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祥刘福章等丨中国第一个地理学女博士刘恩兰及籍贯考

刘恩兰教授晚年照

在昌乐，有这样一位不为众人所知的人物：她出生在昌乐大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理学女博士。
她1930年代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从教于著名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40年代远赴英伦，攻读牛津大学地理学博士。
二战前夕，她用所学知识，乘英军潜艇考察海流湍急、水下地形异常复杂的英吉利海峡，获取大量科学数据，为后来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与竺可桢一起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
1942年夏，带领学生赴川西北进行地质考察后，她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川西北汶川、理番一带因为地质构造的特点，必是地震高发区。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一次证实了她当年的论断。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点名让其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并两次当面向她征求意见，对她的开拓精神和认真态度予以高度赞赏……
她，就是著名地理学家、海洋学家——刘恩兰。

一、雏凤出坳，声丽且清

1905年3月27日，刘恩兰出生在昌乐县红河镇东石山村（建国前属安丘县管辖）一个书香家庭。她的父亲刘光照是清末潍坊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堪称“教育家”。（注：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刘恩兰教授少年即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孤身一人终生未嫁，至今已去世30多年，关于她的祖籍和身世，后来传的众说纷纭。一说为安丘红沙沟黑石山村，一说为郚山石山子村。为此，笔者经过多方找寻知情人和故乡东石山村她的亲属，又对照旧时安丘泊庄刘氏族谱考证——刘光照为泊庄刘氏第16代孙。）
刘光照，早年曾在潍县乐道院读书，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后从教于广文大学。说起潍县乐道院和登州文会馆，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二者均起源于一对美国传道士兄弟狄考文和狄乐播。潍县乐道院，1883年由美国传教士狄乐播及其夫人阿撒拉来潍县传教时，在老潍县东关创办，主要用以传教、办学和开办诊所。而清末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位于今蓬莱市，是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创办的私立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因办学有方、培养出很多人才而名噪一时。在狂热的义和团运动中该校遭到拳民的破坏，1904年，登州文会馆南迁潍县，与英国教会办的广德书院合并，成立广文大学，是山东省最早的大学。刘光照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后，在广文大学任教。
1911年，刘光照以基督教传教士的身份，回安丘县城兴办教育，并担任“安丘县立中学”（1916停办）首任校长。1914年，他辞去校长职务，创办了安丘县第一所教会性质的中学“德育中学”（1927年因故停办）。1916年，刘光照又创办了教会性质的“萃文女子中学”（1919年因故停办）。
出生在这样具有浓厚西方教育背景的家庭里，刘恩兰自然比同龄的孩子更加幸运，在女子普遍裹着三寸金莲的清末，作为父母掌上明珠的小恩兰，自幼就得到了来自家庭的浓浓关爱和良好教育。
天资聪颖的刘恩兰，对所学知识一学就会，一问就懂。一次，父亲刘光照提问她哥哥一个几何定理，哥哥回答不出，在一旁玩耍的小恩兰脱口而出，显示出她出众的聪明才智。她的数学、几何、物理和英语，都是跟父亲学的，并且门门优秀。一时，乡邻们都惊叹，说刘家出了一个“神女”。就这样，恩兰的基础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
1919年，父亲把14岁的刘恩兰送到南京考学。从来不曾按部就班上过学堂，穿着朴素的乡下姑娘，千里迢迢来到虎踞龙盘、市井繁华的南京报考汇文女子中学。在一群打扮入时，有钱、有势人家的阔小姐千金面前，小恩兰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她们有的像见了稀罕物一样，盯着看个不停；有的侧目而视，投以鄙夷的目光。可是，知识并不偏爱权势和金钱。在莘莘学子之中，刘恩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高中二年级的插班生。
天资加上勤奋，刘恩兰仅用一年半的时光，就读完了三年高中的课程。毕业之后，她考取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但由于当时该校规定，新生必须先读两年预科，方能升入本科。刘恩兰觉得太浪费时间，于是又转而考入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医学专业。
1925年，刘恩兰在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时，才刚刚20岁。此时，父亲刘光照由于为办学常年操劳，身体不幸染病，而家中子女又多，仅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薪水，家庭经济方面难免捉襟见肘。为了照顾病中的父亲，供弟妹上学，她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学习医学的打算，应聘到金陵女子大学附中，用自己羸弱的肩膀，为家庭分担一些压力。
金陵女大校方规定，执教满6年的教员，便可申请去美国留学。由于工作突出，不久，仅20多岁的她就被聘为金陵女子大学附中教导主任。作为女大教员中的佼佼者，颇得吴贻芳校长的青睐，感动于恩兰孜孜不倦的求学上进精神，1929年，尽管刚刚工作4年，学校就批准她到美国克拉克大学留学。
当这个体型瘦弱，身穿一身朴素的中式服装的黄皮肤姑娘一出现在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的校园里，立即如鹤立鸡群一般，显得非常与众不同，立时成为这所小型贵族学校师生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中国姑娘刘恩兰始终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在白人的海洋里保持着东方人的尊严。
此时，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的刘恩兰，看到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繁华都市，深切地感受到中西方发展的巨大差距，少年老成的刘恩兰，心中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经过反复思考，刘恩兰毅然放弃了所学的医学专业，挑选了自然地理专业。
金陵女大不同意她学习地理，声称如果她坚持学地理，将不同意她回金陵女大工作。但她毫不动摇，坚持学下去。刘恩兰的导师布鲁克斯是一位热心于中美友好的人士，也曾是竺可桢的导师，他对刘恩兰的刻苦学习精神非常赞赏，对她的处境也十分关心，为刘恩兰归国后的工作曾写信给竺可桢，请求帮助。竺可桢当时正创办南京北极阁气象台，立即回信相约回国后到气象台工作。
从此，巍巍的高山、滔滔的江河、茫茫的原野、浩瀚的海洋、万里长空中变幻莫测的气象，都成为刘恩兰的研究对象。她如饥似渴地攻读学业，其吃苦耐劳、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和深刻的感悟力、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导师和白人同学的一致称赞。
在异国他乡，刘恩兰经过三年刻苦攻读，撰写了长达400页的毕业论文，在庄严的克拉克大学会议室里，面对14名考官吹毛求疵的提问，她毫无惧色，对答如流，立论正确，逻辑严谨，分析透彻，令考官们折服。在授予硕士学位的大会上，刘恩兰获得排名第三的好成绩，在世界地理学界出现了第一位中国女硕士。从此，在自然地理这个当时新兴的学科领域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

