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不喜欢王蒙，不愿意看他写的东西，更不愿意听他讲的。他当年在岛城某大学搞讲座，第一次座无虚席。时隔半年后再搞讲座时，就几乎没有听众了。
我不相信王蒙能讲出有价值的话来。我相信“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所以我也不感兴趣王蒙谈《聊斋志异》都说了些什么。
马瑞芳是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不过她吹捧《聊斋志异》有点吹破天了。
她说契诃夫、莫泊桑、亨利三位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大师的文学手法，都是《聊斋志异》玩剩下的东西。这句话让人费解：什么是玩剩下的东西？文学创作手法有玩剩下的与没剩下的吗？难道文学创作手法，犹如吃饭中的剩饭一样也会成了垃圾？
常识告诉我们：在科学上，在文化上，在学术上，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有初级与高级、基础与精华的区别。都知道不经过初级不可能进入高级；没有基础不可能领略精华。其中并无马瑞芳教授所谓“剩下的”。
马瑞芳教授鄙视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玩蒲松龄剩下的。这样的说法是口出狂言，还是显摆自己的无知？
马瑞芳教授对上述问题都语焉不详，可能她就没有思想考虑过这些问题。
如果说三位短篇小说大师都是学着《聊斋志异》的写作方法，我怀疑三位大师是否看过《聊斋志异》？
三位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我看过，共同的思想艺术特点是：他们的小说不仅是俄罗斯的人物与故事；不仅是法兰西的人物与故事；不仅是美利坚的人物与故事。就其小说人物与故事反映的思想艺术内容来说，都具有涵盖人类基本特征的力量。也就是说三位大师的作品中里那些人物与故事，都涵有超越民族文化的普世价值。
但是《聊斋志异》哪来的这种力量与价值？
《聊斋志异》里的人物与故事不乏吸引读者的趣味。却都是中国文化里的家长里短，是中国农村婆娘津津乐道的妖魔鬼怪。体现的价值观与审美思想，都是中国文化中的说法与思想理念。缺乏世界文学名著含有的普世价值。《聊斋志异》其实并不像《三国演义》《水浒》那样拥有广泛的中国读者。拿《聊斋志异》说事，不太容易让读者明白个中的道理。这里举例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水浒》：这两部书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了。但这两部书并不受西方读者的欢迎，西方人看了这两部书后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的文学作品怎么能把杀人犯歌颂成英雄？
蒲松龄是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淫，学习四书五经一辈子科举考试未第的落魄文人。一个满脑子传统文化的文人，笔下作品反映的价值观审美观可想而知：都是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东西，毋宁说离人性还有很长的距离。
凡是看过《聊斋志异》的那些有见识、有思想、有文学理论水平的学者，都会发现：《聊斋志异》不论从思想上、情感档次上，还是从艺术创作水平上，抑或从审美思想、审美情操上，都无法与上述三位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比肩。
马瑞芳教授研究《聊斋志异》，成了时下声名显赫的专家。这与如火如荼的“弘扬”有关，与甚嚣尘上的国学热有关，与民族主义者走到了前台恣意妄为有关。
时下，凡是中国的，都是好的；凡是传统文化中的都是宝贝。就差拿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太监、女人缠足这些中国独有的特产向世界炫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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