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十年代初，君萍出生在市中心的这幢三层高的日式楼房里。父亲是政府的公务人员，贤惠的母亲没有文化，照看着自己的四个孩子，靠给街道上做手工活补贴家用，一家人幸福和睦。院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他们都刚刚经历了时代的洗礼。
不久前，这里住的是日伪白领、城市平民、舞女和国民党的一些下级士兵的家眷。国民党溃败撤离大陆，空出来房子被那些从农村来城里讨生活的人家迅速占据。那时君萍的父亲自己住着套三的大房子，妻子和孩子们都住在老家。在他们来城市之前，父亲把南向的一间大房子让给了黄县一位王姓老乡，后来才知道这个五口之家是个组合家庭，王大娘是后续的，那个叫大嫚的十几岁女孩是王大爷前妻所生，以后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死了。棺材就放在一进门的过道里，君萍也是从大人们闲谈的言语中得知。后来君萍的小胆儿，一进过道就害怕，就与那棺材有关。
由此这院里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居民讲究穿戴，但也不敢太招摇了，毕竟解放了，工人农民当家做主人了。那些绅士太太们对刚刚占据了房屋的城市贫民和工人客气地尊称“先生”“太太”。而那些“太太”们倒也进步得挺快，立马学着那些时髦的太太也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住在三楼上的舞女莉莉小姐二十多岁，瓜子脸大眼睛，皮肤凝脂如玉，苗条的身材，蓬乱的、深色的头发披在肩上。她几乎都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才从外面回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把她送到大院门口。莉莉小姐冬天穿着貂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夏天穿着旗袍从汽车上下来，目不斜视从容地一扭一扭地走上楼去。她从来不和院子里的邻居们说话，从进院门的那一刻起，院子里的几户新“太太”们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她们微微张着嘴，眼睛随着莉莉小姐高跟鞋的“嘎得儿、嘎得儿”的声响一直目送她到三楼，直到她进了家门，她们这才回过神来，“天哪！这么高的后跟。”一人用手比画着。“还那么细。”另一个小声地附和着说，眼睛还不断地往三楼瞅着，不知道她们的心里想些什么。
这条马路比较僻静，每到清晨都会有一老头，腰间围着深蓝色的围裙，拎着长条形的篮子，挨个院子吆喝：“卖香油馃子咯——！”老头的帽檐是白色纸壳子，些许的油渍星星点点沾染在帽檐上。
住在一楼的刘姥姥六十多岁，好像刚刚起床，穿着白香云纱做的褂子，睡眼惺忪的样子，出来买了两根油条，她家就老两口。三楼上的王大姑有哮喘病，老是佝偻着脖子，也是六十多岁，胖胖的，她在楼上招呼着老汉，老汉用竹夹子把油条用纸裹着递给刘姥姥。连忙应着上了三楼，王大姑只买一根，“家里人少，多了吃不了。”王大姑歉意地说。“没事儿，半根也卖。”老汉满脸堆着笑容说。
卖油条的刚走，卖辣菜的又来了。“香油辣菜——！”中年男子高声吆喝道。“香油辣菜——！”闻声有几户人家的门开了，爱萍她妈，萧大娘，都端着碗出来了，见了面都笑盈盈地打着招呼，中年男子忙放下担子，从一旁的篮子里拿出一小碗，这是个量具，五分钱一碗，用筷子夹住一些满满的一碗，倒在买家的碗里，然后回头把挂在担子旁边的香油瓶子取下来，滴上几滴香油。