二、上下求索，学贯中西

在克拉克大学毕业后，刘恩兰又到以自然科学学科闻名世界的芝加哥大学修读半年，继续攻读自然地理专业。芝加哥大学有个惯例，对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时可以满足一个小小的愿望。临离校时，校方问她刘恩兰要什么礼物。她毫不迟疑地提出：不从太平洋直接返回中国，要求途经北美、欧洲，跨越几大洲回国，校方欣然答应了这一别致的请求。
1931年6月，刘恩兰与好友黄丽明（注：黄丽明，美国威斯理安大学体育系体硕士，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主任，致力于推广新式体育教学）相伴，从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启程，北上到达加拿大的魁北克，然后横渡大西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地中海，于法兰西登陆，先后考察了比利时、卢森堡、德国、荷兰，继而过英吉利海峡，踏上英伦三岛，至爱尔兰，然后漂北海，登挪威，赴瑞典，过丹麦，南渡波罗的海，进波兰，最后横穿苏联全境，从地处中国东北部的边陲小镇满洲里回国。历时3个月，行程数万里，考察了欧洲12国。
原来，刘恩兰所想的是，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结合所学理论知识，进行一次跨越大半个世界的科学考察。沿途，刘恩兰一头扎进科研之中，每到一地，不是去参观什么名胜古迹、旅游景点，而是一头扎进山川田野、郊野乡村，边看，边问，边记，将各国的自然风貌、人情习俗都积累起来，作为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为了搜寻一个独有的地理地貌，她不惜跋山涉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悬崖沟壑，表现了一个地理学家的科学献身精神。
一次在挪威考察冰川，她和女伴黄丽明正在全神贯注地进行观察、记录，这时，山上突然发生崩塌，巨大的石块顺着陡峭的山坡直冲下来。刘恩兰和黄丽明由于精神过分集中，竟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危险正在袭来。不远处一群正在修剪树枝的当地妇女，见此情景，便齐声向她们呐喊。她俩被喊声惊醒，这才发现大祸自天而降。说时迟，那时快，她们两人紧急闪身躲避，巨石擦身而过，俩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万幸的是，等暴雨倾泻般的泥土石块滚过以后，两人竟毫发无损！“是善良的挪威妇女救了我们！”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每当回忆起来、这次历险，刘恩兰还是满怀感激地说。
一个27岁的中国山东姑娘，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写出各大洲和国家的自然和人文风貌的游记，大大增强了她对人地关系地理科学的观念和对地理环境研究的执着情感。刘恩兰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地理考察纪录，表现了一个地理学家为科学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可是由于战乱影响，这些资料未能出版传世。
此次跨越欧美亚大陆之行，刘恩兰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环球考察北美及欧亚社会地理、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的中国女学者。
1933年，刘恩兰回国后，按照同竺可桢先生的约定，将到南京北极阁气象台任职，但是金陵女子大学又不同意放行。最后，刘恩兰根据自己的地理专长和事业追求，在金陵女大创办了地理系，她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她亲自创编教材，制作教具，为学生讲授地理、地质和气象课程，并邀请国内国外著名的地理学家讲学，培养了一批地理专业人才。
虽然此时刘恩兰已经站在国内自然地理学领域的金字塔尖上，但是，对于科学的追求，使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进取的脚步。她深知，中华民族只有在科学上更进一步，才有能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袭。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她把探索的触角又伸到了更高的科学领域。
早在二十世纪初，英国牛津大学就以优良的学术氛围和科研水平蜚声海内外，其自然科学研究位于世界顶尖水平。于是，在金陵女大校方的支持下，刘恩兰大胆地向著名的牛津大学寄去了自己的自荐信。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鉴于刘恩兰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绩和不懈追求精神，1937年底，刘恩兰收到英国牛津大学的复函，同意吸收她攻读博士学位，并赞助她一笔可观的奖学金。金女大的师生都为刘恩兰高兴，吴贻芳校长也支持刘恩兰出国深造。
1938年春，在欧洲战云密布的时候，刘恩兰漂洋过海进入英国最古老的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圣希尔达学院，以公元7世纪英国的圣希尔达公主的名字命名。圣希尔达学院创办初时，也仅仅只是作为牛津大学内一个专门为上流社会知识女性提供交流和聚会的场所。当时，牛津大学的30多所学院依旧全部拒收女性。直到1920年，圣希尔达女子学院的毕业生才第一次得到牛津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1926年正式更名为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由此可见，这所学院在世界女性高等教育史上的不凡地位。
自此，在泰晤士河畔的牛津城，人们常看见一位衣着朴素、不施粉黛的中国女学者的匆匆身影，了解她的人都投来敬佩的目光。刘恩兰几乎每天都待在实验室里作研究，一日三餐就靠水加面包凑合着过，她的刻苦几近自虐。这次留学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她就学完导师指定的课程，凭着在金陵女大教学期间以及学校在中国中西部流亡中，她带领学生广泛进行实地考察钻研取得的深厚学术积累，她结合所学知识，撰写了题为《中国农业气象》的博士论文，1941年，她顺利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
这位出生于偏远山乡的女子，有幸成为中国自然地理科学领域的第一位女博士。导师、同学、朋友劝她留在英国工作，可是，刘恩兰日夜怀念着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她回绝了聘书。是年，已经37岁孑然一身的她，谢绝了好心的规劝，不顾回国途中德国潜艇袭击客轮的危险，又回到了硝烟笼罩的中国，埋头于祖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期间，她还利用自己所学的一技之长，为英国军方战胜法西斯德国提供过帮助。
二战前夕，在德国战机狂轰滥炸英伦三岛之前，她在英国军方的支持下，乘小型潜艇考察海流湍急、水下地形异常复杂的英吉利海峡，取得大量科学资料，为后来英国海军战胜法西斯德国海军贡献了一份力量。刘恩兰也因此在国际地学界确立了其海洋地理和海道测量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

