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书林品藻录》里，作者将谭延闿书法定位为“形容”一品。此品按司空图的本意，是说诗境的描写，应在传神，而不是形似。家葵先生借题发挥，将其引申到书法评论，但不知为何，此处入围的五位都是颜体书家，分别是翁同龢、朱祖谋、华世奎、谭延闿、舒同。家葵先生在本章的引言中说：“书法艺术抽象性极强，本无所谓形容，自从二王、颜柳确立法度，后世模拟之，高手离形得似，稍次等者形具而神不失，等而下者但存皮囊，精神尽失，古来学颜者众，近代尤夥，本条所取五人稍具规模。至于鲁公端方正直之品行，千载而下，百无其一，对此五人亦不必苛责。”
谭延闿书学颜鲁公，不可谓不精，世家渊源，不能说不如，仕途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二人最大的不同，是处事的态度。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生活在现在的人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但他在民国时期却是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生前多姿多彩，身后尽享哀荣，是为数不多的政坛骄子，艺林高手。
出身名门
谭延闿其父为大名鼎鼎的清末朝廷权臣，官至两广总督的谭钟麟。谭延闿出生于杭州，正是他父亲任浙江巡抚时。他父亲虽然有几个儿子，但大都不成器，只有谭延闿被他认定是读书的好苗子。谭钟麟和培养出杨度、齐白石等名家的湖南大学问家王闿运交情非常，谭钟麟连续将几个儿子取名为延闿、恩闿、泽闿，对王闿运敬仰之情可见一斑。而谭延闿自小也就显现出了不同凡人的气度，不仅学习好，而且胸怀湖南，放眼全国，是当时并不多见的有为青年，与陈三立（其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谭嗣同（湖南籍，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并称“湖湘三公子”。他和谭嗣同一直保持着联系，谭嗣同戊戌捐躯之后，曾引发谭延闿的无限感慨。
末科会元
谭延闿七岁开始读书，水平不次于今天那些省重点的尖子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乡试优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光绪甲辰科（1904年）考中会元。其不仅文章好，且字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相传，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遂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一是春霖书法亦佳，二是天下大旱，春霖之名甚为吉利。延闿运蹇，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但尽管如此，整个清代湖南籍士子中会元者，仅延闿一人。谭延闿中会元在湖南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王闿运听说谭延闿中会元后，兴奋得几天没有睡觉，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在那个社会，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旦中进士、点翰林后，假如不犯原则性错误，仕途根本不用愁。可恰恰在大清末年，有两位进士走上了叛逆之路，一位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另一位就是谭延闿。
好儿子和好丈夫
有件事让年轻时的谭延闿非常难过，总有人称他为“小老三”。他特意问过自己的母亲。母亲对他说：“因为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你为庶出，所以大家才叫你‘小老三’呀！”懂事之后，谭延闿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原是父亲家里的丫鬟，后来被父亲纳为妾，尽管生下了谭延闿，可待遇与尊严上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全家吃饭时，大奶奶二奶奶舒服地坐在那里吃，她必须站立一旁服侍，等别人吃得肚皮鼓鼓去睡觉了，她才可以上桌。
谭延闿知道自己因为是小妾的儿子而受到这样的待遇后，很是愤怒。谭延闿生母去世时，其住宅在谭家祠堂之后进，灵柩出门，须经过祠堂大门，族中人谓非正室灵柩，不准从正门抬出去。谭延闿乃仰卧于灵柩之上，声称自己已死，令人将灵柩由大门抬出去，族人无法阻挠，为母亲争了一口气。
民国五年，他的妻子病逝，此时，谭延闿正值中年，最该有个女人的时候，可他坚持不续弦。民国九年，孙中山亲自做媒，想把宋美龄介绍给他，并让谭延闿认宋的母亲为干妈。谭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对宋美龄以干妹相称。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介绍人是谭延闿。
政坛文甘草
谭延闿光绪三十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同年七月到职，但不久，他的老父亲死了，谭延闿回到湖南丁忧，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受王闿运、谭嗣同等改革派的影响，谭延闿的思想比一般的清代官僚要先进许多，他初期属于君主立宪派。1907年他在湖南组织“湖南宪政公会”，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谭被推举为湖南省都督。在1913年“二次革命”中，尽管宣布独立后不久又宣布取消独立，但还是被袁世凯撤掉了湖南总督，他在湖南督军这个位置上共经历了三上三下的波折，后来取得孙中山的支持，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兼大本营秘书长，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委员，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接着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得益于他的豁达圆通的处世哲学，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他为官的诀窍首先是藏锋不露，处世圆滑。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谭延闿在湖南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无论升官还是被免职，他都永远保持微笑。