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强丨相土商代服饰考（图像学考古）

相土商代服饰考（图像学考古）

——谨以此小文纪念沈从文先生逝世35年又3个月

相土，商祖契的孙子，商汤王十一代祖。据古史记载，他在夏后相十五年“作乘马”。
“夏后”，夏代的帝王，“后”古代的王，学者说，“后”是“毓（育）”的简化字，“毓”在甲骨文里象形一位母亲在产子，将母亲简化成“人”，将母亲生下的“子”简化成“口”，“人”下加“口”，就成了“后”。显然“后”是母系社会女性头领的尊称，父系社会初始，就暂借“后”称谓“王”。夏后氏，就是夏民族称“王”的时代。
大禹政变帝舜氏之后，开始“家天下”。帝舜氏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末代子孙。因为“统战”工作欠缺，导致伏羲女娲民族集团之一支后羿氏，破坏稳定，摇动了大禹孙子太康王权，夺了大禹玄孙相的王权。夏后相八年，后羿被自己信任的手下寒浞杀死。夏后相十五年的时候，于是商祖相土“作乘马”（见《竹书纪年·夏纪》）。继而返回商丘。
最早见于赵国史书《世本·作》，有“相土作乘馬”的记载，后世一般人多将“乘马”视为交通工具。所以有的学者说，按照《管子·乘马篇》和《司马法》，“乘马”乃是一种兵役制度。我看非也。
《易经·屯》卦《六四》：“乘马”就是乘坐马车，“班如”就是将乘车娶妻的方式休止。这显然是说乘着车马婚娶太野蛮，像抢了女人就跑似的。如此看来，不管商代的《易经》，还是周初的《易经》，“乘马”都不做助齐桓公称霸之管仲说的“兵役制度”。
《易经·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厉。”这个“乘”甲骨文象形一个“大”字的人站在木上——“大”会意乘车的人，因为车是木质的，“木”就会意人乘的车。“负且乘”倚恃乘着马拉的车获得财贝。显然这个“乘”指乘马拉的战车。马拉战车，正是《易经·屯·六四》“”之“乘马”。《解》之“乘”是“乘马”掠夺，《屯》之“乘马”是抢婚；马车掠夺会导致再掠夺，马车抢婚会导致再被抢，所以要“乘马班如”（班，班师回朝之“班”）。再重复一次，今通行本《易经》产生于商末，到了周代，有了相应的修改，故而有了《周易》。商末周初，“乘马”恐怕不一定指军事制度。
传说黄帝发明了车，所以黄帝又叫轩辕氏，“轩辕”最初是两轮单辕战车的部位名称，故而人们说黄帝发明了车，恐怕应该和我国纺轮的使用有关〔1〕。纺轮的使用时间至少在8000—9000年以上，这纺轮有中轴孔，插上木棍就可以捻纱；放大就是单个车轮，两个纺轮之间缠线，今天我们还叫“线车”。说黄帝发明了车，也许是黄帝民族集团的某位精英，把两河流域的单辕车弄来了中土。到了中土也许还没有普及于战争，据《竹书纪年》载，商祖相土在夏后相十五年时，“作乘马”。继后帅族回到了商丘——往年我借传授工艺技术，路过郑州，去考察“商丘”，那时房地产业还没有勃起，我发现“丘”，就是一个大大的土台子，这大土台子就是易中天在电视台上所否认的中国夏代的城池。但在夏代，丘，大土台子，是一个国家必需的“国防”设施。“山”“丘”之称谓，相当于今天国家的驻地。
我想后羿氏轻轻易易阻止了夏后氏的王权，一定给商祖相土有很大的启发，相土回商丘，也说不定有称王称霸的雄心壮志。他“作乘马”，应该是将黄帝氏弄来的单辕马车加上了车销子。所以又有人说相土发明了由马驾驭的战车。
说实话，可能夏代初年的马，大多是蒙古马的兴安岭型，这种马比一个藏獒大小近似，在《易经·晋》卦中，有“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听商王话的官员们，你们应用商王赐给你们的阿拉伯种马配土马，要大白天地公开交配，以为榜样）。”的卦辞，看出商王希望用阿拉伯战马和土马交配，以产生出好的战马来。我考证，《易经·师》卦，其“师”最初就是一个马嚼子的象形字。这“马嚼子”，也应是相土之流的发明，因为马嚼子是勒住马嘴让马听话的工具。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还要让车听话。
夏后氏的祖宗来自黄帝氏，黄帝氏是大禹父辈鲧的父辈。黄帝氏也许从两河流域弄来了单辕车而推广不大起来，经商祖相土发明了车销子，使得车轱轮不容易窜出车轮轴木而驰骋无碍。要不然为什么要把车销子的装饰，用青铜铸造成相土的样子呢？
你会反问：你怎么会知道呢？答曰：
一、《易经·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害”，车辖。我国古代的车辆，车轮收束辐条的中心部分叫车毂，车毂的中心部分有孔可贯穿车轴，古代的车轴是固定的，车行走时，轮和毂在轴上不停地转动，为了使轮和毂不脱出车轴，要在车毂的外边加一軎，軎装在轴上通过毂后露出的末端，是用来括约和保护轴头的（图1）。軎的内端有键孔，车辖即贯穿这个键孔里。“无交害” ，不要交合车辖，即不要开动车马。按《大有》卦的意思，不要动用车马抢婚，使车马抢婚变得艰难就没有坏处——这可见车辖的重要，更可见相土作为车辖神灵的机械学背景。