刘恩兰简历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档案馆藏）

三、救国救亡，赤子丹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乱频仍，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黑暗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国内局势的演变，金陵女大也陷入了颠沛流离的岁月。执教于金陵女大的刘恩兰，随学校一次次搬迁，由南京辗转到上海，而后又到武汉、成都。身处战乱中的刘恩兰积极投身到救国救亡运动中……
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不久，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战火直逼南京，金女大决定西迁。刘恩兰的学生张滢华正在苏州家里度暑假，学校去信建议她去上海沪江大学借读。张滢华同时收到刘恩兰老师的信，信里说，上海是孤岛，怎么能学地理？赶快回南京，同我一起去武汉，借读华中大学。
8月底，张滢华赶回人心惶惶的南京，在等待船票的一个多星期里，刘恩兰带着她日夜不停地整理地理系的书籍、地图、仪器，装箱运往武汉。为西迁后正常开展教学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
金女大为刘恩兰师生俩买到两张三等船票，卧铺却只有一张。炎夏夜晚，两人在一张铺上合睡，又挤又热，刘恩兰怕张滢华睡不好，自己蜷缩在铺边沿上。张滢华一觉醒来，实在不忍心，就悄悄起来，跑到甲板上。不一会刘恩兰醒来，吃了一惊，就四处寻找她的学生，见到张滢华，一通责备，可句句话都饱含着痛爱之情，在西去武汉的途中，张滢华第一次享受到母爱。
随着逃难的人潮，刘恩兰和张滢华到了武昌，找到在华中大学借读的金女大师生，她们借仁济医院的一座小楼当宿舍。虽然是战乱年月，刘恩兰教风依旧，除了上课，还要带学生做野外实习，考察地形，查看河流，观察生态。有时，她会站在田间，仔细判断棉花和小麦的长势。每天晚上都叫张滢华到她的办公室里温书，九点左右，她拿出一角钱，让张滢华出去买两块面饼吃，回来继续看书做功课，熄灯时一起回宿舍。
在武汉的半年时间里，刘恩兰经常向美国报刊投稿，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在她的指导下，学生们也积极投稿，张滢华的短文《一个中国女大学生向美国社会呼吁》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她们把所得的稿费积攒下来，汇给武汉市后援救济机构。
在保卫武汉三镇的战斗中，刘恩兰还经常冒着危险到前线抢救伤员。
日寇占领武汉后。金陵女子大学于1938年秋西迁至成都，与山东的齐鲁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汇合于成都华西坝。高校云集，人才辈出，在此氛围中，金女大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校际的学术交流、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坝子上的社团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频繁进行。
此时，远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的刘恩兰，日夜怀念着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祖国人民，在法西斯德国横扫欧洲大陆，准备进攻决不臣服的英国的时候，她不顾归途中德国潜艇袭击客轮的危险，经美国返回中国，回到成都华西坝的母校，继续担任金女大地理系的系主任。她一边教学，一边还参加救亡工作。在日寇轰炸贵阳之后，刘恩兰参加了红十字会，积极参加抢救难童等社会活动。
这位看似瘦弱的女子，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为了学生们不耽误学业，为了帮助战乱中的人们，呕心沥血，倾其所有，体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