“再来点汤吧。”爱萍她妈说。
“行，只要您吃好了，再来买我的就行。” 中年人用小勺撇了半勺倒在了爱萍她妈的碗里。
萧大娘在旁边称赞道：“你看看人家的刀口，辣菜切得这么细，咱就切不了。”
“看您说的，您老是高贵人，哪能干这活？我们下人就指着这手艺吃饭呐。”中年人献媚地说。
见没人出来，“香油辣菜——！”中年人边吆喝着边挑起担子到别的院落去了。
下午，隔几天就要来一趟卖黄泥的小伙子，他推着农村那样的手推车，两个柳条筐里装着满满的黄泥。
“卖黄泥来——！”
听见喊声，出来的人不少，手里端着黑色的大泥盆来买，三分钱十斤。小伙子用铲子先铲到自己的盆里，两盆就是十斤。有人嫌少，他就再给人家一铲子。那时候人们都用煤面烧炉子，买些黄泥拌在煤面里，一是省煤，另外也好烧不发散。还有的人家用黄泥和煤面做成煤饼子，晒干后，摞起来慢慢用。
那些游商小贩，穿花似的你来了我走了，春天卖苦菜子蛐蛐芽的，还有摇着拨浪鼓换针换线的、卖糖球的……
那时候的这楼还不老，每天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人们上演着折子戏。
大市场在不很远的市场三路。那里集中了全城的物资精华。临街的店铺鳞次栉比，小百货、粮店、海货店、土产店，还有清真肉店……妇女儿童百货大楼（有人戏称老婆孩子商店）的楼底是菜市场，有好几个进出口，有专门进货的大门、有客户进出的大门，还有几个是方便里面居民进出的小门。
市场三路门口的侧面，有一家说大鼓书的，掀开布门帘进去，一排排的长凳子随便坐随便听，也可以随便走。只见前方的台子上，一位艳丽的女子左手持一鼓棒，“嘭嘭——嘭！”有节奏地敲击着高高支撑起来的小鼓，右手持梨花片“叮铃铃”，说书人声音略带沙哑却悦耳动听，她正在说“秦琼卖马”：“大将生来胆气寒，腰横秋水雁翎刀……”说着说着，只见那女子鼓棒一敲“嘭——”唱：“家住山东历城县，秦琼名儿天下传。我本是顶天立地男儿汉，这好汉无钱到处难……”门帘不断地被掀起，进来的人多了，说到精彩处，下面的人叫好声不断，那女子也亢奋起来，小鼓敲得“嘭嘭”响……引逗着听众抓心挠肝地想知道结果如何，这时女子便说“要知未来如何，且听下次分解”，“嘭！”鼓棒一敲，就停下来，由小徒弟捧着个笸箩向听众收钱，然后再进行下一段的表演。
有掀了门帘出来的听客，并不马上回家，而是在楼底下逛逛菜市场，这里有油盐酱醋茶，还有一年四季的应时鲜菜、干菜，还有那些弯弯的南瓜、胖胖的冬瓜、猪头、猪肉、猪下货、刚从小港码头上来的鲜鱼应有尽有。走上楼梯，这里是城市最大的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解放前这里就是青岛市的商贸中心，老舍写《骆驼祥子》累了时，也是从大学路来到这里采购蔬菜物品的。现在这里繁华如故，玻璃柜台里有闪闪发光的手表、收音机、座钟、柜架子上的各色暖瓶和晶莹透亮的杯子，还有整整齐齐排列在货架上的花布、黑布、白布，学生用品等等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这里是国营商店，售货员地位很高，能在这里做个售货员让人很是羡慕。
话说那幢日式小楼的那些人家，随着社会的稳定，生活渐渐都安顿下来。玉宝他爸被枪毙了，他的上司是国民党的大官，他只是个勤务兵，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玉宝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姐姐，妈妈萧大娘福态态的，中等个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信耶稣，听说基督徒家里死了人是不哭的，所以院里的邻居们都在背地里偷偷地议论，见了萧大娘也是谨慎地点头示意。她家里的人进进出出并没有看出什么的异样，真的没有听见哭声。
