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柏山是一位老革命，有时候也写写小说。前者的身份是革命家，后者的职业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在那个不讲理的年代，革命家的罪名往往是“叛徒”“内奸”“特务”，知识分子最便捷的标签便是“思想反动”，这两类人都是应该被枪毙的对象。彭柏山同时身兼两重身份，加在他头上的灾难就会变得无以复加，最后竟至死在乱棍之下。
1930年，彭柏山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共产党，1931年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工作。1932年底，湘鄂西苏区残杀“AB团”，彭柏山从死亡堆里爬了出来，逃到上海去告御状，那时候的党中央机关在上海。虽说党中央肯定了彭柏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却命令他立即返回湘鄂西苏区。要想证明自己不是“AB团”的人，就必须返回湘鄂西苏区，可是返回湘鄂西苏区就有可能被当作“AB团”成员枪毙，事情开始变得像《二十二条军规》一样不可理喻。
后来彭柏山想通了，对于一个歪理邪说，当你证明不了的时候，就倾向于不证明。再说了，苏区的反“AB团”运动已经砍了七八万个脑壳了，也不缺自己这一个了，于是就留在了上海没有回去。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听命令擅自留在上海就是背叛革命，不过那时候党组织尚在地下状态，还不能像后来那样一手遮天，也就拿彭柏山没什么办法。
既然不能为革命冲锋陷阵，就重拾少年时的文学梦想，彭柏山像所有流落到上海的文学青年一样，在上海租了一个亭子间，开始写小说。彼时他的同乡周扬已经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经周扬介绍，彭柏山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认识了在“左联”做宣传工作的胡风。
那时候，彭柏山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一天买几个烧饼，再花几个铜板买几两酱油，吃着烧饼蘸着酱油，居然很快写出了反映苏区左倾路线斗争的小说《崖边》。
胡风赏识彭柏山的小说天分和潜质，但是胡风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困难。有时候胡风去看他，留下一、二块钱，但是一、二块钱也只能让他多活几天而已。后来，胡风把彭柏山的情况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嘱咐在自己每月给“左联”的二十块钱中，拿出几块钱给彭柏山以维持生活。那段时间，彭柏山和胡风以及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经常看到“午后复冰山信”或“得冰山信”的字样，冰山就是彭柏山，冰山是他发表小说《崖边》时用的笔名。
《崖边》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除了得到胡风和鲁迅先生的赏识之外，茅盾和巴金都在文学刊物上写了评论，给予很高的评价。不久又被鲁迅先生推荐给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先生，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胡风还把《崖边》和彭柏山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结集出版。彭柏山小说的创作前景被普遍看好。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理想主义充盈，容易相信乌托邦的力量，1934年，彭柏山终究无法抵御革命的洪流，重新加入共产党。当年冬天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在狱中向鲁迅求救，鲁迅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也曾寄来银两并设法营救。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彭柏山被无条件释放。不久党组织分配他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然后是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彭柏山一直作为作战指挥员转战南北，戎马倥偬。
转眼到了1954年春天，彭柏山已经做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其时老朋友胡风上了30万言书，伟大领袖冲冠一怒，在全国抓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女士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写道：上海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主席召见石西民。石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主席很不高兴，紧接着说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于是，在1955年的暮春，半夜迎来了敲门的警察，彭柏山被按在墙角，双手铐上手铐，在子女和保姆的注视下，押送监狱。1956年底被开除党籍，随后获释出狱，1959年又被发配青海。1965年调入郑州农学院，1968年在郑州农学院被红卫兵乱棍打死。三个月后，彭小莲看到了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父亲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一块一块的淤血疙瘩清晰可见。
几十年过去，彭小莲承认自己仍“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
也许在关进他为之奋斗、亲手建立的国家机器自己的监狱之后，彭柏山彻底明白了，曾经的理想主义是多么虚妄。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立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推而广之，革命者最大的悲哀是被自己的专政机关专了政。彭柏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所以彭柏山不仅仅是个思想的囚徒，也是个真正的囚徒。
在监狱里，他曾经试图自杀。王小波说知识分子假如生在一个不讲理的年代，唯一的想法就是这个倒霉的年头什么时候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假如赶不上，就犯不着拖下去。彭柏山一定是觉得这年头是过不去了。他把衬衣撕成布条，搓成绳子，准备自杀，幸被看守发现，未能如愿。
与彭柏山有着相似经历的思想家顾准，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思考以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
顾准是先知先觉者。作为思想家，顾准除了思考“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之外，还有著作留下来。其弟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以使后来者得以窥见其在许多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彭柏山是小说家，除了在上海那一段时期的创作高峰，留下了小说《崖边》《皮背心》《忤逆》外，1949年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在1955年关进监狱的那一刻，对于“左倾”思潮的危害性感同身受的彭柏山是否也曾做过深沉的思考？
彭小莲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两件事情，让我们对彭柏山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思想的深刻性有了一些了解。
一件事情是，夏衍知道了胡风上了三十万言书，高兴地告诉彭柏山说：“胡风前些时候给主席上书了“三十万言”，和主席讨论文艺方针。书中还说你好呢。”彭柏山没有说话，或许此时他已预感到将大难临头，回家后立即把与胡风的所有通信烧了。后来彭柏山对王元化说：“老胡太天真了！”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第二件事情是，彭柏山刚从监狱里出来，王元化也被打成胡风分子，也刚从监狱出来。王元化义愤填膺地说，他要给主席写信，说有人在背后捣鬼，他们两个都是冤枉的，他们不是反革命。彭柏山听后摇了摇头，伸出一个手指头说：“就是他！......你千万写不得啊，你写了要出大事的。”
写于2011年3月29日
原载 葛陂小记 原标题《鲁迅资助过的小说家彭柏山被乱棍打死，临终前终于明白了：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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