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强调学以致用，就得选择点和自己有关的书来读，思来选去，翻出那套尘封二十年的《胶澳志》，把自己的家乡搞搞清楚也是读书的惯例。
《胶澳志》是青岛建置史上首部志书，1928年12月出版，线装排印，共10册。1990年代以一千多元购入时感觉很贵，前些日子看到价格上万了，不由得心中纳闷，在一个全民不读书的年代，书籍却在不断涨价，不知这是什么节奏？
青岛的历史不长，《胶澳志》的内容也是以德、日侵占及北洋统治时期为主，而且以经济、社会统计居多，这让对数字不敏感的我有点为难。想要准确把握一个时代，感觉还是从人物入手比较方便。可《胶澳志》里介绍的民国人物不多，不是早有研究，就是不具代表性。该从哪里开始呢？要不……就先认识一下该书的作者吧！
《胶澳志》属官修志书，由胶澳商埠局主持编纂，主修赵琪，总纂袁荣叟，参订唐廷章、马天徕。一般介绍《胶澳志》是赵琪所纂，可明眼人都知道，和许多公费出书一样，排在最前面的一般不是写作者，此书应该也不例外。
尽管是署名领导，可赵琪没有贪功，在《胶澳志》序言里，赵琪这样介绍该书的作者：“今夏乃聘袁君荣叟，专司编纂，并属寅僚唐君廷章、马君天徕共为参订。袁君出其旧藏，益以调借，所集图书不下百种。又复访之耆旧，广事征求，稽以案牍，相与引证，考志乘之成规，订纂修之义例，四阅月而成书。”
从文中看，唐廷章、马天徕是当时胶澳商埠局的职员，可二人的其他情况刊录甚少，不足以成篇。为此，我只得将求证的目标锁定在袁荣叟一人。东鳞西爪，上下求索，希望对这位于青岛有特殊贡献的过客有所了解。
袁荣叟（1881-1975），字道冲，浙江桐庐人。在风谲云诡的近代社会中，入选过国会议员，当过银行经理、干过记者，出任过教育厅长，也有一般公务员和小市民的经历，曾在清代、民国、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活过，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一、他是一个“官二代”
要熟知一个人，了解他的家庭是一个很好的捷径。
袁荣叟之父是清末大名鼎鼎的诤臣袁昶。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号重黎、于湖，别号渐西村人，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徽宁池太广道；陕西按察使和江宁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禄寺卿、太常寺卿；1900年以忠谏被杀。
从简历上看，袁昶和清末那些庸碌的官员区别不大，但现实中的袁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能吏。
袁昶自幼聪慧过人，加上刘熙载等名师指点，儒家忠义思想和西方经世致用之学相得益彰，“藏器于身，以待天下之动”。
考取进士后不久，袁昶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名秘书（章京）。参加了《天津条约》谈判等外交活动，对中外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总理衙门工作十余年后，外放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他兴办教育、整顿税收、设立邮局，加强地方武装。显示出超强的事业心和能力，赢得朝野一片赞誉。
1897年，德国借曹州教案之机强占胶州湾，袁昶向朝廷提交了二万言书，详论世界大势，分析列强格局及中国之对策。光绪帝读了袁昶这份“二万言时政条陈”深为感动，亲书纲要于册，下了四道诏书。责成有关部院“认真详筹妥议，请照办理，毋再延缓。”对奏折中的对策多有采纳。
接下来，袁昶迎来了他人生辉煌的最后三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袁昶接连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几次任命有一个特点，都是前一个官职还未到任，新的任命又来了。1999年4月，又被任命为光禄寺卿，7月改任太常寺卿。但仍借调在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务。
从袁昶被紧锣密鼓地调来调去可以看出清王朝正经受着改革动荡的困扰，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要来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从山东扩展至山西、直隶，直逼京师。以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为代表的守旧派，认为义和团势力既无法遏止，则可利用他们的“法术”来战胜列强。万一战胜不了，则可以用列强的势力来消灭义和团。他们以为找到了进退皆得的万全之计，在朝野大肆鼓吹“拳民忠勇神术可用”，蛊惑慈禧诏令义和团攻打使馆。这可苦了办理外交的袁昶，他一面会晤外国公使，劝阻各国调兵入京，一面向朝廷上奏折，阻止进攻使馆。在一片主战的喧哗声中，只有袁昶等几人反对开战：“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被狂热和偏见冲昏了头脑的大员哪里听得进这些。袁昶依然据理力争：“今朝廷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论，是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仅灭在中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之洋人，其能灭尽否！”“攻打使馆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拳团骸骼狼籍偏于东交民巷口，其刀枪不入之术安在？”这些理性的分析，却被狂热分子视为惧怕洋人、出卖国家，成了歪理邪说。
攻打使馆的闹剧愈演愈烈，多国联军向京城步步紧逼，眼见国权沦丧，生民涂炭，袁昶将生死置之度外，联合许景澄再次发出《请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的上奏，可不幸落到了载漪手里。载漪恶人先告状，向慈禧密报：“袁、许两人，擅改谕旨，专擅不臣，应加诛戮。”慈禧闻言大怒，7月27日，袁、许二人被捕入狱，未经审讯，次日即押赴菜市口斩首。接着，持相同政见的徐用仪、联元、立山也被处死。
就在五君子赴死一周后，北京被多国联军占领，慈禧、光绪出逃西安，之后被迫接受列强苛刻的条件。同年十二月，光绪帝下诏：恢复五君子的原职。宣统元年，追谥袁昶为忠节。并在西湖为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建立“三忠祠”。
袁昶为官有远见卓识，在文坛也颇有造就，与沈增植同为晚清浙江诗派的代表。在他的诗作中，好多反映晚清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风格独特，独树一帜。他一生著述甚多，已刊行的有《渐西村人初集》《安般簃诗续钞》《春闱杂咏》《水明楼集》《于湖小集》《参军蛮语止斋杂著》等。袁昶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
袁荣叟共有兄妹7人，3男4女，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幼时即夭亡。受条件限制，我没有查到其兄妹的详细材料，其夫人和孩子的情况也知之不多。与之相反，有关他女婿的介绍却随处可见。
袁荣叟的女儿袁慧熙，年轻时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弹得一手好钢琴，曾参演过多次音乐会，1924年毕业，1927年与袁同礼结为伉俪。