四、诲人不倦，烛泪蚕丝

1925年，年仅20岁的刘恩兰自金陵女大毕业后，来到女大附中任教，从此，踏上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
无论是在女大附中，还是留学归来的金陵女大，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师大、哈军工，在长达3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刘恩兰始终恪守一个师者的严谨与刚直，辛勤与执着，温厚与慈爱，在蒙昧落后的旧中国，点亮了新科学的烛光，为新中国哺育和培养了一代代自然地理学科的栋梁之才。
——金陵女大附中，在国民政府时期这一当时响当当“京城名校”，她刚刚任教不久，还是别人眼里的“黄毛丫头”年纪，就被提拔为教导主任。
——在金陵女大从教期间，常规需要满6年的出国深造资格，她仅仅用了4年就得到了校方的举荐，赴美留学攻读硕士。当时的中国内战在即，时局严峻，毕业时，美国友人以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劝她定居美国。刘恩兰宛然谢绝，她说：“我们国家虽穷，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忘了祖国。”
留学归来，她毅然投身女大的怀抱，如春蚕吐丝，编织着一个师者教育梦。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刘恩兰一生的坚守，那就是“诲人不倦”。
在华西坝期间，就算教学条件再艰苦，她仍然经常带领学生出外考察，先后考察了金沙江、岷江、灌县、威州（汶川）等地。这些荒山野岭常是土匪、野兽出没的地方。他们自带粮食，挖野菜，架帐篷，露宿山洼，还得时常提防土匪的骚扰。一次，她带着学生们在岷江上游峡谷考察，正在攀登陡峻的山崖，不小心一脚踩空滑落下去，十分危急。幸好在后边的男学生奋不顾身抓住了她的一只脚，使她脱了险。
刘恩兰带领大家由汶川奔威州的萝卜寨考察途中，侧重考查羌民的居住环境。一天走了五六十里的山路，傍晚到羌民人家借宿，四个学生又累又饿，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下，刘恩兰命令道：“写考察日记！”
四个“徒弟”纷纷央求：“吃了饭再写吧！”
“不行！吃过饭天就黑了。”看到博士“师傅”早已经解开行囊，低头做笔记，四个“徒弟”只好打起精神写考察日记。
考察组的一师四徒整天在大山里穿行，四个学生从心里敬佩刘恩兰，貌似瘦弱的老大姐，精力特别充沛，走路很快，齐耳短发一颠一颠的。
抗战艰苦，做学问、搞研究同样艰苦。由于刘恩兰刻苦、勤奋，不畏艰难进行考察和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她陆续发表了《中国雨量变率的研究》《四川之天气》《四川盆地之形成及其历史》《中国雨量变化》《河西走廊经济发展中的地理条件》《川西之高山聚落》等极有分量的论文，填补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空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恩兰随金女大师生复员，返回南京，继续她在金女大地理系的教学工作。尽管报考地理系的学生寥寥无几，刘恩兰依然一丝不苟，为培养学生煞费苦心。据1946年考取地理系的学生白秀珍回忆，1947年夏，刘恩兰让白秀珍与另一同学到江宁县淳化镇做一个月的野外实习，她打印一份英文的调查提纲扔给白秀珍就不管了。两个学生暗地里埋怨刘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根据刘老师那个粗线条的提纲，开动脑筋，自己又拟定详细的调查计划和日程。后来，她们才悟出，原来刘老师是为了培养她们独立工作能力，才故意撒手不管的！其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刚从国外归来不久的刘恩兰获得周恩来总理推举，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她在组建工作中的开拓精神和认真态度，得到了周总理的赞赏。随着高等学校的调整，金陵女大撤并，刘恩兰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先后参加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淳化镇经济调查，中央农业部组织的永定河、桑干河流域水土保持调查，淮河流域以及东北地区水利调查等工作。
一位近50岁的女性，背着沉重的工作包步行千里，踏遍黄淮大地，她那曾在中华大地无数山川间奔走的身影，生动地阐释了一位老科学家执着情怀。
1951年，刘恩兰奉命调到长春任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
据她北师大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所李文程研究员回忆，刘恩兰治学严谨，给学生上课一丝不苟，因为个儿矮，板书只能写在黑板的下半部分，她的渊博知识让学生们听得着了迷。到1952年，她被评定为二级教授。
曾经担任刘恩兰助教的北师大教授李振泉，在一篇回忆刘恩兰的文章中写道：在地理教学中，她十分注意理论与方法的学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常带领学生野外考察与实习。她在《科学》杂志中发表的《地理教学法的趋向与地理教学者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批评了只教学生死背书本的旧式教学法，主张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结合起来，提出“课本为学生而设，学生非为课本而设”，主张地理教学一定要有实地的考察，以增加学生的工作经验和学习兴趣，以及唤起学生爱国、爱家乡、爱民族的热情。她还提出，“应用地理的知识，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用地理的眼光，解决关税问题，救济农民破产问题”“要使学生明了地理学在解决民生问题、国际合作问题、国内统一问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了刘恩兰的地理学具有不能脱离生产、生活、社会的先进思想。
2014年，《东北师大学报》在一篇纪念东师名人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刘恩兰的北师大岁月：从1951年9月到1954年8月，刘恩兰在东北师大地理系工作虽然仅有3年，却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近3年的时间里，她不仅担任中国经济地理和普通自然地理教学，而且强调地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结合教学考察了长春市净月区、四平二龙山水库、北满萨尔图牧场（现大庆石油城）和查哈阴农场、南满营口滨海和辽西走廊等地，培养了学生重视野外观察与操作的方法和结合实践钻研问题的扎实敬业精神。
1954年9月，刘恩兰奉调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任自然地理学科教授、海道测量教授会主任，从此，她告别了研究30年的大地，转向后30年海洋研究的新天地。
这个转向，要从她与陈赓大将的一次谈话说起。
1953年8月，在陈赓大将的办公室里，将军问她：“刘教授，您喜欢大海吗？”
“喜欢！”她爽快地回答。
将军又说：“您搞地理，懂得海洋。海洋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您了解。我们想请您为海洋开发和海军建设作些贡献。”
她很激动，马上答应下来，驱车来到海边。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汹涌的波涛，展翅飞翔的海鸥，阳光下的沙滩，仿佛都在呼唤她；祖国一万八千里的海岸，辽阔的边疆，宽广的大陆架，众多的海岛，丰富的海洋资源，仿佛都在吸引着她，陶醉着她，使她毅然从大地走向海洋。她经常出海，教学生进行海底地貌、海道测量，海洋水文、海洋气象分析，研究气象与海洋的关系。
刘恩兰是哈军工女教师中资历和学位最高的人，虽然身为国内外有声望的老一辈科学家，可她从不以名教授自居，反而认为自己缺乏军事知识，便挤时间认真学习战术课程。她像一个刻苦求学的小学生，跟学员们一起听战术课，再根据海军战术要求改写自己的讲义。教学中需要数学微积分知识，她年轻的时候学过，现在再捡起来重新学习。她给学生答疑，无论什么时候找她，她都会热心接待你，一个问题她会从多方面讲解，直到你完全理解才罢休。业余时间她也大多和学员们在一起，促膝谈心，嘘寒问暖，像一个老妈妈那样呵护着她的学生。
哈军工一期学员杨桓、罗超回忆起1956年春，刘恩兰带领海军工程系海道测量专业学员外出考察时说道：“记得在渤海长山列岛考察自然地理时，她领着我们，不顾生活与行动上的不便，坚持上军舰实习。在军舰的颠簸中，她晕船了，但一登上岛屿，她依然步履矫健，指点着海湾、岛屿，对我们讲解地质的演变，潮汐的涨落。大自然像一本教科书似的由她一页页地展现给我们，在她的身边，我们不可抑制地被她那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海洋的精神所感染，决心更加勤奋地学习……”
1957年秋，刘恩兰带领毕业班学员，结合毕业实习，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测量海岸线的地形地貌和沿岸水深的大型科研任务。一上船，海军船长大吃一惊：怎么上来了一位瘦老太太。船上没有女宿舍，船长把小会议室腾出来，给刘恩兰搭上张床。
“在晃动中和风吹日晒下进行海道测量，老太太吃得消吗？”船长和水兵们小声地问哈军工学员。学员们了解自己的老师，他们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心想：这可是走遍全世界，下过英吉利海峡的刘恩兰博士啊，眼前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1959年5月，教授会改称教研室，在陈赓院长签署的任免命令中她被任命为海道测量教研室主任，后来又出任海军工程系教育副主任。
1960年暑假前，全院在军人俱乐部召开1959年度先进集体暨积极分子表彰奖励大会，刘恩兰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领导的教研室被评为先进集体，刘居英副院长向刘恩兰教授颁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
是年底，贺龙元帅视察哈军工，在接见全院校级以上干部和老教师时，贺老总特地与刘恩兰握手，交谈。
直到1961年，刘恩兰教授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海保证部工作。自20岁在金陵女子大学附中从教开始，在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刘恩兰教授始终像一支红烛，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她一代代学生的求学路；更像春蚕吐丝，以一副瘦弱的身躯，撑起了中国自然地理学科的脊梁，用毕生的精力，编织着中华民族科教兴国的伟大梦想……

