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每次谈话中，他提出的问题我很感兴趣，都引发我一番言犹未尽。他虽是后辈学者，我很尊重他，因为彼此谈话多是他提问题我作答。西方有谚：“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能提出问题是水平的体现。不过今夏的这次谈话多是闲聊中一些学术思想体会，提出的问题不乏饶有趣味的识见。我也谈了不少新的看法。这次谈话没有主题，没有提前准备，即兴中涉及的内容较多，所以时间较长，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章将近一万字，相信感兴趣的读者会耐心看完。
问：从您近期的短文中我发现，您似乎看书少了，写正规文章少了，看网上视频多了。我很奇怪，您怎么喜欢看网上视频了？
答：年龄关系，看书远不如以前多了。不过我不看网上视频。有时议论网上某个视频，都是文友发来让我看看，他们希望我谈点意见。我也愿意谈点意见供他们参考。我仍然不看电视新闻，不看报刊。偶尔看看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今年几乎没写正规文章。
问：我多次看到您对电视剧的点评，很有意思，我的一些同事也愿意看这类点评。您似乎对目前影视界的导演不看好。例如张艺谋是大腕导演，您多次批评过他。
答：张艺谋干导演的专业水平怎样，我不感兴趣。张艺谋导演的影视反映出他的文化修养、审美思想、历史知识都很浅薄，精神境界很低俗，他的价值观不敢苟同。张艺谋导演影视，有明显的媚俗、跟风倾向。我说过，张艺谋出名有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功名”。
例如他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很不怎么样，说明他连奥运精神都没吃透，便自作聪明搞成了大一统的东方文化展示。岂不知，奥运会开幕式应该展现的奥运精神是普世的：开放宽容、友谊团结、平等竞争、追求卓越、自强自尊、积极参与、保护人性。
问：您在批评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一文中，有句话不啻为石破天惊：“秦统一六国是件历史罪恶”！这个说法有悖于目前史学界的主流思想。
答：春秋列国纷争实际上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在人世间的返照，并非都是坏事。顾准谈革命有句话很发人深省：“人世间的正道是进化。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所谓进化都是在竞争中实现的。这个道理犹如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是在竞争中出现的。问题是：宗奉“中庸”的中国人贬义竞争、恐惧竞争、拒斥竞争。不懂得：竞争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世间的正常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没有竞争，不可能有进步与发展。中国历史上没有正常的竞争是因为没有市场经济社会。历代王朝推行孔子提醒的重农抑商国策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里的“和为贵”本来是相对意义中的有限价值，竟然成了社会上的普遍真理，淹没了竞争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
问：不过春秋列国时的纷争不是和平竞争，大都是战争，给社会、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灾难。
答：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社会的和平竞争意识。但是战国时期也并非天天打仗，并非国无宁日。战国时期的生产、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的进步与发展，是明摆在那里的事实。六国即便打仗，也不是六国都参与的大规模战争。再说战争也并非绝对的坏事。如果六国之间的战争能像欧洲三十年战争那样，打出个国家的定义、国家的界定、国与国之间的互相认可、互相尊重，以及国家独立、主权平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理念；打出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那样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历史就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孔子那代诸子百家及其子孙后代不明白：没有从天而降的社会稳定；没有从天而降的国际和平。都是战争打出来的生存智慧。欧洲在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几十个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社会安定，为欧洲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这都是三十年战争打出来的国际形态。虽然战争都是利益之争，但是欧洲三十年战争，毕竟是信仰意义上的武力较量，是有底线的。底线使人们有可能坐下来谈判。中国有史以来的战争都是世俗社会的利益之争，是没有底线的较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这仅是理论分析。
问：您的“这仅是理论分析”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呢？
答：实际上利益之争并非绝对毫无理性，是人都有理性，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六国之争，争出个中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六国因此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并非绝对不可能。问题的要害在于：先秦诸子百家虽然争鸣，他们创建中国文化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维护君权统治。在这个主旨思想的导向下，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思想与欧洲完全不同：欧洲的法治思想是维护所有人的权利而“治权”的；中国的法治思想是维护君权统治而“治民”的。所以中国人不太懂得用法律、用契约处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厢情愿地把生活中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明君良吏上，太天真了！把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拳头大的是哥哥”，这是原始的、野蛮的“丛林法则”。如果追根究源，中国所有的事都坏在文化创建的出发点是维护君权统治上。秦统一六国是“丛林法则”的实践，毫无积极意义可言。
