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电脑的当口，整理一下机器上十年来存的各种文件，竟有数万（不止）件。
发现了这张老照片。一下子就沉进去了。
这是1975年初中毕业时，所在班级——青岛九中初三1班师生的合影，时间是1975年7月14日，距今天是四十九年零一个月。那一年，我18岁。
我发给儿子看，他几乎一眼就认出了我。
其他人，那些曾经年少青涩懵懂的小伙伴的名字，一个一个从记忆深处蹦出来，穿越时空，向我走来。
不过能想起名字的主要是男同学，多数女同学的名字，甚至样貌，都忘记了、记得不太清楚了。
二排：李婷（左二）、王素华（左五）、闫汝惠（右六）、张国华（右五）、吕爱萍（右三）
三排：李平（左三）、李枫（左六）、苗爱玉（右四）、张玉芳（右三）
四排：秦嗣文（左一）、刘勃（或是刘跃？左二）、陈军（左三）、王洪祥（左四）、梅都米（左五）、缑苏宁（左六）、周晓方（左七）、张海青（右五）、戴宗武（右三）、邹XX（右二）、杜惠楼（右一）
五排：范厚德（左一）、王鹏飞（左二）、魏超英（左三）、李国堂（左六）、林曰岗（左七）、杨志刚（右五）、陈国鸣（右四）、郑燕明（左三）、李奇生（左二）、孙兆玉（左一）
一排中间三位是任课老师。中间一位是班主任杨德明老师（左六），他比我大几乎20岁，现在奔九了。左边的是王玉芬老师（左五），先是教我们语文课，后来声带好像做了手术，不能教学，调到了学校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当时叫做鲁迅礼堂，用作学校图书馆。
右边的是李立平老师（右六），我把照片发给他，李老师很高兴，这位后来做了摄影师，我们当年的英语老师，立即对照片做了处理，给我发来，很明显，比我发给他的清楚了很多。
同学里，好像少一位，周德伟，后来改名周中烨（业），他是初二时，从青岛嘉峪关学校转来的，那个学校是“戴帽”的小学，即小学五年级之后，还有初中一年级，要想继续读初二，就要转到别的学校去。不记得为啥照片里没有他。他也是我高中的同学。1977年高中毕业那年（当时高中是两年学制），对越作战之前他入伍了，当时天很冷，我到他家去送他。战事爆发之前，我俩有密切的书信往来，后来中断一段时间，战后才知道原来他所在的部队参战了，有一段时间不能通信。这些信曾保留了很久，可惜搬家数次，最后绝大部分丢失了。现在手里保存的，只有极少几位的来信。他父亲是海军潜艇学院的教官（好像说过，与金家一代首领同在东北抗联是战友）。母亲是12中的语文老师，徐老师，我从师专毕业时，徐老师曾想我会到学校工作，与她同行，她说愿意向我传授教学经验，她教出了很多优秀学生（她的儿媳曾是她的学生）。可是我进了机关，徐老师感到很失望，到她家里去，能感受到那种失望。
跟周中业差不多前后转来的一位同学，也住在他所住的部队大院，佛涛路九号，姓氏很少见，姓缑（gou），名苏宁。一说话就脸红，很憨厚。不过跟他交往不多，他来得晚，毕业后各奔东西，没有联系。不过因为他的姓很少见，也就记住了他的名字。他的位置是左六，在我左边。我右边的是张海青，后来在铁路系统，后来很多做接待的同学买不到车票都找他，我当时也做接待，但我没找过他。
有三位姓李的女同学，一度经常弄混了。李婷（二排左二）、李平（三排左三）、李枫（三排左三）。李平和魏超英（五排左三）是当时班里仅有的两位团员（他们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当时入团很难。我因为家庭出身直到初三最后一学期才入团。整个级部12个班，也没有多少团员。当时在白果树院内上课，那个四合院式的院子很别致。院子里中央两棵高大的银杏树（白果）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多少次，梦回白果树院！级部一搞活动，各班的团员便招呼各班的积极分子，聚拢在白果树院面南的七班教室里，开会，唱歌，有时开会到夜里八九点钟。