1946年刘恩兰接受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采访照

五、弱女形销，铁骨铮铮

刘恩兰个子不高，长得又比较瘦弱，乍看上去，是一个典型弱女子的模样。然而，无论是14岁“南京赶考”，还是远赴异国他邦求学，继而横穿欧亚美大陆进行科学考察，以及抗战期间参加红十字队穿越战火，都远非一个弱女子所为。正如她哈军工的一位学生描述的那样：“谁能知道这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身上，竟蕴藏着火山一样的能量！”
1942年夏天，华西坝校园里的各个大学组织了“暑期边疆服务团”，年近40的刘恩兰带着4个学生，去川西岷江流域汶川、理番（现称理县）等羌族聚居的高山大川区域考察。她打着绑腿，脚穿草鞋，步子轻快，瘦小的身躯里仿佛有着用不尽的能量。
汶川再转威州的路途中，要过百十米宽的岷江，唯一通道是一座竹索桥，偏巧这座桥正在修理，桥板全部撤下，只剩下八根光溜溜的竹索了。眼看天色已晚，对岸汶川在望，灯火闪烁，而此岸没有人家，无处过夜，按原路返回吧，几十里的山路夜间难行且危险。羌胞背夫说，只有一个办法，踩竹索过江：抓住齐胸高的一根，脚踩最边上的一根，横步慢慢走过去，他们有这样的经验。
大家都沉默了，看着刘恩兰。刘恩兰望着竹索在心里掂量，九个人加上行李，有一千多斤重，待换的竹索能不能承受得了？人在震颤不止的竹索上迈步，犹如马戏团走钢丝的演员，一旦失手就要落水丧命……她转身仔细询问羌胞背夫，了解每一个细节，刘恩兰又强调大家该注意的事项，这才下达命令：“过！”
两个羌胞在前面开路，做出示范，九个人在竹索上缓慢移动，行至大江中流，脚下惊涛如雷，激流飞奔。她的学生白永达低头看一眼岷江，立时感到头晕眼花，手脚发软。后面传来刘恩兰的喊声：“不要低头，要平视！手要抓紧！”
刘恩兰的镇静让四个学生紧张的神经趋于稳定，直到把双脚踏上对岸，大家才长舒一口气。
一次在理番县考察途中，大家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看到巨大的石块和树木从高山上滚落下来，幸好离得远，没有危及考察组。刘恩兰临危不乱，显得格外镇定，并借机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关于山体滑坡的现场教学地质课。在她后来的研究报告中曾指出：川西北汶川、理番一带因为地质构造的特点，必是地震高发区。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证实了刘恩兰当年的论断。
回到县里，刘恩兰决定兵分两路，由她带白永达和另一个女生加上县里安排的三个羌胞向导兼背夫，前往须七天行程的雪山“雪龙包”。
雪龙包海拔四千余米，终年积雪，远离人烟。羌胞说，他们采药、打猎也不曾去那么远，对刘恩兰敢于冒险登雪山，既敬佩又不理解。
出发前，刘恩兰先给学生讲课。她说，这次到地理学上的“雪线”以上去，会越过几个植物带：阔叶林带、针叶林带、灌木林带、草地、苔藓地带、不毛之地、雪原。这本来是从地球的赤道向北或向南，随纬度上升和气温下降，植物生态依次变化的情况。但登高山，则随着高度上升和温度下降，植物带呈由下至上的垂直分布。
上路的第一天，气温尚高，仍见到零星人家；第二天就进入原始森林，没有人烟了。晚间只能在浅浅的“岩窝”露宿，刘恩兰仍要求学生和她一样边登山边做笔记。在经过针叶林的时候，地面极滑，那一天，这六个人一共摔了四十八个跟头。有时还从树上落下吸人血的水蛭。第六天傍晚到达苔藓地带，海拔已近四千米，气温很低，雪龙包的皑皑雪峰已清晰可见。在宿营地遇到藏族猎人夫妇，他们带的粮食吃光了，刘恩兰随即吩咐背夫送他们一些青稞麦粉。
第七天，考察组向雪峰前进，白永达用相机拍下雪龙包的全景，后来，刘恩兰的文章用这张照片作“题头照”，刊登在美国《全国地理杂志》上。
很少有人知道，刘恩兰瘦小的身躯，曾经遭受过一次严重车祸。1946年，刘恩兰以金女大知名教授的身份，应美国学术机构和几所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她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受到美国学者的钦佩和赞赏。有一次，她赶往华盛顿大学演讲，不幸被一辆汽车撞倒，当即昏迷过去，有幸被人送到里斯福医院抢救。苏醒过来，她发现自己身受重伤，身上连着几根插管，同时输液、输血、吸氧……虽然经美国医生的精心治疗，刘恩兰基本康复，但留下了后遗症，导致咀嚼困难，消化能力大减；特别是眼睛受损，视力下降，从此看书要借助于放大镜。即便如此，工作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艰苦挑战，她从未退缩过。
在哈军工任教期间，有一次，她带学生在哈尔滨郊区一座小山上现场教学，主要内容是找风化石。正值大夏天，许多同学怕热，只在山下转悠，不肯上山去找。刘恩兰看到后，一声没吭，只身一人往山上爬。同学们看到五十多岁的老教授在艰难地爬山，都不好意思起来，于是争先恐后上了山。刘恩兰这才对大家讲：“你们应该考虑到，山下的风化石已经被破坏，山顶上才能找到真正的风化石。不能因为热、累，就不愿意爬山。天热这点小事都不能克服，将来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怎么办呢？”
1961年，刘恩兰又奉命调到海军航海保证部工作。这时她已经56岁了。1946年在美国讲学时还因遇车祸负过极重的伤，以后身上一直留着伤病。56岁的健康妇女出海也会有一大堆困难，更何况一个伤病缠身的老教授呢，这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呀。然而，刘恩兰兴致勃勃，随舰艇从塘沽出发，沿渤海、黄海、东海漫长曲折的海岸线，直达南海，一路考察了海岸设施、地貌、水文等，写出了几万字的材料。
此后，她一直战斗在海洋科研、调查的第一线，为海洋事业和海军建设呕心沥血。她所表现的献身精神，至今还深深打动着和她共同奋斗过的海军干部、战士们的心。
一次，她乘一艘海军快艇到黄海某海区考察。这时，她正患着胃溃疡。小艇破浪奔驰，艇体激烈振荡、颠簸、恶心、呕吐把她的胃搅得疼痛难忍。忽然，她觉得要吐。怕弄脏舱室，她急步登上甲板，一口鲜血吐进大海。同志们忙奔出来扶她，然而，她昂首望着前方，疾风掠着她那苍然白发，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突然，刘恩兰发现快艇来了个急转弯，全速返航了。
