”是《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玄鸟氏，司分者也”也就是生了颛顼氏、颛顼氏又生了“黎氏”，黎氏也就是女娲氏。显然少昊氏是伏羲女娲有据可寻的祖先——请注意，这点十分重要：商王族十分重视母系，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父系帝俊司管着天，天上的东方七宿、西方七宿是商王族崇拜龙的依据，于是他们崇拜虎头蛇躯龙和虎形鸟爪龙，而玄鸟始终是他们繁衍生息人间大地的实际。于是我们知道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2800年红山文化出土的龙，和赵宝沟文化的龙图腾（图1）一样，就是二者不可分割伏羲女娲最初的合体神（图5）。
赵宝沟文化的龙图腾（图1）就是伏羲女娲合体神，他特征是猪首、鸟冠翎、“C”形蛇躯体。鸟应该是象征少昊氏的来历。而猪首和蛇异质同构的龙，有可能来自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200年的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出土的龙，是猪头骨和残破的石器堆塑的蛇躯——似乎这猪首和蛇躯异质同构，也是赵宝沟文化龙图腾异质同构的重要特征。那个时代有没有少昊民族？这里暂且难断。有可能颛顼氏民族的某部，已经到了赵宝沟文化的地区。
红山文化（图5）的伏羲女娲合体神的特征是：鸮的毛角，猪的头，“C”形蛇躯体。
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图6），其伏羲女娲合体图像较有代表性的是鹰躯体、猪并逢翅膀的图腾神像（左），同时也有了牛角、虎首、鱼鳍、“C”形蛇躯体异质同构龙（右）。鹰体猪并逢翅膀的图腾神像，其猪并逢之猪，有可能是伏羲女娲继承自少昊氏的一种重要的图腾，我们在观察商王族图腾神中有猪图腾。产生自商代末期的《易经》，它的《豮》卦详细地介绍了猪图腾（《辞源》误释“豮”字是阉割了的公猪，实际是未阉割的猪。当时反对抢婚，提倡聘婚，聘婚的聘礼是一头硕大的童子猪。甲骨文的“家”字，就是“宀”字的下面象形一只叫做‘豭’的公猪）；伏羲女娲是同族婚，二者的猪图腾互相继承自祖先。鹰体猪并逢翅膀的图腾，其鸟图腾和猪图腾，自然为男女双方所共有。其牛角、虎首、鱼鳍、蛇身的龙图腾，自然和伏羲女娲出自牛形雷神、白虎七宿星神、龟蛇鱼龙之多图腾崇拜有关。
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500年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可说是大汶口文化在太湖地区的发展（我曾有专文介绍3）。这种文化的族徽，就是伏羲女娲合体图像。这里仅举两例介绍（图7）：左，女娲伏羲一头两身像。女娲头戴羽冠，羽冠中心饰以玉圭——那玉圭是太阳鸟栖息的太阳山。女娲身下的那条虎形鸟爪龙，正是伏羲的化身。伏羲女娲两头一身，正是伏羲女娲彼此难分的铁证。过去有人说这是巫者骑龙，我在此再次纠正：这是伏羲女娲交合一身的形象；伏羲女娲交合一身，这应该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重视婚姻生育的图像宣示。至良渚文化时期，这样的婚姻生育民族原则已非常明了。右，良渚文化抽象的王冠和王者衣衫——在衣衫的左右两侧，是伏羲女娲二者交合暗示的形象。
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时代的石家河文化，这个时段和夏代国君的建立紧挨着。夏代建立在公元前2071年。夏代建立时破坏了建筑在今石峁遗址的太阳神庙。太阳神庙可能正是帝舜氏和石家河文化的精英们建立的。在这个文化里，我们能够看到兴隆洼文化那种类似猪首、“C”形蛇躯、鸟翎的异质同构的龙，但是我们嫌它没有特征，就选了图8两个图，一个是横“C”的伏羲女娲两头一身（左），一个是女娲在上、伏羲变形为图腾相貌的两头一身像（右）。
一般学人都说，二里文化遗址是夏代的一处都城。这个遗址出土的有关龙凤的图像，我认为不是夏文化的表现。如图9的两张图，可以说都是早商文化的产物，或者干脆说，就是石峁遗址里祝融氏太阳神庙之圣器的另一处存放。