假若没有秦统一六国，六国存续下来，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不可能出现；大一统的僵化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六国老百姓出于天性本能与生存需要，肯定会萌发经商的想法与实践。社会微观上会因此出现活力，这种活力才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力量源泉。
只要商业发展了，“人相食”的惨剧就不可能发生了。六国也不可能都宗奉重农抑商的国策。商业的发展必定导致六国之间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必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华夏神州的人，不至于穷了两千多年、连吃饭问题都未解决。
问问那些崇尚大一统的民族主义者：谁见过市场经济国家在和平年代里，出现过饿死人的现象？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哪个王朝没有饿死过人？为什么史书上记载历代都有“人相食”的惨剧？
问：所以您认为秦统一六国没有好处。但是学界普遍认为秦统一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答：说秦统一六国是历史进步，都是站在维护君权统治的立场说话。秦统一六国没有一点好处！唯一的“好处”就是维护君权统治中出现了皇权中央集权制。皇权中央集权制是人类社会中最糟糕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最直接的恶果是：官员任命制造成了各级官员只向上负责，不向下关心的普遍现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杜绝了私有制的出现；剥夺了人的各种权利；扼杀了人性；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出现；消灭了民间自治与多元化；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与社会发展。
教科书说秦统一六国有利于度量衡、文字、语言的使用与交流云云。这都是无稽之谈！
目前欧洲的面积相当于满清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之前的中国领土大小，都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目前的欧洲有45个不同国家，200多种不同语言，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与生活习惯。但是这些“不同”，这些“差别”，并未束缚欧洲的进步与发展。实际上，几十个国家存在很多“不同”的欧洲，是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活跃、国力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 欧洲这个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只有“不同”才有竞争社会，才会出现经济繁荣、百业兴隆、文化活跃、创造创新的社会局面。大一统禁绝了竞争，社会在一潭死水中除了有利于君权统治，就是让老百姓受穷。
问：几年来每次暑假来青岛，总要拜访您，都有种常说常新的感受：您知识渊博、学问深厚、思想新锐，所谈所言总是让我耳目一新。这可能与您的满屋藏书直接相关。不是我絮叨：您确实是我遇到的读书最多的学者。您喜欢读书是上学时养成的？还是离开学校后形成的？
答：我是自幼就喜欢看书。我在上学前就识字，能自己看连环画了。我年幼时，岛城居民区大街上，有摆小摊出租连环画。找一本自己喜欢的连环画，交上二分钱，坐着小板凳看半天。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汉演义》《岳飞传》《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东周列国志传》等很多历史故事，都是上学前在小摊上，坐着小板凳时就有了感性认识。
上小学时我看了很多现当代小说。上中学时，学校图书馆有很多民国时期的世界文学名著，我几乎都借回来看了。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位老语文教师，他见我喜欢看文学书，与我谈过几次话后，便给我一个特殊待遇：其他学生借书是不能进图书馆里边的，只能在门口根据图书目录册选择自己要看的书，填写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一本。我可以到书架前浏览选书，并且一次可以借好几本。当时我就知道这是语文教师对我的一种鼓励与期望。所以我不但认真看书，还把自己的读后感呈送这位语文教师指正。
由于看书多了，所以我在中学时就知道，在十九世纪的东西方，有两个国家出现了文学盛况，堪称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两章：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法兰西。我退休后那几年搞讲座时，讲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法兰西文学，可以不用翻书、不用备课，心中有数中登台就讲，很受听众欢迎。这可能与中学时代记忆力好有关。
问：您是讲文学艺术意义上的小说呢？还是讲两个国家的文学史？
答：社会讲座不能讲太专业化的东西。我主要讲几个有代表性作家的小说。但我的讲座拟题还能吸引听众，例如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讲题是《让读者灵魂颤栗的小说》。讲托尔斯泰的小说，讲题是《情感是一条无序的河流》。讲巴尔扎克的小说，讲题是《深谙法国社会的大师》。讲雨果的小说，讲题是《法兰西人的良心》。
问：但是您家藏书，文学书不是最多。倒是社科方面的学术书很多。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谈自己年幼时的读书，着重谈到文学名著，是否在暗示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是所有读书人的基础？
答：你的问话总是诱发一些新的内容与说法。文学书应该是所有人精神修养中的必读。我以前讲过：“一个对文学毫无兴趣的人，必定乏味得面目可憎”。不好说实际生活中多数人“面目可憎”，但这是事实。现实生活中还有几人喜欢文学？大陆老中青三代人的精神家园都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人与人之间情感寡淡，只剩下利益关系了。这与“对文学毫无兴趣”不无关系。读文学书不仅是一种兴趣；更是情感的陶冶、境界的提升。
问：您在一篇短文中讲过，今人的精神素养远不及古人。
