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原名朱重八，从他的命名，大概知道他祖上不怎么识字。后来改名朱兴宗，字国瑞，元璋是拜郭子兴所赐。他出生在淮南濠州钟离县（今安徽省凤阳县），另一说法为明光（盱眙、嘉山），看来他的出生地也不能完全确定。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富户放牛。后因灾变，曾一度剃发出家，四处流浪，化缘为生。25岁（1352年）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政权。先后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反元军阀，统一南方。后北伐成功，推翻了元朝统治，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新的大一统皇朝政权明王朝。在位三十一年，年号“洪武”，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统称“太祖高皇帝”。
建国伊始，朱元璋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础上制订颁行《大明律》，1397年，下诏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凌迟，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的人，只要是年满十六岁的都要处决。用严刑峻法管理百姓与官僚，禁止百姓未经许可自由迁徙，并极为严厉地惩治官吏的贪污腐败。紧接着又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底起，至洪武二十年年底止，短短两年时间里，朱元璋先后亲自写定《明大诰》四编，分别是：《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刑典以被诛杀者事迹为主要内容，凡贪官污吏，一经查实，一律发配北方荒漠中充军，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充满血腥气味，闻之毛骨悚然。
谌旭彬在其《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一书中，试图“从朝廷文件里打捞湮没的历史真相，在帝王意志中管窥小民的生死祸福。”讲述评析朱元璋如何用《大诰》让他治下所有人进退失据。本书前言，作者开宗明义：“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编《大诰》笔下的那些‘洪武愚顽’。所以，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统治者们的辗转腾挪。……在朱元璋的语境里，‘洪武愚顽’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时代，既愚蠢又顽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他们遍布在洪武时代的各个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员、胥吏与兵卒，也可以是农夫、商野、工匠与读书人，甚至还包括僧侣与道士。本书讲述的，便是这些人的故事。”看来无论古今，碰上雄才大略的皇帝和他主宰的时代，就是一种遍地“愚顽”的情景。
四部《大诰》虽俱以天下臣民为教育对象，但每一部的侧重点仍有不同——
《御制大诰》的正式颁布时间，是洪武十八年（1385）十一月。它主要针对的是官吏集团，序言里说得很明白，该书旨在“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目的是曝光大明朝官吏集团贪赃枉法、祸害百姓的种种罪行。刘三吾奉朱元璋之命撰写《御制大诰·后序》，说：皇上自夺取天下以来，“思得贤才与图治道”，天天盼望着能与一干道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才一起将这天下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结果却是“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朝廷内外竟然全是贪污腐败分子。皇上无奈，“不得已施之五刑”。本想着严刑峻法可以让他们有所收敛，结果却“犯者自若”，官吏们仍然贪腐不休。皇上心存好生之德，不忍彻底抛弃这些人，于是又耗费“圣虑”，废寝忘食，写成这本《大诰》，以图来挽救他们，足见皇上“爱民之意深矣”。马屁拍完，刘三吾就《御制大诰》的核心政治目的总结道：是《诰》也……玉音所临，莫不曰：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自今官钦遵之为官箴，不敢非法以挠害乎民。民钦守之为彝训，不敢违法以交通乎官。将见比屋可封，尧舜之治复见于今日矣。大意是：《大诰》让皇上的玉音降临在明帝国，天下百姓莫不交口赞叹。自此以后，官吏们要将《大诰》当成做官的最高戒条，不可再做侵害百姓的违法之事；百姓们也要将《大诰》当作行事的最高准则，不可再做结交官府的违法之事。如此，伟大的尧舜之治，必会在当代重现。刘三吾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御用文人，他除了帮助朱元璋编辑《大诰》，还曾秉承朱元璋的旨意，删节过《孟子》。
《御制大诰续编》的颁布时间，是洪武十九年（1386）的年中。除了继续痛斥官吏集团，同时将痛斥的重心投射到草民百姓身上。朱元璋在序言里写道：上古时代的百姓才是好百姓，明帝国的百姓差得太远。上古百姓之所以好，是因为“九州之田”全归官家所有，全控制在朝廷手中。朝廷按人头将土地分配给百姓耕种，再按人头向百姓征税，所以农夫中不会有游手好闲之人。“士”（读书人）与“工”（工匠、手艺人）也是一样，在朝廷的管控下，他们不会走上“证”和“妄谬”的歧路。至于“商”，只能在农耕间踪偶尔为之，不允许成为一种独立职业。故此，上古时代的国家里，是找不到游民（旷夫）的。反观我大明朝，情况却全然相反，到处是“效习夷风”的“愚夫愚妇”，自元人处沾染了一身毛病，最后“寿非寿，富非富”，既保不住性命，也保不住财富。总之是寿终正寝者太少，奸恶之徒却一天比一天多。