翎子他爸爸是个伪警官，走起路来气宇昂昂，板着个脸不大和人说话，听说被学习了一段时间，依旧在警察局上班。
院子里有几户神秘人家，从不和邻居们说话，也不和人打交道，下了班关上门，也不让孩子出来玩。其中玉兰她爸爸就是这样，别人问候他，他像没听见一样。院里的人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张大哑巴”。
二十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大家客客气气，张太太、李太太、宋先生，谁家吃的什么饭，谁家来了客人，一目了然，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保。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家生了个儿子、李家生了个女儿，没几年的工夫，这个院子里便热闹起来，逐渐长大的十几个孩子，于是孩子哭老婆叫的不绝于耳，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清静。
住在三楼老刘家不知从哪里领养了一个女儿，好像两三岁了。一天，刘大爷拿着桶下来拎水，水哗哗地流着，那时候全院子就在院门口有一个水龙头，从门口进来一个农村模样的老汉问刘大爷：“你们这个院里有没有拾孩子的？”
刘大爷一听，赶紧关上水龙头呵斥道：“没有！没有！没有拾孩子的。快走吧！”
农村人把领养孩子叫做“拾孩子”。这一幕被不远处的张太太听见了，她知道这个老头是来找闺女的，可他偏偏问了刘大爷，刘大爷还能承认？真可怜，张太太回去和李太太说起这事：“亲爹来找了，可偏偏问着老刘头，你说命苦不苦？”唉——人间的悲欢离合都是命吧？以后老刘家的闺女找了个大连的海军军官，生了个儿子叫建青，日子过得富足美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人过中年的建青都已经去世七八年了……
一九六二年南方发大水，岛城的福利院里来了不少的孤儿，隔壁院子里的袁大娘家和楼下的一家分别去领养了一个女儿。楼下领养的女儿起名叫“露茜”，来的时候一岁多，挺漂亮的一个小娃娃，就是不吃饭。一个劲地哭闹，养母急得拜访了所有的母亲，一筹莫展。养母知道我父亲见多识广就求告到我家，我父亲说：“这个小女孩是个南方人，你用筷子蘸点辣味给她尝尝。”露茜妈赶快回家照办，果然，自此小女孩胃口大开，没几个月，便长得又白又胖。
楼上的袁大爷老两口也是丁克家庭，生活富足悠闲。妹妹的孩子从外地来到大姨家帮着买点菜料理家务。一天忽然接到电报“母病速归”。外甥女二话没说，收拾东西马上坐火车回去了。老两口这才觉得没有自己的孩子不行，适逢福利院有孤儿领养，他们也去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婷婷”。
大自然的规律，有生就有死。不几年的时间，院里也有几位老人谢世了。小咪咪她奶奶是得“笑病”死的，现在看来是阿尔茨海默病，她一见人就笑，一笑就停不下来，最后在家人的呵斥下，才能止住笑。她的棺材放在一进大门的右边，入殓的时候，身上穿得像演戏的似的，红袄绿裤的。身边塞满了用大红纸包着的木粉。院子里的小孩子们都围着看，也不害怕。有人的时候，君萍也不害怕。可是以后无论白天黑夜，她却再也不敢踏入那个放棺材的地方了。