答：是的，今人在情感上、精神上、境界上都不及古人。我在前几年搞讲座时，经常讲古典诗词，曾经说过：今人的情感世界远不如古人。古人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有着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有着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思想看法——这是古典诗词涵有的欣赏价值、审美情操、阅读魅力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古人赋诗填词，都是有真实的思想情感要表达，是真正的“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是精神家园荒芜、情感淡薄、思想苍白、境界低俗、只会“跟着说、不会自己说”的今人，写诗只好“为赋新词强说愁”，只会拿无病呻吟的文字示人，读者看了能不作呕？所以今人写不出古人那种优秀的诗词来，不是写诗的技术水平有问题，而是他们就不应该写诗。应该先看点书，耐心于精神上的“做功课”。先把功课做好了，再考虑创作的事。
问：我从您的谈话、您的文章、您家的藏书发现，您读书多不仅仅是数量多；最重要的是种类多。当年第一次来您家拜访时，看到藏书那么多，而且藏书没有专业特点。我问您的女儿：“你爸爸是搞什么专业的？”
她说“我爸爸是工程师”。
于是我更加奇怪了：工程师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文、社科方面的书？还有谈宗教的书，谈音乐的书，谈书法的书。
答：除了工程师这个机械设计专业外，我确实不是任何专家。我并不喜欢技术工作，从事技术工作多年，都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我干技术工作时比较自由清闲，很多时间都用在看人文社科方面的书了。
在文化界，我自称乡野学人，其实就是个读书人，是个什么都涉猎的杂家。所以我的文章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都有我的文章表达与众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没有专业可资成就，所以我一事无成。
看书种类多的好处是：凡事可以触类旁通，可以举一反三，可以旁征博引，可以融会贯通。有利于开阔思路，也有利于提纲挈领。所以教师必须多读书，否则课堂教学肯定“不堪入耳”。
问：您年轻时干过教育工作，读您谈教育的文章，总会给我新的启发。
答：四十多年前我干过中学教员。但不是教文科，而是教数学。我的数学课学生都愿意听。后来因故我不教他们数学了，学生竟罢课非让我教他们不可。校长只好让我继续教他们数学。我的教学体会是：所有的专业知识往往不是在专业内能讲明白的，需要用学生知道的其他知识触类旁通。简单说叫举例子。其中的道理都懂，却不是谁都能办到的。需要具备丰厚的知识，需要读很多书。所以我曾经这样总结：课堂教学的全部奥秘在于：能举出学生都熟悉的例子。但是大部分教师举不出例子来。原因在于如今的教师读书太少。我为此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教师：《教书匠不读书？》。引起当地教育界一阵躁动。
问：您退休后主要是看书写文章？
答：我退休后搞了多年的文化讲座。这里的大学都有讲座，社会上也有很多讲座。不过我搞讲座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精神释放，一种淋漓尽致的思想情感表达。听众愿意听，我也愿意讲。我都是空手登上讲坛，没有讲稿、讲义的束缚，所以我可以在讲坛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旁征博引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得心应手，畅所欲言中十分惬意！这可能与我读书多有关。
搞讲座十几年，是我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后来因为听力原因，不得不告别讲坛。不过我也不寂寞，好在有不少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是我写作的动力。三年疫情期间我写了八十多万字的文章，“世说文丛”的主编帮我整理成上中下三册。待有机会付梓成书后，一定赠阅与你指正。
问：像您这种博览群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在我们大学里是见不到的。当年我初次来您家拜访，看到书橱里有潘光旦谈“位育”的著作。于是我贸然开口要借回家看看。没想到您讲了如下一番话让我感到自己的唐突：
“民国时期北大有位教授叫黄侃，他家的书房里挂一条幅写着：‘老婆与书概不外借’”。
我听后尴尬中，您又打圆场道：“这套书可以借给你看看，不过看完后必须还给我。你打个借条吧”。
记得还书时，您给我讲了潘光旦在现代教育上的贡献，并指出了潘光旦的不足。这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接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潘光旦，最终又回到孔孟教育思想的老路上去了。这是潘光旦教育思想中的败笔。教育是培养人的，不是培养工具的。孔孟教育思想是培养有利于君权统治的顺民。孔孟存世的全部著作，都没有谈过‘人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孔孟就不知道‘人是什么’。孔孟眼中的人都是接受教化后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中的人。不是天性的人”。
这段话我讲课中多次引用过。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您：潘光旦不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吗？他怎么也能回到孔孟教育思想上去了？
答：潘光旦虽然留学美国，与有留学欧美文化背景的那代学者一样，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入，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未得西方文化的真谛；不清楚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灵魂；不明白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不知道古希腊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人是什么”的问题。从而为西方哲学指明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不过苏格拉底没有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欧洲人是幸运的：苏格拉底八百年后，古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为解答“人是什么”提供了伟大的思路。但是五四那代先贤，特别是潘光旦与教育家蔡元培、胡适、晏阳初、陶行知、梅贻琦、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都未重视“人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就没有提出过“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他们未能发现：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严重缺陷。这是民国时期那代教育家、知识精英留给后人最严重的“未竟事业”。从而为天玄地黄后“政教合一”的恣意妄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问：将天玄地黄后的太多“不堪”与民国时期的“未竟事业”联系到一起考虑问题，这是一个新的学术视角，是对学术界的一个思想贡献。