有时候即使被当面羞辱，他也假装没有听见，被部下出卖了，他事后也不追究。所以，又有人称他为谭婆婆。第一次督湘时，好多人还都不认识“谭婆婆”。一日大雨，谭延闿乘轿入府，卫兵喝令谭下轿检查，谭冒雨受检。事后，被卫兵营长知晓，欲责罚卫兵，谭延闿立即制止并亲自慰勉卫兵。还有一天，谭延闿为人写字，一侍卫不小心把墨洒在谭延闿已经写好的对联上，侍卫吓得胆战心惊。谭延闿却笑了笑，心平气和地说：“不要紧，再买两张格子联来重写就是。”1920年，时任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的毛泽东怯生生地敲响督军府大门，想请谭督军为他们所办的文化书社题写招牌并剪彩，尽管谭督军的字当时已经很值钱了，而且他对毛泽东这个尽惹是非的年轻人早已耳闻，但他还是为他书写了牌匾，并参加了剪彩仪式。当时，他做梦也没想到，十年后，就是这个文绉绉的年轻人，会带着“朱毛共匪”前来进攻长沙。谭延闿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谁都表现出友好和和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有用的上级永远保持着恭敬和服从，无论是孙中山和黄兴还是袁世凯，这同颜鲁公耿直、倔强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谭家菜之祖
谭延闿因“好吃”而闻名，他专门聘请烹饪大师为自己的厨师。负有盛名的“谭家菜”即为谭延闿的功劳。谭家名菜有红烧鱼翅、蟹黄鱼翅、豆腐、笋泥、鱼生等等。谭延闿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叫“神仙鱼”，这道菜先不用去吃，只是做法就让人惊叹的了。先用砂锅炖土鸡汤，然后在鸡汤上悬挂一条鲫鱼，用锡纸把砂锅和鲫鱼密封好，用文火炖四小时，让鸡汤的蒸汽把鱼肉全部蒸熟，并且一点点掉入鸡汤中，直到鲫鱼变成了一副空骨架。这样的鱼羹无刺，入口即化，味道异常鲜美。
谭延闿非常胖，他的医生曾多次劝他，要多吃蔬菜，少吃美味佳肴。他虽然听，可忍受不了一餐无肉的日子。后来，他干脆把医生辞了。他跟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他到医院检查，医生把结果告诉他，然后说：“依你的病状，将来有两个死法：一、得急病——脑溢血而死；二、半身不遂而死。”谭延闿后来跟胡汉民说，“这个医生如果说的是真的，那我宁愿选择第一个，如果半身不遂几年，未免太使我难堪了”。谁知一语成谶。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突发脑溢血，在南京逝世。年仅52岁，可以说，谭延闿的死，贪吃是第一原因。
笔力扛鼎
谭延闿从小就爱好书法，民国时期，由于历史惯性作用，在朝的显贵写一手好字者尚为数不少，而最著名者莫过于谭延闿、于右任二家。谭延闿虽是翰林出身，位居“宰相”，而所书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年少时，就受到翁同龢的赏识，翁在给谭父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谭延闿书学颜真卿，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他主张写颜字“上不让下”“左不让右”。有评论说：“先生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他的楷书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行书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似刘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阔疏朗，气热夺人处又似钱南园，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顾盼自雄的韵致，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一洗清初书坛妩媚之态。洪丕谟在《中国书法史话》里说，以政界巨头而对书法有极高造诣，这几百年间还很少见。谭在当时可谓学颜第一人。
谭延闿与青岛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谭延闿公开支持，任湖南讨袁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谭延闿于1914年2月到北京向袁世凯检讨求情未果后来到青岛，住在大亨客栈。也许是青岛美丽而宁静的环境吸引了他，他在回上海看望其母之后，便又回到青岛，购买了江苏路第2、第3号住宅（今江苏路7号）举家迁来，其弟谭泽闿不久也来青岛，与他相邻而居。
定居青岛之后，谭延闿极想安下心来做点学问，他自定了读书日程表，“时有记述笔之于册”。青岛的当时所住的清代遗老较多，但因政见多不相同，谭延闿同他们交往不多，除对当时也在青岛的科举恩师陆润庠进行一些拜会外，其余多为泛泛之交。德人卫礼贤请他参加尊孔文社，他只是口头答应，没有真正去过。恭亲王溥伟四十寿辰，他也只是送去寿礼，但并不登门贺寿。倒是接任蒋楷任德华大学监督的汪森宝因是幼年之交而常有来往，还有一些定居青岛的日本人仰慕谭的书法而前来拜访，交流书艺。
“适看桃李门青妍，又睹霜华冻野田，唯有崂山知我意，一回相见一嫣然。”（谭延闿：《重至青岛》）尽管青岛的生活是闲适的，但谭延闿总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失意与惆怅。这在他的诗里也有反映：“电掣雷奔又一时，苍茫歧路更何之，可怜无限平生感，犹有好怀能赋诗”。
安静的日子总是短暂，当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逐渐对青岛的德军形成合围之势，谭延闿为避战祸，被迫偕全家离开青岛，经潍县、济南、南京回到上海。战争结束后，他于1915年1月为清理青岛的物品和出租房屋又回过青岛一趟，也许他还眷恋着青岛海潮和沙滩，但是那颗并不安分的心却分明在告诉他，向南、向南。因为那里有他童年的岁月，更有接近他的事业和权力。
为写这篇小文，我看了不少谭延闿的资料，原想对这个时代鼎革的弄潮儿有个清楚的认识，谁知那些评价毁誉不一，莫衷一是，反而使我糊涂不已。后来我发现，那些评价不少是站在派别或乡党的立场，是一些利益团体在说话，不足完全采信。说实在话，抛开那些党同伐异的观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谭延闿还是不错的。他宽厚、淳朴，有点大胸怀耍点小聪明，有生活情调而又不失赤子之心，尽管没有颜鲁公那种嫉恶如仇、正直笃诚的忠烈之举，尽管有时过于圆滑，但从其总体来看，还是心地向善的。可惜在那个时代，好人做不得。如果不是中年早逝，他多半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人说他生错了时代，那也不对。因为那个适合好人生存，没有恃强凌弱、尔虞我诈，公平正义的时代从来就没有过。
谭眼闿书法对联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