最令人惊悚的是另一个院子里王兰的亲爹死了，一个厚厚的黑色棺材前头上绑着一只大公鸡，红红的鸡冠歪斜在一边，滴溜圆圆的黄色眼睛惊恐地看着人们，黑色闪着绿光的长长尾翼非常漂亮。听人们说，这是用来避邪的。王兰的娘，细皮嫩肉白白胖胖，一位标准的美人坯子，她和女儿一起走在路上，不像母女倒像姊妹俩。有道是红颜命薄，王兰娘以后又找了个小老头，个子不高却脾气暴躁，王兰娘整天以泪洗面，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大军”。
上海路和武定路口的拐角处有一家棺材铺，从那里路过，屋里摞着白花花的棺材，那是些没有上油漆的半成品。靠近第三公园夏津路的侧面有一家祭祀用的扎彩铺子，老板把糊好的大白马和一些童男童女摆在门口，那些童男女眉目俊秀、呆板木讷，还有房屋楼阁、聚宝盆和一些一串串的纸钱元宝之类的祭祀物品。平常无人问津，就是路过那个地方的人也都绕着走，怕沾染上晦气。一旦有人购买，那些路人便围过来看热闹，嘴也不老实了：“看看这阴间比阳间还好呢，什么也有。”
“等你去的时候，让你儿子也给你办上一套。”
“我？阴间阳间都不如人呐！”人们闲扯着，见买家把那些祭品装上地排车拉走了，便也感叹着散了。
二
不到七八年功夫，院里人家增添的那十几个孩子，转眼长大了。有的人家隔两年添一个，隔三年生一个是少的。老李家竟然是一年一个，一口气生了七个，最后是双胞胎男孩，一个皮肤雪白，另一个却煳黑。于是取名小白脸和小黑脸。李大爷有学问，酒鬼。不到五十岁，瘦高个儿，他几乎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脸色发黄，眼皮浮肿。家里两个嫚七个男孩，每当他喝多了，就招呼自己的孩子们过来站好队，他们站在一起就像阶梯一样高矮，他抿一口小酒，眼睛眯缝着，用手从头数数，数完了龇牙一笑大手一挥，孩子们才敢一哄而散，他也醉得倒在了桌子底下。大女儿便招呼着娘和众弟兄连拖带拽地把他弄到床上。院里数他家人口多生活质量也差。因为人多家里卫生不好，邻居们送他家“卫生模范”的雅号。晚上睡觉时，李大娘要把一块木板担在锅台上才能睡得开。早上得把那个睡在锅台上的孩子唤醒到别处睡才能做饭。有一次睡觉时，李大爷数了数少了一个孩子，马上到外边寻找，只见小白脸倚着电线杆子睡着了，李大爷抱着孩子回来，心疼地说：“差点没叫人家抱了去。”李大爷有三大爱好，一是喝酒，二是数孩子，三是骂老婆。每当喝多了，看到在旁边忙碌的李大娘，便没事找事地骂老婆：“看看你自己那个鳞刀鱼样子！”
君萍的父亲也是好开玩笑的人，接茬说道：“何以见得？” “你看看她连眉毛也没有，是不是鳞刀鱼？”
“你满大海看看，哪条鱼有眉毛？”君萍的父亲逗着他。“你看，她还是圆圆眼。”李大爷不愧为学问人，想象力蛮丰富的。
他的话引得院子里的邻居们哄堂大笑，其乐融融好不热闹。那时除了冬天关门闭户，其余的时间都是在院子里劳作，择菜、洗菜，做一些家务活都在院子里。
以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街道上组织家庭妇女学习如何布置家庭，街道干部也定时挨家挨户检查卫生。君萍听说检查卫生的来了，立马和奶奶火急火燎地擦桌子扫地，刚刚忙乎完干部们就进来了，屋子里的尘土还飘浮在空中，他们一边用手扇着眼前的空气，一边捂着嘴笑。说来不信，那时从农村刚进城的人家真的不懂怎样打扫卫生。
那时候的岛城臭虫横行，那种像西瓜子大小，圆圆的扁皮虫子把人们的身上叮出一个个大包，奇痒无比。它们白天藏在家具的缝隙里，晚上出来吸血叮人。于是每逢节假日，家家户户把能搬动的家具搬到院子里，用开水烫那些缝隙，这样能安稳一阵子。臭虫繁殖能力极强，它们的卵比白芝麻粒还小，密密麻麻地藏在隐秘处。君萍妈妈把能隐藏臭虫的地方都烫了也打扫了，但早上起来，孩子们的身上还是红疱累累，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君萍妈妈决定一晚上不睡觉，看看臭虫到底从哪里出来，晚上她坐在床上听着一家人鼾声彼此起伏，自己盹的一低头就惊醒了也咬着牙不睡。