大明朝的百姓堕落至此，该如何挽救？当然只有再度祭出《大诰》这一法宝。朱元璋说：
朕皇皇宵昼，思治穷源。无乃旷夫多，刁诈广，致有五福不臻，凶灾迭至，殃吾民者，为此也。今朕复出是《诰》，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罪罪之，具条于后。
意思是：祸害我大明朝百姓者，主要是那些刁滑狡诈的游民（旷夫）。这部《御制大诰续编》，便是专为惩治这些游民而作。《御制大诰续编》颁布到全国各个角落后，所有臣民须一体遵从。违者将严惩不贷。朱元璋说，自己之所以要亲手编写两部《大诰》，全是因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这大明朝里不合格的官吏与不合格的百姓实在太多。为了改进大明朝臣民的质量，这两部《大诰》必须做到“家传人诵”。
《御制大诰三编》的颁布时间有些模糊，最早约为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从朱元璋写的序言来看，他之所以要颁布《御制大诰三编》，是因为《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没有达成他期望中的效果。
朱元璋说，自己在洪武十八年（1385）颁布《御制大诰》时，已处于一种“控驭之道竭矣”的状态。这话有些矫情，却并非夸张。朱元璋的控驭对象有二，一是官吏集团，一是普通民众。官吏方面，仅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便“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空印案”与“郭桓案”加起来，一共杀了八万余人，朝廷内外为之一空。可是，如此这般地疯狂杀戮，且辅以“剥皮实草”的酷刑，却没能得到朱元璋梦想中那种既有道德又有能力的官吏集团。民众方面，仅根据《明太祖实录》与《国榷》等书做粗略统计，自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八年，各地农民起义达百次以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爆发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御制大诰》的颁布没有改善这种境况，用朱元璋的话说便是“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者叠叠，不旋踵而发觉”，于是又有了《御制大诰续编》。但《御制大诰续编》也不解决问题，“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黔驴技穷的朱元璋，只好再出《御制大诰三编》。刘三吾奉命为《御制大诰三编》撰写的《后序》，开篇便是对朱元璋极尽肉麻的吹捧，刘三吾说，三代以后的“汉晋唐宋之君”，都是些“因循为治”之人。他们把天下搞坏了，让世道距离伟大的“三代之治”越来越远。“胡元”入主中国之后，更是将“先王之教、华夏之风”扫荡得干干净净。只有我大明朝的开国皇帝“神圣文武”，是天命所归之人，是真正可以重造“三代之治”伟业的人。遗憾的是，皇上“乏贤为辅”，大明朝的臣子们全都不行，“所以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皇上已然很努力，乱臣贼子却还是层出不穷。然而，皇上坚信这天底下“无有不可化之民”，所以先后颁布了《御制大诰》与《御制大诰续编》，且效果显著，百姓纷纷响应号召，将地方上的奸恶之徒擒拿到京城。皇上也由此知晓大明朝百姓“有从命之诚，有可化之机”，是可以改造好的。鉴于本朝百姓“狃于污习，虽暂革面，犹未格心”，被前朝风气污染，革了面却还未洗心，皇上再次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撰写并颁布了伟大的《御制大诰三编》。
《大诰武臣》颁布于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顾名思义，它的对象是明帝国的武将，内容主旨简言之便是“大明朝的武将中鲜有好人”。朱元璋在序言里说得明白：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略不有些哀念，将那小军每（们）苦楚，也不如猪狗。……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见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这军官每，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那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若比草木也不如。
朱元璋还对南京城里那些武将们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戒言语”，结果却是“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没几个人愿意听我的话。等他们犯了法被抓起来，又“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总之，“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没办法，只好“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就是这部被诛杀的武将们的悲惨故事写成的《大诰武臣》，每个武将家里都发一本，让他们的父母妻儿兄弟看看这些血淋淋的往事，然后一并参与劝诫。
《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的文字风格已相当通俗直白，《大诰武臣》的文字，则更为口语化。朱元璋说，自己之所以用口语风格写作《大诰武臣》，是为了照顾武将们的文化水平。他每天都在忧心大明朝的军队将领“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实在没办法，只好给每名武将和他的家庭颁发一本超级口语化、没有丝毫阅读门槛、没有丝毫理解难度的《大诰武臣》。朱元璋告诫这些武将，《大诰武臣》颁布后，以后犯了事，不许说什么“不曾见文书，不知道”，也不许说什么“这文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不许再拿没读过与读不懂来推卸责任。末了，他还以株连全家为威胁，警告武将们：“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要求军队将领们要好好阅读，认真体会，不要违背本书的教导。否则，将来若是犯了事，便要将武将们家中的男丁全抓起来，命他们背诵《大诰武臣》。背不出来，便无论老幼一并治罪。