她一下子明白了这突然变化的原因，立即三脚两步回到舱内找到艇长，严厉地问为什么返航。
艇长有些不自然地回答：“刘教授，您别急，这次出海风浪太大，刚才上级命令……”
刘恩兰十分着急地比画着说：“同志，你难道不懂吗，风浪越大，越能获得珍贵的资料，对部队建设更有参考价值，快发电请示上级，一定要按原定计划到预定海区进行测试！”
艇长听了老教授斩钉截铁的话语，内心十分感动。他像执行命令一样，立即与上级取得联系，又驾艇奔向大海的深处。
除了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刘恩兰性格中认真求实、坚毅刚强的特点也体现得淋漓尽致。1950年，为了商讨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周恩来邀请许多知名科学家来北京开会，其中包括刘恩兰。在一次筹委会会议上，在国家领导人面前，刘恩兰无拘无束，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筹备工作中的拖拉推诿现象。她的坦荡直率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总理特地走过来，与刘恩兰握手，赞许地说：“恩兰先生，您的意见很好，我十分欣赏您的直率性格，建设新中国需要这样的性格。”
后来，周恩来又两次接见她，听取她的意见。
1955年的“肃反运动”，有人怀疑曾留学美英的刘恩兰教授是西方国家的“间谍”，刘恩兰也察觉到一些政工干部异样的目光。但陈赓院长早有话在先，对老教师的历史问题要慎重。有关部门把刘恩兰的所谓问题汇报到学院党委，刘居英副院长斥责道：“胡说八道！刘恩兰教授在国外是反法西斯的，她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于是，云消雾散，刘恩兰安然无恙。
1957年春，整风运动席卷全国。哈军工的老教师在党委再三动员下，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刘恩兰不甘落后，也对学院的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她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教授会主任没有实权，在教员提升问题上完全由行政领导说了算，她说：“这是一个‘信任’问题，自己想做‘主人’，但别人不信任，没要你做主人，这样，要有‘主人翁态度’就很困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军人与非军人，党与非党，都有宗派；自己不是军人，又不是党员，好像是个‘外来货’，因而在别人眼里，自己的意见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
刘恩兰的发言，引起许多老教师的共鸣。
然而，一个月不到风向突变，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派运动。刘恩兰很不理解，心情郁悒，在强大的政治形势下，她只能随大流，反右态度不积极，发言也是与其他几个人联名的。好在学院没有打算划她右派，她平安无事。
那场极“左”的老教师“交心运动”，要求教授们上台演节目，自己批判自己，贬损自己。海军系编出一个独幕话剧，刘恩兰化了淡妆，演一名思想落后但幡然醒悟的女教授；全院文艺汇演，系里校以上军官和老教师联合演出革命歌曲，站在第一排第一人就是刘恩兰。忠心跟党走，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是刘恩兰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
1958年“大跃进”中，刘恩兰生怕自己落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跟年轻人一样参加各种活动。6月底哈军工学员参加修松花江江堤劳动，她一定要去，谁劝也不行。学员们只好保护年过半百、患有残疾的老太太上大堤，偏偏天公不作美，一场倾盆大雨浇下来，全身湿透的刘恩兰仍跟小伙子们一样情绪饱满。
1960年，一生不改爱国民主理念的基督徒刘恩兰在哈军工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浩劫中，刘恩兰调往国家海洋局天津情报所工作，这样的大专家自然逃不脱冲击和蹂躏的劫难，她被海军造反派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嫌”。一次，造反派批斗她，把她押进一个大厅，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胡乱罗织的“十大罪状”。刘恩兰边看边摇头，大声抗议道：“不对，不对，你们大字报写的全不对！”
造反派除了对老太太拳打脚踢，又扣发她的工资，每个月只发少量饭票，根本不够买菜的，于是她就餐餐吃豆腐乳。“文革”乱世，倒行逆施，风雨如磐，羸弱多病的刘恩兰始终不屈服。她常常自言自语：“真理总会回来的！”
后来，周总理从北京捎来口信：“刘恩兰是海洋界的巾帼英雄，不准批斗！”迫害她的人惶惶然作鸟兽散，刘恩兰重获人身自由。
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的原哈军工院长刘居英闻讯后，伸以援手，1972年，把刘恩兰由天津调回北京，归属海军司令部管理，并为她平反。后来又重新安排她回国家海洋局工作。刘恩兰深深感谢哈军工的首长和学生们，因为哈军工人给了她信任和尊重，友谊和温暖。
1984年，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她的眼力和行动能力已经衰弱，散会时从西门下台阶时，有两名军人（一男一女）搀扶她，但她认为自己可以走，把两人推开，可是用力过大，失去平衡，反而摔倒。自此，体力急速下降，行动日趋不便。1986年7月5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逝世前并未住院治疗，可谓无疾而终。
杰人一生，英魂永存！

