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辟为通商口岸，根据《天津条约》西方各国可以在中国传教的规定，美国南部浸信会即派遣传教士奔赴山东，美国北部长老会紧随其后，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山东差会。传教士以登州府城为中心，四处布道，办学，救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争取到了较充裕的立足和发展空间，几十年间，他们在这里创下了数个山东，华北，乃至全中国独占鳌头之壮举，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基督新教差会，山东第一所女学堂，上海以北第一个新教会组织，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中国第一所从事聋哑人教育的启暗学校，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和现代四则运算符号引入中国，最早系统引入西方音乐作曲知识教育，最先亮起了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电灯，等等。登州小城成为在山东以至华北基督新教的重要传教基地。
出于传教的需要，各差会开始了西方语言文字《圣经》的汉语言翻译工作，随后出现了各种汉语译本。不同差会的传教士根据各自所持的翻译原则对《圣经》进行汉译，汉译《圣经》因版本过多造成译文混乱的现象。为了统一《圣经》，便于传教，需要制定新的标准，翻译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直到1890年，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大会讨论翻译出版一本通用本《圣经》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三个译经委员会，分别负责文言文、浅文理及官话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目的。
这次会议，大家推举狄考文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开始了译经工作。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在这个工作中，昌乐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有三个人，刘光照，王元德，秦文炳。他们都是昌乐人，其中王元德功勋尤为突出。
刘光照，王元德，秦文炳都是文会馆的毕业生，因此，这一切必须从狄考文创建的登州文会馆说起。
狄考文（1836-1908），字东明，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他受北美长老会的派遣，携其新婚不久的妻子，乘坐帆船经过将近六个月的艰辛旅程才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在汉译《圣经》的历程中，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所译的“官话和合本”达到了汉译《圣经》的顶峰，是汉译《圣经》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
狄考文创办了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的前身是蒙养学堂，而它本身又是齐鲁大学的前身。该会馆的创办目标是培养出既熟知儒家经典文化，也认同基督教教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的创办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为汉译《圣经》的发展和中国近现代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八九零年，上海推举狄考文成为《圣经》译经主席后，辞去了登州文会馆的监督职位。带领中国助手赴沪工作。开启了漫长的译经之路。狄考文最早的中国助手是文会馆毕业生邹立文，还有其他差会的张洗心。再后来刘光照参与其中。
《圣经》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工程，中西文华的差异，语言思维表达，各地方言与官话的异同，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使得圣经翻译必须是传教士与中国助手通力合作才能有效进行。在相互学习中，中国助手能够更好地理解圣经和西方文化，传教士则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
但是圣经翻译谈何容易。正如王元德在《登州文会馆志》中说的如下一段话说明了这项工作的难度。
先生（狄考文）既解监督任，乃专心一志翻译圣经，其译经目的有二，一则期于原文之吻合，一则期于官话之通行。每因片言只字而辩论终朝，而先生不以为琐。安译经例，由圣公会公选若干人，其人分居南北省，语言各异，预订同译某卷，各备稿本，互换阅视，然后会集一室，反复讨论，以多数之同意为主。每次会议，有强执原文之字句，遂使华文不可通者，有只求话语之流畅，遂致原文失其实者，更有非失于文则失于俗者。聚颂纷纷，甚且决裂。如此者凡十数年，而先生为之领袖调剂，其间大非易事，尝对人言曰，“吾一生之苦事，难事，不乐为而不肯不为之事，无如译经者”。译经的难度可见一般了。
在“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原则下，狄考文负责“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所谓“官话”，即现在所说的国语或普通话，是清末中国朝廷及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境内使用最为广泛的白话语言。其中“和合”不是根据中文说的，而是指各教派对《圣经》中一些关键术语词汇的正确译法及人名的标准音译达成的一致意见而言。
因此，要译好《圣经》，必须是传教士与中国助手合作，即要忠实于圣经本义，又要很强的白话中文造诣。翻译“官话和合本”时，狄考文提出的翻译原则是：翻译时所使用的词汇要通俗易懂，句子务必口语化，要让所有讲官话的人都能读懂；要言简意赅，勿使用不雅之词及方言等。这时候，登州文会馆最早的毕业生邹立文是狄考文最好的助手。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了整整四年时间，身体为此出现了健康问题，可以说为了圣经翻译而英年早逝。此后刘光照参与译经，到了一九零四年，王元德参与译经。到了一九〇七年，官话和合本《新约》修订本正式出版。一九〇八年九月，狄考文因病逝世于青岛的德国医院，享年75岁。去世时，刘光照和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在跟前。
在译经工作中，成就最大的是王元德。王元德，字宣忱，昌乐县邓家庄人。从一九零四年开始就成了狄考文最主要助手，在官话和合本的翻译中，王元德投入了五年心血。到了一九一二年，昌乐县高崖人秦文炳参与译经工作。一九一九年，官话和合本修订本出版。
1922年，中国教会领袖召开了基督教全国大会，会上表达了由中国人独立翻译一部中文《圣经》的想法。这时参与过“官话和合本”翻译工作的王元德则显露头角。首先，因王元德曾参与“官话和合本”的翻译修订工作，故深知其不足之处，加之洞悉在传教士负责下的汉译本的短板所在；其次，王元德不满足于只作为助手角色协助译经。因此，他开始独立重译《新约》。王元德拥有很高的英文水平，可以读懂希腊文原文的《新约》。他以“美国标准译本”为蓝本，参考了1916年的拉丁文版本以及五六种《圣经》中译本，包括1907年和1919年的“官话和合本”的《新约》、“文理和合译本”的《新约》、“马礼逊译本”，以及1922年由萧静山翻译的天主教《新约》译本。他坚持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同时保持译文的简洁流畅。该译本采用现代标点符号以及特殊的代名词，1933年，他的《新约》译本在山东青岛出版，共612页，史称“青岛译本”。该译本是在和合本出版后对其不足之处的首次响应，是中国人第一部独立翻译的《新约》译本，开创了华人独立译经的先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王元德从参加“官话和合本”的汉译工作到独立译经，是中国人在汉译《圣经》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这也是经验不断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飞跃。在传教士和中国人合作汉译《圣经》的过程中，彼此需要，同时互相学习，使得中国助手更加深入了解《圣经》和基督教，熟谙汉译流程，逐渐实现角色转变，开始独立负责译经工作；同时传教士也通过中国助手的协助更加熟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和习惯，促进了汉译《圣经》和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
参考资料：《登州文会馆》
原载 天外来客陨石（美篇）
202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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