图9左图的一头双身龙，虽然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块陶器的残片，却是伏羲女娲交合不分的象征。伏羲女娲交合不分的图像，可以造型为一只凤鸟，也可以造型是一条龙；这龙凤的造型，必须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这龙这凤也常常是一头双身龙、凤，也可以是两头一身龙、凤。现实中龙蛇凤鸟的交合，常常呈现一头两身或两头一身的印象。我们目前尚未看到黄帝氏化作什么图腾神物的样子。因为黄帝氏的图腾并没有让中华民族有统一的认定。图9右图的酒爵是大汶口文化鸟鬶的升华，这青铜酒爵是一只太阳鸟的变形，正所谓“三足金乌”的变形。“三足金乌”口沿上的两根柱状，文献上叫“衡”，实际它是龙的眼睛，即虾或蟹的眼睛；今天口语中称龙的兵卒还叫“虾兵蟹将”——这种虾或蟹的眼睛，在商代末期三星堆遗址的太阳“日头”的上面，依然咄咄逼人。这种“三足金乌”的爵，和爵口沿上的两根柱状的虾蟹眼睛造型，就是伏羲女娲和而不分的象征。我之所以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圣器类似石峁遗址祝融氏太阳神庙之圣器，是因为夏后氏崇拜的神灵与先商民族、商民族并不完全一致，如夏后氏崇拜的稷神是“周祖后稷”，先商民族、商民族崇拜的稷神是炎帝的子孙“柱”。虽然《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夏后启（大禹的儿子）珥两青蛇，“乘两龙”（‘两龙’指伏羲女娲作为龙图腾的象征），但这是夏后启治理帝舜氏民族遗老的迫不得已之举，这是一种“统战”，甚至夏后启送“三嫔于天”（送美女给先商民族的上帝）之贿赂政策，都是为了控制先商民族遗民的统战需要。简要地说，图9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两件伏羲女娲合体像，不应该是夏后氏的圣物。
公元前1600年，时间到了商代，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后代推翻了夏后氏。这时重黎氏又称祝融氏，商王族就是祝融氏。我称祝融氏为“太阳家族”。至此商代的国徽也是一头双身龙乘两匹凤鸟或鸟头龙。商代国徽上的一头双身龙，就是伏羲女娲的象征，这个国徽的中心，是“日头”——太阳。
看商代的图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商王族仍然重视同族婚。他们也很可能有乱婚的现象。从《易经》许多卦中反映，到《易经》形成文字版本之时，国家之中比较兴盛抢婚婚姻方式——从逻辑关系上看，抢婚是乱婚的否定。《易经》当中，苦口婆心地否定抢婚，这是说，商王族已经提倡聘婚婚姻制度。然而商代的图形，其反映的婚姻制度似乎滞后（我们不敢确定大和民族皇室内的乱婚是不是近似伏羲女娲民族集团上层的婚姻形式），否则伏羲女娲彼此不分的图像，就是强调婚姻夫妻之间形成的家族，是何等的重要。保持家族团结，似乎曾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也许不是我们小民有能力置喙的问题，且搁置不论。
下面我们只举三组商代的图像，来说明当时伏羲女娲彼此不能分开的认定。
图10：左，商代的玄鸟图像。玄鸟是女娲自少昊氏“司分”部族继承的图腾鸟。因为伏羲女娲彼此不分，所以日本屋泉博物馆这个玄鸟是伏羲女娲的合体像。伏羲在这里化作龙图腾，附在猫头鹰的翅膀上。右，妇好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的合体像。女娲文身，有明显的女性乳房，手脚做鸟爪状，说明它的主图腾是鸟。女娲和伏羲生了一个头，他们是一头双身神物；其头部强调了嘴轮匝肌，以说明伏羲女娲能言善辩。能言善辩，是上古领袖的必备素质。伏羲的龙躯，很像一顶冠子。
图11：左，妇好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合体神。女娲是玄鸟图腾本鸟形象，伏羲化作一段龙尾，冠子一样附在女娲头上——他们两个显然是一头两身，这如二里头先商遗址出土的一头双身龙，是一个概念的两种表述。一头两身的想象基础来自狗的交配，公狗的生殖器有锁阴功能。右，湖南安化出土的伏羲女娲性交像。伏羲做虎形龙形象，女娲短发文身而不是穿紧身衣；当时已经有“领袖”的概念，所以文身的女娲有明显的领子和袖子。伏羲女娲面对面性交，这种处理方法有性交示范作用。我们看到莒州博物馆里，青铜铸造的春秋时代少昊氏后裔，有两个裸男裸女，在四个裸女背驮着的羽毛装饰之柜橱上，准备性交表演，由此知道少昊氏演示性交过程，以刺激民众繁殖之劝生活动，这种演示，被大昊氏特别是商王族继承下来了。这或许是伏羲女娲合体神画像在商代的真正意义。