答：提出这个新的视角说不上思想贡献。不过是平常的逻辑思维使然罢了。所谓逻辑思维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凡事问“为什么”；一个是对于立论、说法提供直接原因与历史本源。直接原因比较容易看到；历史的本源就不那么容易找到了。找到了历史本源，就有了终极逻辑力量的支持。
你提出的“不堪”这个说法很好！毕竟是文科教师用词恰当贴切。“不堪”是指难以接受的事。
问：听了您刚才谈到民国时期留学欧美学者的学养不足，我有种思想上的震撼！以前从未见过有人这样深刻地点评民国时期的学者、教育家。多数人都是盲目推崇民国时期的学者、教育家。那代知识精英远高于后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事实。但是您的点评属于实事求是的评价，不是否定的意思。明白了您对有留学欧美文化背景学者的点评，也就明白了您提出的民国学界留下的“未竟事业”都是事出有因的。我突然想到：不要说在西方国家留学仅仅三五年的民国学者对西方文化很难了解深刻；就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很肤浅？
答：你说得不错。像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都是当代学界声名显赫的著名学者，都长期居住在西方国家。但是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常识并不很清楚。例如：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灵魂；自由主义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科学精神，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三大基本元素等，这些西方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在他们的文化修养中并无一席之地，这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问：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学者是新儒家？
答：他们都属于新儒家，鼓吹文化嫁接论。岂不知文化嫁接论是个伪命题。文化的核心意义是价值观，价值观能嫁接吗？例如：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无代表不纳税”与“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多元化与大一统、民间自治与以德治国、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科学精神与经验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普天之下莫非王”、私有制与公有制等，这些数不胜数的价值理念怎样嫁接？
问：新儒家都看重科学。这与他们都知道现代人生活中吃的、用的方方面面，都是科学的产物有关。新儒家虽然看重科学，但是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的代表作《继承与叛逆》暗含的思想，却否定了新儒家坚守的中国文化理念：科学出现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科学，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中国文化即便存续一万年也不可能产生科学。
不过《继承与叛逆》并未谈到：科学是怎样在西方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生发科学？
答：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及短文中具体讲过。不过很多学者不承认“阿奎那用科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在欧洲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承认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弘扬的理性振拔了欧洲人的科学思维；更不承认欧洲近代科学是在教会手中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没有教会创建的大学，便没有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不会有人类现代科学。“大学是科学的摇篮”啊！
欧洲近代史、特别是欧洲科学发展史昭示：科学并非世俗文化的产物；而是信仰意义上的探索与创造。这一点看看欧洲的文艺复兴史、欧洲近代史、欧洲科学发展史就知道了。有人说欧洲科学是古希腊科学萌芽的生长与发扬光大。持这种说法的人，除了因为敌视基督教而别有用心外，就是不了解欧洲科学发展史，不知道欧洲近代科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欧洲科学并非古希腊科学的直线发展。古希腊后一千多年里，欧洲科学并未发展。严格说萌芽中的古希腊科学，在文艺复兴运动前就已经枯萎了。人类现代科学就是欧洲科学的发展，欧洲科学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发展起来的。
问：中国人一谈科学就与宗教对立说话。很多书上说中世纪教会是反科学的，教会迫害科学家。看了您的文章我才知道：“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不是科学与迷信的对立，而是科学范畴内教会坚持的“地心说”错了，是教会坚持的古希腊天体思想错了；不是宗教错了，不是信仰错了。“地心说”错了，不过是科学范畴内的错误观念。不能因此否定教会拥抱科学。“地心说”是古希腊的托勒密提出来的，难道因为“地心说”错了，就不承认托勒密是科学家？这些问题让人不能不奇怪：中国人为什么敌视宗教、轻贱中世纪教会？
答：这与长期灌输的“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有关。这个错误的论断是十九世纪西欧思想家提出来的，因为这几个西欧思想家敌视宗教、敌视基督教。他们谈科学的所有说法都是避开中世纪、避开教会对欧洲科学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将欧洲近代科学直接与古希腊连接起来说事，提出“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篮”。岂不知承载古希腊文化的典籍早在公元前就已经毁于战火了。后来欧洲人对古希腊文化的了解，是“十字军”东征以后的事。“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承载古希腊文化的典籍。这段历史我以前在有关文章中讲过了。
问：据悉爱因斯坦不是基督教信徒，他怎么能提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这个论断？