国家自有典章制度，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在典章制度之外颁布《大诰》，实施“以诰治国”？对此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言解释道：
“朕听闻古代的君臣，担当天下重任，关心民生疾苦，制定纲纪造福百姓。真可谓君臣同心，志气相投。皇天后土被感动，四海五岳也愿意显灵，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给人足。这些君臣故事载入史册，君子们今天读到，仍会感动仰慕，恨自己没机会耳闻目睹。反观我大明朝，情况却全然相反。官员办理政务总是私心胜过公心，贪赃枉法层出不绝，最后搞到罪您深似大海、重如山岳。前一批被杀者的尸体还没清理干净，后一批死刑犯又送到了刑场。如此这般前赴后继，倒在尸山血海之中的贪腐官员不计其数。”
据此，他发出一项设问：
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
答案当然只能是后者，《御制大诰》序言里说得很明白：败坏世道、败坏读书人节操的，是元代的“九十三年之治”。在《大诰》正式颁布之时，朱元璋对群臣现场演说：朕自登基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该恢复的传统都恢复了，该施展的教化也都施展了。还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了这本《大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的法门，全包罗在该书当中。朕现在正式颁行《大诰》。天下臣民须永远服从该书的指示。遵从指示者有福，不遵从指示者要倒大霉。
《御制大诰》痛骂官吏，《御制大诰续编》斥责百姓，《御制大诰三编》不分官民，一例指向明帝国的所有“奸顽”而《大诰武臣》指斥武将。概括起来，四部《大诰》想说的无非四点：一，大明朝的官吏不行；二，大明朝的百姓不行；三，大明朝的军队将领不行；四，大明朝最行的是朱元璋，只有完全遵从朱元璋的教导，明帝国才能重现伟大的“三代之治”。
洪武十九年（1386）正月，朱元璋下令将刚刚出炉的《御制大诰》“颁赐国子监生及天下府州县学生”，使之成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洪武二十年，他又下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以便底层百姓的子弟可以在农耕的间隙，就近在本地听塾师讲读《大诰》。洪武二十年九月，朱元璋又下诏给礼部，命令“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题，或策论判语参试之”，将《大诰》变成了明帝国科举的重点考试内容。同年，他还下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后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宴，次第给赏”，也就是让塾师带着底层农家子弟进京参加诵读《大诰》的比赛，由礼部负责举办，按诵读量的多少依次颁给赏赐。如此这般，一面严刑相迫，一面重赏相诱，洪武时代的最后十余年里，《大浩》终于与明帝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有人因为家中没有《大诰》遭到告发而家破人亡；有人因为能将《大诰》背诵得滚瓜烂熟而飞黄腾达；死刑犯可以因为持有《大诰》而免上断头台；普通人也会因为出门没带《大诰》而遭受牢狱之灾。更无人胆敢对《大诰》心存不敬妄生异议。时人在诗里说“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短檠灯火读《大诰》，喜色夜夜灯花亲”“田家岁挽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编”——谌旭彬在书中写道，“洪武时代的百姓们，白天在田间耕种，要抽出间隙来恭读《大诰》；晚上收工回家，也要点上油灯恭读《大诰》。在《大诰》伟大光芒的映照下，明帝国百姓个个喜悦欢欣，连那油灯爆出的灯花，也是格外的亲切。”高压之下，只能沉默，这种死气沉沉，是专制社会的常态，而人的内心总有几分对自由的向往，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极其缺乏活力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因此没有人真正喜欢《大诰》。天底下，只有身为统治者的朱元璋，喜欢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还相信，以“诰”治国是一种高明之举。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了。《大诰》的命运急转直下，“喜色夜夜灯花亲”很快便成了过眼烟云。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堂之上偶尔还会拿出《大诰》来说事，但民间已鲜少能够见到《大诰》的踪影。这位自命雄才的皇帝，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他创建的大明朝里，人人都不行，只有他行？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在神州历史中，朱元璋也是一个“常数”和“恒数”。
改于2024年0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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