晚上两点多钟，君萍妈妈透过窗户外边透过来的灯光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个黑点从屋子的上面往下蠕动，君萍妈不敢出一点动静，生怕惊动了它们，只见它们迅速地往下爬，爬到一半的路程，君萍妈妈一下子打开了灯，那些臭虫立马一动不动地停住了。君萍妈妈屏住呼吸关了灯，许久，那些臭虫才又往下爬。君萍妈又打开灯，怒从心起，拿着一个大针，把这些吸血虫一个个活捉，还有一些看事不好掉头往上爬的，都被君萍妈活捉在案。第二天，君萍妈妈找了梯子爬到屋顶一看，屋顶的缝隙中，一个个臭虫都头朝外密密麻麻的一溜儿。君萍妈妈找了些“六六六”药粉把它们煳住在了缝隙里，从此臭虫在君萍家绝迹了。以后岛城的人家也都没有了这种害虫。
君萍还帮助妈妈捉了一次老鼠。那是用了诱捕、老鼠夹子都失效的情况下，只好实地抓捕。君萍妈找了几块80公分高的木板，让君萍扶着，把家里围成网格状后，把网格里的东西搬出来，这个网格没有，再围一个网格，还是没有，君萍有点不耐烦了说：“大概跑出去了吧？”妈妈不让她说话，说老鼠能听懂人话。最后一个网格是厨房的风箱处，妈妈站在网格里，把东西一点点搬到外边，只剩了六块垫风箱的砖，什么也没有。君萍大失所望，妈妈拿起一块砖什么也没有，还剩下4块砖，妈妈又拿起一块砖的时候，一只老鼠“嗖”地窜出来就往木板上方跳，吓得君萍大叫，妈妈手脚利落地把它拿下了。妈妈说：“这只老鼠真沉得住气，不到最后一刻它不出来。”
全国除四害进行得轰轰烈烈。赶超美英帝国主义，大炼钢铁、吃食堂，收音机里说，提前迈入了共产主义。
不久就开始了粮食供应，街道干部们每家每户走访调查，君萍记得家家户户都传来他们和街道干部打仗争执的吆喝声，“我家男孩子能吃，这几斤粮食哪能够吃？！”不管你怎样发牢骚，以后便发了购粮证、购煤证、副食品供应证等，票证时代开始了。
君萍的妈妈为此买了一杆秤，每餐都要定量，否则吃不到月底，不到规定的时间是不能买粮的。粮食不够吃，就掺菜吃，野菜、树叶、地瓜蔓子、海带根，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君萍记得母亲为了省下点粮食给孩子们吃，自己吃海带根烧心，口里泛出一些酸水，她的腿浮肿得厉害，一摁就有一个深深的窝。大一点的孩子开始跟着大人到处挖野菜，家里剁野菜都是君萍的活儿。小孩子们不懂事，够不够吃是大人操心的事儿，他们照样疯、闹。
院子里的女孩子们开始私下收藏糖纸，不管是奶油糖纸还是硬糖纸，糖纸带着白蜡色彩各异。那红白黄绿的图案吸引着她们，谁有重复了的，就拿来和别人兑换，君萍记得紫罗兰的糖纸最好，倒不是它的图案多好，主要是她喜欢这个名字“紫罗兰”，洋气又浪漫。
女孩们除了攒糖纸，还玩跳方子、跳绳、踢沙布袋、拾波谷等等，有些大点的女孩子还背着弟弟妹妹玩，虽然身负重担，却依然兴趣盎然。男孩子们则是抗拐、滚铁环、扇宝，还有摔泥娃娃，两个男孩子每人手里握有一块泥巴，做成一个平底碗形状，猛地往地上一摔，谁的破洞大，对方要补上一块泥，所以谁的碗底越薄，破碎的越大，挣的泥巴越多，谁就是赢家。最早的时候，我们院子里的孩子们还玩过垒球，这是很激烈的一种运动，这也是大人教给我们的。最文明的玩法是我们几个女孩子和几个男孩子过家家，谁和谁是一家，谁是爸爸，谁是妈妈，怀里还抱有一个洋娃娃。那是四五岁以前玩的游戏。大宝戏唱得有模有样，右手拿着一本卷着的书，左手背到背后，学着相公的样子，一步一摇，煞有介事。
孩子们玩疯了，忘记了回家吃饭的时间，于是大院小院到处是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小云回家吃饭啦——！”“翎子——！吃饭啦——！”听见了喊声的孩子答应着从各个角落跑出来，像燕子归巢似的飞奔回家。现在再也听不到这种喊叫声了。它属于那个年代。