图12：左，商代末期青铜觥上的伏羲女娲合体神图案。女娲做凤鸟状——勾喙凤鸟异质同构了猫头鹰的爪子。凤鸟头上有一条细长的“S”形冠毛，那是象征伏羲龙躯的变形。右，商代安阳武官村出土石磬上的图案，这虽然是一只虎形龙，但是龙的爪子是猫头鹰的爪子，因为女娲的图腾形象是鸱鸮，所以鸱鸮的覆毛状爪子代表了女娲。另外，虎形龙的尾巴，上面还刻画了羽毛纹——这些都是伏羲女娲合体神像的特征。
图13：左，这是故宫博物院藏品伏羲女娲同体神像。这件极品被绘画研究者一直忽略。猫头鹰象征女娲，竹笋象征伏羲。《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帝俊竹林”的叙述。因为中华民族走出蒙昧时代，靠了草类植物竹子大大加快了速度，所以中华民族感恩竹子，把它等同于自己的祖先，就把竹子和自己传说中的祖先伏羲同等视之，更因为伏羲氏主图腾为龙，于是在中华民族中，竹子就有了龙图腾的位置——竹笋最不可限量其变化发展，于是商代的这件玉雕就把竹笋象征伏羲。猫头鹰头上异质同构竹笋，正是伏羲女娲的和而不分之表示。右，美国福瑞尔博物馆藏伏羲女娲合体像。这也是伏羲龙图腾像，和女娲人形像直接交合的玉雕。
图14：左，伏羲女娲是传说中的兄妹兼夫妻。作为兄妹，祖上遗留的图腾可以互相继承，作为夫妻，更是出于一个图腾的家庭。这件青铜猪，是角猪，角猪是公猪，在这里象征伏羲，角猪背上小小的凤鸟象征女娲。显然这是伏羲女娲合体像的一种。右，商末坂方鼎上的一头双身龙形象，即是伏羲女娲合体像。这件一头双身龙和图9左图一头双身龙形象大体一致，而且作为蛇状的一头双身龙额头都有着“◇”标志——这个标志自大汶口文化，一直传承于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当中，它除了可证明图9左图是先商的伏羲女娲象征而外，又可证明图它也是伏羲女娲合体像。
图15：左，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63号墓伏羲女娲合体像。墓葬主人有可能是灭商有关人员：周武王灭商之战，俘获了大量的商王的玉雕艺术品，分给了参战的有功人员，这一件也许就是分赐人员的玉雕。女娲雕做猫头鹰形，猫头鹰的胸腹上雕刻了龙蛇的腹甲纹，说明猫头鹰是凤鸟，因为凤鸟的特征是“凤中有龙”，龙生着蛇的腹甲。猫头鹰头上啣着一条一头双身龙——这一头双身龙象征伏羲（阏伯、实沉二支，因为同出于伏羲女娲，亦可称为一头双身龙），这一头双身龙额间有伏羲氏特有的“◇”形符号。右，也是北赵晋侯墓63号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合体像。这是一种独特的伏羲女娲合体像，它雕刻在玉戈上：伏羲女娲生着有覆爪毛的爪子，因为女娲主图腾为凤鸟，凤鸟的本鸟是猫头鹰，其自然生着有覆爪毛鸟的爪子；传说伏羲生着长长的胡须或长发，长发和胡须自然借指伏羲；伏羲女娲都是人头龙躯，所以他们合体像共同生了一条尾巴。他们同称帝俊，“帝”在天上，所以他们云纹绕膝。
图16：左，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63号墓伏羲女娲合体像。这件玉雕伏羲女娲合体像出现了两只两头一身龙勾缠在一起的造型。既然出土在晋侯墓地，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伏羲女娲的关系反映在图像学之中。两头一身神物传统的名称叫做“并逢”，它的造型，应该得启发狗的交配状态。狗交配后，往往有公母屁股粘连的现象。这两只并逢，皆一头做龙头，一头做人头，人头的头顶有散开的头发，人头的颌下有胡须，这可能的在模拟男人的头，此如商代这种合体像人头多生长女娲身上之雕刻习惯有异。这似乎是说明雕刻师有心对传统的观念做了调整。女娲和伏羲同族婚，他们的图腾崇拜可以共有，女娲也可以以龙头为其图腾形象的象征。也许商王曾经私属的雕刻师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得不改变传统的造型认知，从而进行了造型上的改变。雕刻师知道了晋国地处“大夏”，这个大夏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分裂时实沉一支聚居地（《左传·昭公元年》载，实沉一支迁于后来的晋国地盘），所以这件玉璜上的两条两头一身龙，一条是住在东方苍龙星土的阏伯一支，一条是居于后来属于白虎星土之晋国地盘上的实沉一支。它和图15左图猫头鹰头上的一头双身龙的造型构思，应当同出一辙。其雕刻时间应该在商王族权力失去之后。图16：右，出土于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31号墓，它是伏羲女娲交尾的形象，更是开启这以后伏羲女娲交尾合体像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伏羲女娲亦非蛇躯，而是鱼的身子。这显然出于商代人鱼龙常常混为一谈的习惯。特别重要的是，这件玉雕之女娲鱼身子，可能是今天世界美人鱼传说的开始。