袁同礼，字守和，1895年出生。和兄弟袁复礼、袁敦礼一同被称为“袁氏三礼”。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第二年就当上了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1920年赴美深造，是最早获得图书馆学学位的中国人。1924年回国后，先为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然后任北京大学目录和图书馆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5至1948年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馆长；1949年赴美定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文献顾问等职。1965年在美病逝。
说袁同礼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应不为过。过去中国的书籍都是“私藏”“秘籍”，讲究家传私赏。要将其打造成社会公器实属不易。他用先进的理念改造中国的藏书习惯，创立现代图书制度，使图书馆很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认可并积极支持的公共事业。他还培养引进了一大批图书馆方面的人才，王重民、谭其骧、张秀民、赵万里、谢国桢、钱存训等书界翘楚都曾是袁同礼的门生或部下。
袁同礼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图书馆活动家。而且对藏书也很有研究，著有《永乐大典考》《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等多部专著。在抗战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将一百多箱珍本古籍转移到美国，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袁同礼曾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成员，由于后期潜心研究学问，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没有和他同时的胡适、傅斯年那样著名。
袁荣叟、袁同礼这对翁婿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胶澳志》序中所说“袁君出其旧藏，益以调借，”这“调借”当中，恐怕就有袁同礼的功劳。我曾在网上见到一封抗战时期袁荣叟写给“商务四老”之一李拔可先生的信札，信中提出将印好的《袁忠节公信札》寄昆明袁同礼收转、还提到本人正在昆明疗养，说明袁荣叟当时正和女儿女婿在一起。
袁荣叟还有一个女儿袁慧燕，抗战期间曾住上海霞飞路，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不知是否基因遗传，这个家族还出现了一个以倔强著名的人物。袁荣叟二妹袁季兰的小儿子吴维尊，教名“以巴弗”，是一个执著的基督徒。
袁季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使吴维尊的心灵找到了归属，萌发了传道终生的愿望。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这个愿望也就意味着苦难。
四九年后，吴维尊在上海作中学教师。上级组织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完毕，别人的总结充溢着驯服和赞美，吴维尊的总结却写成这样：“通过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辅导老师当众批判他，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维尊辩驳道：“科学，科学规律是哪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只是发现和证实了一部分科学规律而已。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也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规律运行。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幸亏他们当时所在的是教会学校，对一些教徒的言论还比较宽容，吴维尊躲过了一劫。
1964年7月，吴维尊终因宣传基督教，“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被捕。他用圣经里守住红豆田的典故激励自己，“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有一次，他被要求回答：“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了正确贯彻的？”他回答：“我的被捕下狱，就是一个证明”。
进监后，他依然在饭前谢恩。监内的管理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维尊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管理员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而维尊坚持说：我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这样，狱方只好做些让步。让维尊有时可以吃，有时又不能吃——因为不准谢饭。
有一次，吴维尊坚持禁食七天后，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他就站起来，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后来，只要管理员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又一次，他们说：只要吴维尊能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就可以让他谢恩而吃。他想到圣经中有“敬畏神，尊敬君王”的话，他就在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那一天，他们对维尊好得不得了。第二天，组长对他说：今天，你要再进一步，不要说昨天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岂料，劝了半天，维尊就是不肯改口，他们气极了，不给他吃饭。
有人在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和“万寿无疆”呢？维尊回答说：前者是向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后者却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写申诉，要求平反之风盛行，许多人劝他去申诉，他却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不去。1981年，狱方宣布由于他劳动积极、遵守监规、“确已悔改”，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6年。而他却认为：“悔改”就意味着要把过去做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拒绝减刑。
1987年5月，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出狱后就住在监狱旁一间14平方的陋室中。只在每周一、四两天吃饭，不离监狱一步，以表示对法院说他确已悔改的抗议。这种坚持一直到2002年他离世方止。
花这么长时间来叙述三个亲戚的生平，不是为凑篇幅，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社会是那么丰富，也是那么复杂。而本文的主人公，就是这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