三
一九六二年以后，生活逐步好转。不用再去挖野菜了。虽然买粮食还需要粮证，但是副食品证慢慢地失去了功能，市场上的菜品供应逐渐丰富起来，一些肉、菜不再需要票证。让君萍遗憾的是，票证时代供应的油条再也吃不到了。那时供应物资的票都是有时间性的，过期作废。到了月底，油条票就要过期了，妈妈才把钱和票给君萍让她去买，那油渍渍的油条又香又脆，一大包油条让全家人过足了瘾，吃得像过年一样高兴。母亲过日子舍不得花钱，随便买的油条再也吃不着了。而沉默已久的第三公园这时却红火起来，每个周六都要举行群众娱乐活动，有篮球比赛、两台大戏，一台是曲艺节目，另一台是戏曲节目。
每到周六，君萍的母亲都早早地做好晚饭，君萍和弟弟先吃，然后就去第三公园随手捡几块小石头放在石梯上，两人分坐在两端，给爸爸妈妈妹妹站好位置。当时内蒙古乌兰牧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轰动了岛城，他们不过十个人却一人多技，有人能拉着马头琴双腿夹住板凳在舞台上奔走，他把舞台当成了草原，把板凳当成了骏马，第三公园人山人海欢呼声雷动。那边明亮的无影灯下的篮球比赛也传来了阵阵的叫好声。偶尔的露天电影要收三分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吸引了不少的观众。还有象棋比赛，棋手低头在桌子上的小棋盘上下棋，墙面上有一个很大的挂棋盘，一个人手持大钩子，看着棋手走一步，他便用钩子把墙上的大棋子如样走一步。大棋盘前面是黑压压的观棋人群，有的双手交叉、有的手托下巴，昂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大棋盘深思，也有的指手画脚小声地交头接耳……这种看棋法恐怕在中国再也看不到了。
还有第二体育场的运动会，无论学校还是单位，都在这里举行运动会。运动员们穿着白裤子白鞋，举着红旗威武正步地走过主席台，彩旗的尺寸有红旗的一半大呈竖条状，绿色、粉色、黄色也有红色的彩旗，一个个方队从看台前走过，很是壮观。“女子——甲组——100米预赛——”这种拖着长音的运动场播音，也是属于那个年代，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君萍的学校也在这里举行运动会，当时还有航模运动，当飞机模型从运动场的上空飞过的时候，学生们一片欢呼……
院子里的孩子们长大了，从小学到中学，只有他们上学的时候，院子里才清静些。下了课大家做完作业后，偶尔也出来玩一会儿。放假的时候，孩子们跳绳、抗拐、藏猫猴满楼上楼下地疯跑，院子里像炸开了锅。
放暑假的时候，君萍和弟弟拿着草篮子到海边弯着腰在漫过小腿的海里摸蛤蜊（读作ga la），只要摸到一块小石头，旁边总有几个小蛤蜊，一次能摸很多吃不了，妈妈就分给邻居们。清晨，他们到海边捡拾海带，被海浪卷到栈桥岸边的海带和海草混杂在一起，他们姐弟俩拉着小车“钢铃铃”地穿过中山路拉回家，吃不了母亲照样也分给邻居们，于是全院子的邻居们的晚餐桌上都多了一道菜。
那时候没有个体户卖菜，都是国营菜点，他们卖什么大家就吃什么，所以餐桌上的品种基本一样。鲅鱼头5分钱一斤，大家都买来炖着吃。芋头、虾头、白菜头，大家吃的品种基本差不多。
院子里的家庭妇女们，除了上班的以外，在家里的都属于街道居委会领导。他们按时组织家庭妇女们学习，让个别有文化的领着学习读报纸，而妇女们的手里也不闲着，纳鞋底的、补袜子的、极个别的还有织毛衣的，反正都没闲着。