刘恩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证书，1940年（美国耶鲁大学档案馆藏）

六、海洋地学中华先驱

刘恩兰一生治学严谨。早年留学英美，她勤学不辍，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获取博士学位，而且参加了遍及美欧大陆的科学考察。归国后，一直坚持教学与实践并重，撰写了大量著述，逐步奠定了其自然地理方面，尤其是海洋地学的领域翘楚地位。
从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她主要致力于气象、气候、农业地理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早年，她参加过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并同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一起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
作为一位爱国科学家，刘恩兰念念不忘以平生所学奉献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建国初期，她参加了治理淮河、永定河、桑干河的高层决策工作，积极献计献策；对修建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她也提出过宝贵的意见。
50年代中期以后，她主要从事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地理等学科的教学研究。她当选为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航海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成员。她对我国的海洋状况了如指掌。她在一生的科研生涯中，注重实地考察，足迹遍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写出了大量实地考察报告，成为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及海洋的重要资料。
刘恩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绝不仅仅是收集一些资料，加以整理，然后坐而论道，而是经常带着学员出海考察、实习，像过去教地理课一样，亲自去考察海洋航道、水文、气象、岛屿、海岸等，弄清这些与战略、战术有关的因素，得出科学的结论。出海考察条件相当艰苦。她带领学员们乘坐小艇，不顾风浪颠簸，不怕触撞暗礁的危险，经常到生疏海区去，取得新的资料。
据哈军工一期学员杨桓、罗超回忆1956年春刘恩兰带领海军工程系海道测量专业学员外出考察时说：“记得在渤海长山列岛考察自然地理时，她领着我们，不顾生活与行动上的不便，坚持上军舰实习。在军舰的颠簸中，她晕船了，但一登上岛屿，她依然步履矫健，指点着海湾、岛屿，对我们讲解地质的演变，潮汐的涨落。大自然像一本教科书似地由她一页页地展现给我们，在她的身边，我们不可抑制地被她那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海洋的不倦精神所感染，决心更加勤奋地学习……”
1957年夏秋，松花江再发大洪水，哈军工全院投入抗洪救灾中。作为多年研究水文气象的老专家，刘恩兰曾对1956年松花江洪峰问题做过研究，她被黑龙江省防洪总指挥部请去当科学顾问，随时对1957年的洪水形势作出分析，为省市领导出谋划策，老太太的渊博知识和准确判断，令许多人啧啧称奇。
是年秋，刘恩兰带领毕业班学员，结合毕业实习，承担了国家下达的测量海岸线的地形地貌和沿岸水深的大型科研任务。4个月艰苦的船上生活，刘恩兰笑傲东海万顷浪，和学员们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她指导学生完成了一幅万分之一比例尺的水深测量报告图，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科学研究的空白。
1959年，刘恩兰又带领学员实地调查从定海到温州的海道，师生共同写出一份详细的勘测报告。
1961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停办海道测量专业，这实在出乎刘恩兰的意料，她本想长期在哈军工工作下去。上级拟安排她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她提出了异议。
正在青岛带学生实习的刘恩兰给系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海洋水文气象是一门新起的综合性学科，尚有待浇水施肥，本身的发育就是个问题，搞的人少，认识又不统一，所以困难较多。我既然开始了该学科的工作，可以跟着专业成长而边做边学，不是很好吗？地质学在我国有雄厚的基础，人强马壮，何必让我改行去搞地质？我与地质脱离已久，让我研究西北干旱地区水文地质和喀斯特地形的目的是什么，不明确。”
从海军突然转到沙漠，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方向模糊，无所依从，心中感到迷茫。但即便如此，作为一名学者，刘恩兰觉得自己更是个军人。最后，她在信中写道：“这些看法可能都是由于不了解上级的意图。在战斗中虽然不懂命令的意义，也应该坚决执行，我应立即去北京，接受命令，开始新的征途。相信党就有力量，有人年至七十，才开始学医，我年尚不及六十如果需要改行，应当坚决配合，需要有勇气向新的业务进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当时的两难心情。一方面，她热爱大海，她以一个杰出科学家的智慧和敏锐的眼光，预见到海洋水文气象学科的重要性，果然，在十几年以后，海洋与大气界面的研究成了国际上热门的大学科，刘恩兰应该是中国这一新兴学科的开先河者；然而另一方面，她是哈军工的教授，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中，她在院系领导的帮助下，多年来努力真诚地改造自己，从对党认识不深到自觉地听党的话，服从革命的需要，而且习惯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校原则，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教授，始终以一名军人来严格要求自己。
海道测量专业停办后，院党委本来想把她留在学院里出任教务部副部长之职，后来尊重她的意愿，与国防科委和海军多次协商，最后把她调到海军海道保障部作研究员，刘恩兰对此安排非常满意，她已经离不开大海了。
1962年3月，春寒料峭，冰雪未消，刘恩兰就要离开哈军工海军工程系了。老太太在哈军工辛勤工作了九个年头，口碑极佳，无论学问还是人品，都深受人们的敬佩。这位身材瘦小的大学者，带着齐鲁大地女性的刚强和执着的秉性，永远不停步，永远不服老，在教育和科研事业中蹒跚而行。
此后，她一直战斗在海洋科研、调查的第一线，为海洋事业和海军建设呕心沥血。她所表现的献身精神，至今还深深打动着海军干部、战士们的心。
1964年，刘恩兰调往国家海洋局青岛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虽年过六旬，仍常带领青年科技人员开展海河口、厦门大登水道泥沙洄淤调查和青岛海区声场调查，同时翻译大量海洋文献资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她在70多岁时还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到沿海考察。
一次，她在广东、福建沿海考察，发现沿海的红树林遭到严重破坏。她心情很不平静，折取一枝红树枝条，带回北京，置于写字台上，逢人便大声疾呼：“要保护好红树林，它是海岸卫士，不能再毁坏下去了！”老教授的呼声引起了共鸣。此后，国家对保护红树林的工作开始重视。时至今日，我国学者广泛开展对红树林的研究，南方沿海红树林的保护与恢复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为汲取国外的科研成果，她在74岁那年还出访澳大利亚，参加世界海洋会议。在美丽的悉尼港，她健步登上270米高的电视塔。来自世界各地的海洋学家们无不惊叹、钦佩中国这位年迈的女科学家勇于攀登的精神。
75岁时，她还乘机飞往南京、广州参加全国海洋工程、海岸带、航海学会学术讨论会，21天行程万里，写出论文两篇。
在她77岁高龄时，她发表文章，提出“国家应当加强对海洋的管理”的重要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晚年的刘恩兰有一个愿望常萦绕于心头：她想乘坐中国自己的潜水艇观察和体验海洋深处的情况。但当时，海军没有女士下潜艇的先例，可是刘恩兰不管，再三申请，终获海军批准，钻进潜艇后的老太太高兴得像个孩子。
她还欣然参加中国海洋学会科普委员会组织的航海夏令营，给孩子们讲解海洋知识，讲述海洋科学发展简史和航海发展简史，与学生一起攀登坎梯，到3万吨级的远洋轮上参观，为培养海洋事业的后备军操劳。
30多个春秋，刘恩兰教授把辽阔的大海作为自己的研究室，不间断地考察、研究，为祖国的海洋开发和保护撰写了大量教材和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她不顾年老体弱，先后撰写了《我国海洋工作人员专业人员训练大纲》《现代海洋科学中的一些新问题》《大气与海洋的关系》《青岛海区的海洋发声动物的初步探讨》《青岛海区有关水下活动的环境条件和海洋工作者今后的任务》《海岸带》《河口湾的演变与沉积动力过程》《谈谈海岸带调研的意义》《南海温盐度》《黄东海条件和黄海冷水团》《海洋生态系》《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大量学术文章。
由于刘恩兰的突出贡献，她在科学界、教育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她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航海学会常务理事，197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海洋局顾问。
在中国的海洋界，人们称赞刘恩兰是“大海的女儿”。