答：爱因斯坦不是基督教信徒，并不意味着他不信仰上帝。读过爱因斯坦的哲学文章就知道，他坚信上帝的存在。不过他是从科学家的角度相信尘世、地球与太阳系、宇宙天体间，有个万能的自然神存在，这个自然神就是上帝。上帝设计、安排、指挥地球、宇宙天体的有序运行。所以他说：越是深入探索天体间的奥秘，越是发现上帝的无处不在！爱因斯坦将科学与宗教总结为不可替代的互为依存关系，既是个事实判断；也是个逻辑推理的结论。这个定论我在有关文章中解析过了，你肯定看过。
问：您是基督教信徒吗？
答：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问：您相信上帝的存在，肯定不是读了爱因斯坦文章后的“跟着说，学着说”吧？
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年轻时也相信“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中年后才发现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那一年我应约为一家杂志写一篇《重提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不得不阅读了有关科学史的书，发现一部人类科学史，几乎都是基督教信徒科学家谱写的。
于是一个改变我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出现了：难道这些科学家都是吃着鸦片发现了科学定律？
这个问题是我立志研究中西方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特别是研究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动因。这种研究的结果就是：（1）坚信上帝的存在。（2）掌握了有关西方文化的几点中心要义，这里归纳几条供参考：
1.苏格拉底提出的“人是什么”为西方哲学指明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为圣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呼唤了灵感，开启了创作思路。
2.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遗憾的是，群星灿烂的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竟无一人承认这个西方文化的本质事实。
3.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灵魂。自由主义是世俗社会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政治家的执政指导思想；更是学界、知识界不可动摇的价值理念。
4.自由主义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构成现代文明社会大厦的基础与柱石都是从自由主义生发出来的。
5.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即便东方的发达国家，也尊奉自由主义。换言之，自由主义是公民致富、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精神原则与实践指南。
6.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科学精神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三大基本元素。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7.私有制是用国家体制与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任何时候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也就是通常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8.人权是西方文化让东方文化相形见绌的一个概念。东方人在世一生，竟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岂不悲哉？人权不是通常说的自然权利、自然法权——这些说法都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某些启蒙思想家，从世俗社会想象出来的“不无道理”。但缺乏终极逻辑力量的支持而没有说服力。天赋人权的天，在西方社会被理解为上帝，也就是信仰——这是终极逻辑力量的来源。
上述八条不能说涵盖了西方文化的精髓；但每一条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核心意义。这八条不是照搬别人的，也未见有专著总结这类基本知识。都是我研究中西方文化中的体会与总结。
问：我发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是政治家与国民都奉行的价值理念。奥巴马两次总统就职演说都提到自由主义。怎样认识政治家也推崇自由主义这个问题？
答：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因为受二战期间“罗斯福新政”的影响，都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国家干预市场的结果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市场都不景气，甚至走向萧条。这种经济低迷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里根、撒切尔夫人分别执政美国、英国时才开始改变。究其原因是：里根、撒切尔夫人都断然地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毅然地回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于是发达国家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开始从复苏迅速走向繁荣。世界终于迎来了三十年代大萧条后经济活跃、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期。所以里根、撒切尔夫人成了连任的总统与首相。撒切尔夫人敬奉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代表哈耶克为导师。
知道了这段相去不远的历史，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西方的政治家与国民都遵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伟大的“官民共识”！
世说文丛总索引
舟笠翁，披蓑戴笠，是乡野学人的装束，进而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了那句“独钓寒江雪‘’的诗歌意象。
从这一意象中，我们既可以读出文章作者在阅世中的独醒先觉的自觉，和唤醒济溺的情怀；更读得出其为道之决绝、寂寞和一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