院子里的人家有一半是双职工。君萍的同学袁莉家就是其中之一。继父爸爸是抗美援朝回来的军医，妈妈是医院的护士长。袁莉有一哥一妹是亲姊妹，下面的三个弟弟海军、共军和小红军是这个爸爸所生。别看家里孩子多，卫生条件可是全院第一。爸爸异常严厉，给每个孩子都规定了家务活。十岁的妹妹晓青要跪在地板上用手墩布擦地板，把地板的木纹都擦得清晰可见。哥哥和袁莉管着买菜做饭，他们要在爸爸妈妈下班之前把饭菜做好摆在桌子上。袁莉虽然在君萍家玩，眼睛却时常看着墙上的钟表，到点就要赶快回家，否则便大祸临头。君萍妈妈常常感叹道：“唉,可怜的孩子，整天吓得像个受惊的小鹿似的，要是亲爹万万不能这样。”
袁莉爸爸打起孩子来那叫一个狠，他还不准他们哭出声来。袁莉妈妈不敢护着孩子，若是护孩子，连她一起打。
袁莉爸爸身材魁梧,不苟言笑,和邻居们倒是很客气。邻居们听见他家有动静也不好意思去干涉，毕竟一家一个天。他就喜欢自己亲生的“三军”。“五一”节上中山公园只领着“三军”，让另外三个孩子在家里看门打扫卫生做饭。妈妈临走时，把袁莉和妹妹揽在怀里拍了拍她们，亲了亲她们的额头，对站在旁边的哥哥无奈地说：“对不起，听话啊。”哥哥咬着嘴唇，眼里含着泪使劲地点了点头。
君萍家就是袁莉姊妹的避风港，他们有事没事地就愿意来这里玩。
“妈妈昨天晚上又哭了。”袁莉对君萍妈妈说。
“为什么？他们吵架了？”君萍妈妈问。
“没吵，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听不清。好像为了单位上的一个女医生叫什么红的。爸爸说妈妈是神经病。”
“唉——，你们懂事点，大人的事你们千万别问。多干活少说话，好好学习，这样你妈也少为你们操点心，你们妈妈不容易。熬几年，你们长大了就好了。”君萍妈妈一边干着手工活，一边对袁莉说。
袁莉姊妹们在君萍家有说有笑，说起看过的电影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哥哥说：“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若是爸爸再打妈妈，我用手一指，他立马就定住不能动了。”
“哈哈哈——”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好像哥哥真的有这个本事似的。
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乱了套，袁莉爸爸在单位上被造反派打得站不起来，最后爬着回来的，死在了家里。他们家里的人谁也没有哭，殡仪馆来车把他拉走了。
大院里也掀起了风暴，孩子们有的成了红卫兵造反派头头、有的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再以后有的当了兵、有的就了业，还有的下了乡……有的昧着良心发了国难财、有的忍辱负重苟活着……有的死了，有的活着……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上的那片云也慢慢地远去了，天空渐渐地晴了。君萍的手臂酸酸的，她放下伞，看见远处的一群鸽子无声地滑过天空。
眼前的这座百年老楼满目疮痍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原来邻居们的后代都手握百万元的拆迁款各奔东西。
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故事如同天上的那片云一样地飘走了。
萧红描述的《呼兰河传》那地儿恐怕也早已沧海桑田。君萍家的小院也一样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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