图17：左，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63号墓出土玉觽状的伏羲女娲合体像。觽是古代人解开绳索结扣的工具，因为传说伏羲氏发明了绳子，所以雕刻师才把他们想象成了解开绳索结扣的神圣。三星堆巨大的青铜太阳树上有商代之绳躯龙（图18），说明这种想象在商周之际，非常普遍。因为伏羲女娲是兄妹兼夫妻，龙凤图腾共有，所以以龙首象征女娲，以绳索象征伏羲。图17：右，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31号墓出土伏羲女娲玉雕合体像。这是人身女娲与龙身伏羲交合图，它是图11：右湖南安化出土的伏羲女娲合体神青铜器的变体艺术品。伏羲做虎首回顾龙的样子，女娲人身蛇躯，卷曲着尾巴，遮挡着和伏羲交合的要点。在这件玉雕中，女娲雕成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也算美女的人，这也可能是雕刻师离开商王族对待神仙圣灵之态度的作品，是雕刻师脱离了商王控制地区的作品。
图19：左，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31号墓出土，被报告人误读为“鸟形饰”的伏羲女娲合体玉雕。实际这是变形程度较大的人首蛇躯女娲和化身虎形龙的伏羲交媾图。其雕刻师应该是离开商王族对其控制后的作品，它大概是投合姬周贵族心理的作品。我认为姬周贵族不一定心悦诚服商王族的伏羲女娲崇拜，所以这件作品的玉雕师便会有意地将伏羲女娲与传统的造型程式变体，以致晦曲了二神物一起的意义。但雕刻师仍然在伏羲女娲接触之间刻出来“口”形，以会意二者的交配活动。图19：右，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63号墓出土“龙人”玉雕，实际是伏羲女娲合体像——这应该是借二者的合体，说伏羲女娲一起，繁殖出了许多龙子龙孙。下图20：之“右”，是这一认识的汉代版本——或者可以说，到了汉代，伏羲女娲合体像，有特意激发人们努力繁衍的积极意义。
图20：左，汉代的伏羲女娲交合图。伏羲女娲虽然一个主图腾为龙，一个主图腾为凤，但是他们也都有龙凤崇拜的历史传承。这幅画上的伏羲氏手执一面拨浪鼓，鼓声抒发阳气，女娲手执只排箫，传说排箫有利于妇女顺产（排箫今都称为凤箫，因为象征凤鸟的女娲手执的缘故）。显然这是把伏羲女娲当做生育神来对待。图20：右，汉代的伏羲女娲交合生出许多龙子龙孙图；它可以说是图19：右的汉代继续理解。
图21：左，汉代的伏羲女娲交合图，亦在证明伏羲女娲也是龟鳖图腾的颛顼氏之后代。图21：右，这件作品，似乎在说，出自少昊氏鸟图腾的伏羲女娲，是西王母的低一辈的人——汉代的西王母虽然可能是卜辞中“西母”的演变（卜辞上的“东母”指生了阏伯一支女娲氏）。当然作为汉代人，可能并不知道西王母不是汉和帝使臣甘英所谓的“西王母”，有可能是伏羲女娲实沉一支的老祖母。这幅图画上的“西王母”显然是高于伏羲女娲的外国大神，所以一头是人身一头是图腾鸟的伏羲女娲盘结起来，手持便面（扇子），低声下气地服侍这位西方的大神——虽是伏羲女娲彼此缠结不分，却是汉代继承古代伏羲女娲彼此缠结不分的认定。不过伏羲女娲小心地伺候西王母，有可能寓以灾疫不伤害人间繁衍之义，因为汉代的西王母是灾疫之神，而灾疫在生育繁衍之神伏羲女娲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总之，伏羲女娲恭恭敬敬地侍奉西王母，更突出了这一对合体神的不可分离。
图22是1965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合体像。因为他们交合不分，所以他们生了日月天地，生了各族人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女娲交合图告诉我们：繁殖生育，才是人类的第一使命。伤害生育，其道不远。
注：
3.见拙作《良渚文化是“三身国”吗》 （点击即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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