这是赫士带领六名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创建山东大学堂，其中有刘光照

七、关于刘恩兰的籍贯

我是在不经意间隐约听说有一个著名人物是我村的，随后我就去了安丘教育局，接待我的老师我忘记名字了。给了我《安丘文史第七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北京著名记者，著名思维魔球理论的创建者许国泰写的一篇刘恩兰传记文章《山与海的女儿刘恩兰》。我看了之后，随即找到我村最有文化的刘来义，刘来义也是我的忘年交，他年幼时也跟刘光照受过启蒙教育，后来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抗日战争。他告诉了我刘光照在我村办学的一些经历。他与刘光照也算是族亲，不过最近的是村里的刘肇祥，外号叫作铁脖子，是刘光照的侄子，侄孙子是刘毓成。另外还有刘肇吉，在济南居住，现已过世。他的儿子刘新生，在临朐冶源爱德医院居住。另外的族亲还有刘肇仁、刘肇中等。我把刘恩兰是我村的事告诉了水泊刘炳胜。刘炳胜坚决不认可。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以为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搞错了。为什么刘炳胜会这么认为呢？那是因为，刘炳胜曾是《昌乐县志》的编委，负责昌乐文史人物这个板块，水泊村与我村又很近，几乎相邻，这么著名的人物，怎么能搞错？
过了段时间，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准备把刘恩兰资料投稿，那个时代还是纸媒时代，他这才认真起来，于是，他又电话联系了安丘文史委的老师，得到了确认信息后才约我见了面，确认刘恩兰的籍贯是我村的。
然后，《山东文史》、新版的《昌乐县志》等报刊和书籍出现了刘恩兰的名字。否则，刘恩兰的籍贯会被彻底淹没在历史中。
又过了十多年，安丘文史委的林卫成找到我，来调查研究刘恩兰是不是我村的，由新村张乐金带领，我给他看了刘光照的老宅子，这个宅子现在已经拆了。找来了族亲刘毓成，找到了水泊家谱，在这个家谱中有刘光照、刘恩兰等一家的资料。并且在红河镇党委招待所里吃了饭，我村高明新，刘德华也参与了调查。其间作了深入交流。
然而，林卫成在电话中否定了我的说法，认为刘光照，刘恩兰的籍贯是现在安丘吴山石山子，说我搞错了。
我觉得连老宅子、族亲都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不能证明的，因此我就再也没有和林卫成交流过。
然后呢，我通过水泊村的刘培斌老师，知道了平原街崔景芬老人。崔景芬是刘培彬老师的儿女亲家，她是刘光照1938年在我村办学时跟着上学的。因为，当年日本鬼子经常在平原街骚扰，崔景芬就住在我村她姥姥家，李家叶是她舅。曾经一块在刘光照的学习班里学习。
我见到崔景芬时，她大约93岁，她告诉我，她当年12岁。当时，刘光照的大儿媳妇、二儿媳妇都来过。二儿媳妇是安丘周家逄王周玉贞。然后我还录了视频。不过，这个视频在手机里没保存下来。
后来，昌乐传媒集团的刘福章老师找到我，刘福章是泊庄人，论族谱，与刘光照是一个家族的。他与我做了交流，整理了刘恩兰的资料，并且传媒集团准备拍一个刘恩兰专题片，到我这里拍了几个镜头，也拍了崔景芬的采访镜头。可能由于历史跨度大，刘恩兰的活动轨迹又在外地，拍摄这个专题片困难很多，经费多，到现在也没见成功。
那么，为什么林卫成说刘恩兰是安丘吴山石山子呢？有一天，我开车去了这个村，这个村现在已经拆迁，都搬到小区楼上住了。见到他们村的人后，他们全村对刘恩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难怪林卫成坚定地认为刘恩兰是这个村了。据林卫成说，这个村有刘光照送给刘光修的酒壶。也有一个老头，说是刘光照族亲。还有一位村妇告诉我，刘恩兰逝世时，她丈夫还去参加了吊唁。而我们东石山村对刘恩兰逝世的消息一无所知。
离奇不离奇？奇怪不奇怪？
其实，综合起来，我搞清了事情的曲折经过，原来，刘恩兰自小在外，对家乡印象非常模糊，晚年时候回家寻找宗亲，不知道原来安丘县西乡石山子村已经划归昌乐县红河镇东石山村，她按照资料籍贯，即安丘石山子找自己的出生地，第一时间找到了安丘红沙沟南石山子村，结果这个村的人都姓赵，没有刘姓的，找来找去，结果说是有一个碑是姓刘的。所以，如果从网上查看这个村的相关帖子，会出现刘恩兰的名字的。然后又找到了吴山石山子村，这个村不大，几乎都姓刘。刘恩兰就把这个村作为自己的出生地了，并认了族亲。要不怎么会有一个老头就坚持说是刘恩兰的族亲呢？具体情节我不清楚。但是后来整个村庄的人都知道刘恩兰是他们村的。而且林卫成用暗访的方法，其他邻村的人也知道刘恩兰是他们村的，而用同样的方法，去问东石山周边的村民，对刘恩兰一无所知。
但是，无论多么离奇，多么误会，刘恩兰故乡是昌乐县红河镇东石山村是确定无疑的，这不仅有在世的刘光照的学生崔景芬作为铁证，而且，根据东石山村的集体记忆，已经过世的学生有李家叶、张希信、张炳文、高永昌、张同林等，还有刘光照的族亲刘肇祥、刘肇仁、刘肇吉、刘肇钟、刘来义、刘毓成、刘新生，等等。另外还有家谱，老宅子等历历在目。这说明刘恩兰的确把自己的籍贯搞错了。
可怜刘恩兰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却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出生地，还错认了族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离奇的遗憾。而且，还让刘光照、刘恩兰后人寻根无据，错上加错。因此，作为知情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让刘恩兰的英灵回到真正的家乡。
一个当代著名的科学家距今年代并不久远，居然为籍贯闹出了离奇的误会。现在我们把刘恩兰的家乡纠正过来，但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知道，网上的籍贯资料绝大部分都是因循而成，都是安丘石山子，假如时间延宕，我们这代人不在了，家乡也没有了集体记忆，那么，刘恩兰的籍贯问题还会成为说不清的公案。因此，作为家乡有识之士应该加大宣传，使刘恩兰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成为集体记忆。再就是尽快联系到刘恩兰的后人，弄明白曲折原委，以续族脉。

如果刘光照、刘恩兰在外的后人看到这篇文章，请跟我联系，我（张国祥)的微信是13964694208
也请各位老师，提供办法，在网上找一下他们。
最近的线索是，2010年，刘恩兰的亲属把刘恩兰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转移到刘恩兰生前工作过的青岛海洋局，然后根据刘恩兰生前遗愿，在军舰上把刘恩兰的骨灰伴着花瓣撒入了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