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周丨余秋雨的“小人”行径——读书随抄 - 世说文丛

于学周丨余秋雨的“小人”行径——读书随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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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一直是一个话题,1985年,余秋雨在从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并以39岁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后来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跻身厅官行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散文,之后辞去正厅级的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以考察研究国内外各大文明和文化地域。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七部散文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一度洛阳纸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再后来他娶了黄梅戏演员马兰,再一度成为一种现象。总之,一个文人能享受到的风光他占尽了。
在他风头十足的时候,有人翻出他的“黑”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是上海“罗思鼎”写作组成员。更有甚者,1999年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讲述了在上海文化圈流传很广的一件趣事: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朱大可认为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2003年7月,书海出版社出版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一书,指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存在的差错多达126个,其中“时、地、书、名”差错30个;职官旧制差错3个;“文词音韵”差错 61个,另有由于误书和排校疏漏等所造成的差错16个。这些差错的具体分布是:《文化苦旅》65个,《山居笔记》56个,《霜冷长河》4个,《智者的声音》1个。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当年很迷恋一阵《文化苦旅》,是一字不落认真读过的。后来他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也都买过,但再也没有读《文化苦旅》时那种冲动了,有几本也就是翻翻而已。似乎觉得,他在炒自己的冷饭,越到后来越像是一种写作表演或者表演式写作,因为没有独立思想和深度思考的文字,即便在华美靓丽也只是一种蕾丝花边,只能起到一点装饰作用。
我有缘见过余秋雨本尊一次。有一年,青岛市请他讲课,地点在奥帆中心的剧场,单位分配名额要求去听,那天去听的人挺多,剧场满坑满谷,毫无疑问,大家都是冲着余秋雨的名头去的。印象中,请他讲座的是宣传部门,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时过境迁,当时余秋雨讲的内容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记住他开场的几句话,在简单寒暄之后,他用了不少时间讲自己曾经是正厅级官员,一副富家员外郎的派头。我没有完整听完讲座就撤了,因为,他那副正厅级的官脸让人生厌,当时就想,他不愧是上戏毕业的,真会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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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读李昕先生回忆录《一生一事》,其中写到余秋雨一节,李昕先生阅人无数,是成功的出版家,他行文老到,不温不火,却把余秋雨的小人行径刻画得入木三分。全文照抄如下——
 
说到出版大作家的作品系列,还需要提一下余秋雨的作品。我们在选择了陈来和李零以后,对余秋雨能否在三联出版作品系列的事,也曾慎重研究。但是他这个人在文化界争议颇大,三联内部对其不以为然者甚多。在一次编辑部的会议上,我提议考虑出版余秋雨作品系列,遭多人反对。我力排众议,强调要放下主观成见,客观地评估余秋雨著作的学术文化价值。在我的坚持下,店领导班子同意我向余秋雨约稿。
我同余秋雨原本是认识的,在香港编辑“三联文库”时,我曾经出版过他的散文集,一直保留他的联系方式。这次我趁他在京居住时,约他在北京娃哈哈大酒楼吃饭面谈。事前我给他发了个手机短信,告诉他三联愿意整合出版他的作品系列,我谈了一些基本设想,最后说:
 
您的众多著作分散在一些小出版社出版,设计制作水平不高,零零散散,无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与您的学术文化地位不相称。如果您同意与三联合作,您的作品一定会被设计制作得更加精美,更显文化气息;被编辑得更有整体性和规范性,更具规模和气势,在学术文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那天他来赴约,一见我就说,你的一个短信把所有问题都说清楚了。他和马兰一边读短信一边感慨,说是大出版社做事就是大气,不一样。我明显感到他为此而兴奋异常,喜出望外。他一再表示,这是他的菜幸,编这套书,他一定当作一件大事来做。甚至说,他会把在三联出版作品集当作后半生最重要的事。但是我也提了要求:为了不给读者留下炒冷饭的印象,三联出版他的书,必须从新书开始。他需要先给我一本新著,然后我们再逐步地将他的十余部旧作整合到作品系列中。对此,他连连承诺,说是“一定,一定”。他回上海后不久,给我用电邮发来了一个“余秋雨作品系列”的目录,上列14种作品,包括他早期的几本戏剧理论研究著作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等文化随笔集,其中第14本被单独标出。他附信一封,告诉我,这是他正在写作中的新书,将作为系列的第一本交给我。但是此书暂未完成,要我务必替他保密。信中还有这样的话:“谢谢您的关照。从今年秋冬到明年春季,我全身心都献给这部文集了。”他将交稿日期定于第二年5月。于是我便静静等待,不再催问。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年5月,这部被余秋雨承诺作为系列第一本的新书,出现在另一家出版社的广告中。那家出版社将之作为畅销书在大力推广。我了解后得知,原来是余秋雨参与投资的文化公司,在和那家出版社合作,要出版这本书。这关涉到余秋雨的投资利益。于是我想,他原来那些对三联的承诺,在利益面前竟然是这样脆弱。
此事对我伤害很深。为了策划余秋雨著作出版,在三联内部我不知顶住多大压力,苦口婆心说服了多少人,才得以与他达成合作意向。而他竟然如此不珍惜我们的诚意。从此我不再与余秋雨联系,当然也不再考虑他的作品系列。
以至于几年以后,余秋雨的经纪人找到三联,拿来他的新作《何谓文化》,希望以文化公司的名义与三联合作出版,并强调说,余秋雨让他不要找其他出版社。还是在三联出版最好。出面接待的编辑跑上楼来告诉我这番话,我连见都沒有见来人,就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改于2024年07月24日  青岛
原载 读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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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于学周丨余秋雨的“小人”行径——读书随抄》 发布于20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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