我们班的班干部有于广东、郑燕明、魏超英、苗爱玉、李平，我是宣传委员，负责班级的黑板报，后来参与抄写学校的黑板报。[补白1]
魏超英也参加过南边的战事，后来驻防重庆（高考时成绩不够，因参战得以照顾，进入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给排水专业读书），适逢大裁军，部队裁撤，回到青岛，在市政某单位工作。后辞职去海南儋县经商，未果。返青，在一家安保公司做工程师。初中期间，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从家里（恩县路）爬坡跑上来，到我家（武定路23号）门前，在楼下招呼我，一起跑到鲁迅公园，再跑回来，吃饭，上学。他曾经写字不好，有一年暑假回来，大家惊讶地发现，他的字很漂亮了，原来是他利用暑假刻苦练字。他父亲原是市北公安的领导，一位老军人，我给老人家编过回忆录（老爷子2023.3.31仙逝，享年百岁）。母亲是纺织系统的高级工程师。当时的学习实行二部制[补白2]，即上半天课，下午通常组织学习小组，到某个同学家一起学习。有时，学习较好的同学，被安排到学习较为吃力的同学家，传帮带。曾到超英家学习。也去过王行德（一排右五）家，住甘肃路。这是一个很老实、有点木讷的同学。他家住半地下室。还去过范厚德家，住武定路。去过李奇生家，住福建路，他大学毕业进入北京天文台（？）工作。在学校是一个成绩优秀、话很少的学生。他管杨老师叫小姨夫。
我这一届的初中上了三年半，原因是某年（具体记不清哪一年），战备需要，从东北随军转来一些同学，年龄比我们小几岁，其中有王鹏飞（五排左三）、刘勃等，住在武定路南端西侧。为与他们拉平，我们多上了半年。加上小学期间曾有大约2年的“停课闹革命”（小学一共七年，后来是所谓的“复课闹革命”），这样，比我小五岁的妹妹，中学毕业时，竟只比我低两级。
升入高中时继续做同学的，除了上述的周中业，还有苗爱玉。
这些同学，大部分在武定路、陵县路、甘肃路、广东路、宁波路一带住。特别是武定路西、宁波路南、上海路北、陵县路东围合成的一大片居民区，是班级同学主要的聚集地。这一带中间有一个十字交叉路，曾经有一个很大的煤店和菜店，经历过排队买煤、买大白菜的事。这一带，据说是同学范厚德父亲过去的产业，也有说是刘半城（刘子山）的产业。多是那种二层独栋小楼。根据德占时期的要求，楼高不得超过18米，这样每层的层高就比一般火柴盒式建筑（赫鲁晓夫楼）高很多，室内是木板地。红瓦、坡顶，上有阁楼、下有地下室。这种楼，那一带现在还有不少。已列为了城市保护区。
我家在外侧，武定路23号，红星船厂（后改名北海船厂，今名北船重工）的宿舍。
我们这个班级人数真不少，照片上有57位，还有几位，照片里不记得为啥没有。加上下面六位，是63位吧。我那一届，有12个班，每个班差不多都这么多人。大都是50年代后期出生的，那也算一个生育高峰吧。
一位是毕丽珠，当时是班级的运动健将，当时的班级的体育成绩和文艺方面在级部和学校很有名，很多届的学校运动会，班级的体育成绩都名列前茅。她后来在海泊路一个幼儿园做园长，一直做到退休。有一年，她叫我过去帮她制定规章制度，挂了一墙。另一位同学范厚德（五排左一）的孩子就在她的幼儿园。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体育活动分子还有张国华（二排右五）、张玉芳（三排右三）、闫汝惠（二排右六）。每次运动会，初三一班的4*100米女子接力都是最拿分的项目。四棒分别是毕丽珠、闫汝惠、张国华，还有一位好像是张玉芳。
说起班级里的体育健将，要提一下于广东（绰号“大鲅鱼”），他是副班长，班长是郑燕明。当时尊孔文社旧址那幢教学楼的东侧，有一处不大的空地，就是在曾经著名的九中大花园北侧阶梯上面，有单双杠。课余时间，于广东经常在那里练单杠双杠，他能做那种难度很大的大回环（不知专业术语叫啥），往往引来同学们的围观、惊呼和赞叹。那时，他也不过十六七岁吧，就有那么好的体能。