相土与承袭帝俊名号的帝舜，同属于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后裔。帝舜被夏后氏政变之后，帝舜氏同民族集团的司天职事人员仍然继续替夏后氏服务。公元前1961年秋天，夏后仲康因职事司天的羲氏和氏没能准确地预报出日食，便命胤侯帅师征羲、和，大约这是相土回商丘的要因之一吧。
二、车辖神灵是相土，主要见洛阳庞家沟西周墓出土的舆车车辖上的青铜人像。这人戴着什么冠子？戴着竹子编结的冠子（图2-1——图2-4）！这种冠子颇像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居民时常扣鱼的竹子编的罩网〔2〕。
竹子因传说中伏羲开发利用而和伏羲氏龙图腾合一，乃有“帝俊竹林”（《山海经·大荒北经》）的记载；竹子因为开发竹子的人伏羲氏有龙图腾，从此就成了龙的借代，乃至今天画画没有严格基本功的人，画几枝竹子，都可以混得几声赞美。人们赞美的原因，是六千多年的祖先崇拜。三星堆出土过商代戴一种竹子冠的祖神（这竹冠在后世的汉代，象征国家领导的官帽“梁冠”。图3），竹子做冠帽戴在头上，不啻是冠子，更是祖神祐护在头上。后世历代的达官显贵头戴的梁冠，都显示出对伏羲氏竹子开发之功的追忆。所以，这个戴竹冠子的人，就该是伏羲氏的后代相土。
图2-1——图2-4之青铜铸“作乘马”人的双手相对，放在肚脐之间，这应当是商代贵族们表示恭敬的礼节。
在图4-1安阳商代墓出土的贵族佩绂玉人的肚脐之间、佩绂之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对手示敬的礼节；在图4-2商代佩绂玉雕之男贵族身上，看到了这种对手示敬的礼节；在图4-3妇好墓出土的蝉形太阳神胸间，看到了这种对手示敬的礼节；在图4-4洛阳西周贵族墓殉葬的商代佩绂玉雕之男贵族身上，也看到了这种对手示敬的礼节……这些似乎可以证明商代贵族男子们，平时以这示敬的礼节相待，而作为商代的雕刻玉工，必定也会这样雕刻表示恭敬以待车上贵族的商祖相土（按《易经》反映，商代要求操纵战车的人必须是贵族）。
图5是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相土形象的车辖。相土文身，在他的胸前文身了玄鸟的图腾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作为龙图腾的伏羲和作为猫头鹰为本鸟之玄鸟图腾的女娲，他们生下了水阴（水色玄）火阳（鸟）的玄鸟，这玄鸟是周王族十分憎恨的凶鸟，因此中华民族从此被周贵族洗了脑，直至几千年后的我们，都跟着说猫头鹰是凶鸟——这说明至少是这位相土车神不是周人做的，即便做车神相土的相，也不会把玄鸟装饰在相土的身上；它是商代被周王族俘获战车上的装饰，用这车殉葬，正是周人显示自己胜利心态的表示。
图2-3之相土的服装的曲领，是商代贵族多穿着的样式，如图4-2、图4-4所展示的衣领与图2-3一致，就是证明。这种衣领在今天蒙古族民众衣服上似乎仍然可以看到。
在商代像图5这样的跪坐、跪坐的手势，是贵族们的常态。相土的发饰也是贵族常有的样式（图6）——图6-1是殷墟5号墓出土的商代贵族服饰，其身穿龙蛇绣纹衣服，留“蘑菇头”，头的后脑梳一条尾巴似的小辫；跪坐，双手五指微分，摁在双腿的上面。图6-2也是妇好墓出土的人偶，其跪坐的样式也一如图5。这些似乎皆可证明图5青铜车销子上装饰的是商代神像，是商代的产品。
按商代的《易经》说，车有“大车”和“舆”等等。大车是常规运载的货车，舆是战车。中国直到现在，受人尊重的老师的“师”，源头就是驾驶这种两轮独辕战车的御车师，而“师”所象形的东西，我考证它起先竟是象形马勒子（马嚼子），后来竟是象形马镳的侧面！但是，为什么图2、图5之青铜人，是车軎上插销的装饰呢？因为车軎上的销子，是固定车轮不会脱出的关键部件！而御车师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战马驰骋时，再控制车轮不脱。
图2这个戴竹冠子的人，就是伏羲女娲的精英后代、发明控制战车的相土；因为“乘马”的关键是车轮，车轮可以奔跑的关键是车軎上的车销子！如果马勒子、马镳是控制马匹的关键，车销子就是“乘马”的关键！
相土“作乘马”，是他领导商民族后来夺取夏后氏天下的必然。所以商民族在战车上铸造上他的形象，也是必然。

2024.8.1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