一位是女同学，仇（qiu）晓慧，一度是我同位，高度近视，戴一柄很深度数的眼镜。
一位是刘来云，印象不深，有一天，在曾做过尊孔文社的那幢教学楼里，杨老师给我们补课到很晚，从楼里出来时，沿着坡路向校门走去，对面是几棵高大的槐树，影影绰绰的，有同学恶作剧地大叫一声，据说该同学吓得尿了裤子。一笑。
还有王宁欣，很洋气，图中也没有。
还有薛建军，眼睫毛很长，绰号“眼毛”，有点神经质。北京人。住在市场三路和沧口路之间的过街骑楼上。没毕业就跟家人返回故乡，也就没参与毕业照。回到北京后跟我联系数年，1976年教员过世时，他臂戴黑纱在天安门前留影，给我寄来一张照片。
还有一位王建新，外号小胡子，很会讲故事，会吹口琴，会唱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在粮食系统工作。我在机关工作下去调研时见过他。
这些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都忘记了；这些人，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已进入老年，做了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同学里，已知过世的有一位，是右上角的孙兆禹（五排右一）。他数学很棒，平时大家遇到解不开的难题都找他，他口吃很厉害。毕业后，生活很困难。很多年后才知道不在了。
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老同学，对上述文章提到的名字和位置纠错，并提供更多同学的姓名。
补白1：
1976年8月18日前，青岛市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三次红代会期间，我被调到市红代会，参与宣传组，也是参与黑板报的编、抄，几乎每天更新。那时，与来自各校的骨干在中山路1号原红代会驻地。认识了后来的团市委秘书长，当时是市红代会秘书长张波。没想到五年后进团市委，见到了张波。还有后来做了北大校长的郝平，还有贺照兴（据说后来做了市经委人事处长）、14中的费鸿森（曾在诸城路住，后来去他家找过他多次，未果），还有一位李传英，后来在团市委工作期间，在广西路的商业局团委见到了她，当时她是商业局团委干事，团委书记是李桂森（后来做了华联商厦的党委书记还是总经理）。当时在中山路1号地下室合影留念。8月18日，在人民会堂召开第三次青岛市红代会，天很热，会堂那时没有空调，与会者又不能扇扇子，坚持开完了会。谁也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红代会开会。会后，表演了《红卫兵战歌》，参与作词的有两位，一位是已故原青岛大学王照青老师；一位是门秀山，常年从事儿歌创作，上网查了一下，已创作儿歌五千首。他1945年出生，曾是幼儿师范教研处主任。在一次青岛日报系统组织的小青岛游览活动中，曾见到过他。
补白2：
说起二部制，还因此认识了七班的姜春元，我所在的一班和他所在的七班，两个班一度用同一间教室（在六二楼），各半天。我那个位置坐的就是他。我记得在课桌上刻下一句什么座右铭，他看到了，不高兴，找到我，告诫我不要损害公物。后来越来越熟，他住馆陶路，老汽车站附近，他父亲是海员俱乐部的什么领导，母亲是卷烟厂老工人，很能吸烟，但肺不好，总是咳嗽。他家里很宽敞，类似复式，不过他睡吊铺（魏超英也睡吊铺，那时很多家里孩子多，住不开，男孩子往往睡在吊铺上），虽然他因家庭困难初二就退学，但后来一直保持联系，他下乡，出局子，卖菜，都有联系。与他之间有很多的故事。再后来，他儿子大学毕业，在成都工作，再后来有了孩子，他和老伴过去带孙子，逐渐没有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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