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身影跟一位中年男士比肩而立，正在边走边说，听到我的叫唤，回过头来，看我一眼，甩下一连串银铃一般的笑声，渐渐远去。
哦，是认错人了。可她那侧影，那动作，多像高峰大姐！
不过，很快我就自嘲地笑了：高峰哪有这般年轻呵。高峰大我好几岁，早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前几年，也是在这个门口曾见过她，那时，她已是见老了。毕竟，是奔六十的人了。五十岁如果看不出年纪的话（比如我，经常被认为是三四十岁），六十可就很明显了。
大姐是三十年前团市委的老同事。当时都在太平路37号大楼的五楼，她所在的宣传部与我所在的办公室门隔壁，共用一个走廊，相距不到十米。大姐先我几年进机关，于是经常向她讨教。大姐是那种办事、说话风风火火的类型，打电话、开会发言，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写字、走路也飞快。或许是来往密切的缘故吧，后来机关成立青年运动史领导小组办公室（非常设机构），我俩成为搭档，都没有职务，但她年长，自然由她负责。
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对象是历史上曾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的老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世的老人越来越少，他们所了解的有关青岛地区地下党团的事情就越来越珍贵。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作抢救式挖掘。其实，就在开展这项工作后以及此后的过程中，就不断传来某某老人离世的消息，于是越发感到了肩头责任的压力。
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存世不多的史料中发掘有关线索，二是在发掘线索的基础上到外地寻访这些老人。这项工作在团市委秘书长王永章（后任文化部一司长）直接领导下开展。同时接受团山东省委研究室对口领导。省里具体做这项工作的，一位是向禺（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团省委工作的老干部，已故），一位是跟我年纪相仿的王本群（曾在鲁中一城市任市委副书记、后任省某厅厅长）。
查找资料的地方，基本在本地和济南。本地有一位党史研究的权威臧淼，在党校工作，经常到他那里讨教，老先生总能提供一些非常珍贵的线索和资料。再就是到济南去，到济南就像串门，隔三差五就去一趟。有时一呆就是一个多月，住在团省委隔壁的招待所，招待所里蚊子很多。有时也住在济南市委的几处招待所。团省委是一幢老旧的三层楼，大楼两边对称，楼层很高，房间很宽大，夏季外面很热，但里面却比较阴凉。印象中，那些办公室里面总是黑乎乎的，好像终年不见阳光。夏季机关午休时间很长，下午三点半上班。吃饭就在机关食堂，那是个很简陋的食堂，平房，但餐厅地势很高，要上一段台阶。伙食不太好，面是黑色的，菜里盐很多，很咸。招待所边上是机关干部宿舍。有时也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研究室后来的主任刘长坤，很开朗、幽默，到他家去总把我当作亲戚，用自己酿造的葡萄酒招待我，还把配方告诉我。他太太是山大医学院的老师，青岛市立医院口腔科好几位医生是她的学生，她曾叮嘱我可以以她的名义去找这些大夫看牙。
跟高峰大姐一起出差过好几次。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从青岛出发，先到北京，然后到天津、德州、济南、益都、诸城，一站站回来。
在北京期间，住在团中央前门东大街10号甲地下室招待所。以此为基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探访。
在京期间，寻访了几位在青岛党史上有影响的几位老人。通常是白天采访，有时录音（很多老人因受政治迫害不敢被录音），晚上回到招待所整理。
一位是丁祝华，她是青岛第一批团员。青岛是先有青年团组织，后有党组织的。丁老当时是青岛职业学校的学生。离开青岛后，辗转各地。后来成为任弼时的嫂子。拜访她的时候，她住在中组部宿舍。那个宿舍是在中组部后院，进去的时候要先进中组部大门，盘查很严。见到丁老后，老人执意留我俩在她家吃饭，老人还带我们到食堂去买馒头，回来后用颤颤巍巍的手给我们盛饭。探访完毕，老人执意派车送我们出来，从中组部大门出来，还看了看盘查过我们的门卫。
一位是张沈川，他在青岛大学读书，是青岛学联的负责人，罗荣桓元帅曾是他的同窗。张老后来去了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谍报工作，主要做红色电台。高峰用随身带的相机给张老拍摄了一张照片，有时翻出照片，看着张老和善的笑容，好像曾经的见面就在眼前。张老去世时，其治丧委员会还给我发来了讣告。
一位是吕福田，住在东城区一个四合院里，老人很健谈，他好像后来做过安全工作。见他的时候，从外贸部退下来。
一位是季焕麟，他在青岛期间做过地下电台工作，见到他的时候，他从邮电部门的岗位上退休。老人是南方人，乡音很重，说话高峰听不大懂，我还能应对。
再一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姓尹，益都人，曾在青岛地下党被破坏后入狱，但后来又出狱。至于出狱的方式，有不同的说法，很多回忆者认为他是叛变，但他自己说是趁监狱监管松懈自己走出来的。四九年前，他被派到驻朝鲜大使馆，做参赞。当时东北的中共党组织有困难时，通常通过驻朝机构联系。见到他的时候，他住在外交部街十字路口一幢破旧的老建筑里，建筑好像很久没用了，大楼的下面几层空荡荡的，楼梯很昏暗。在三层还是四层，大概是招待所，或者类似今天那种疏于管理的老年公寓。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集中住着六位老人，每个老人一张床，床边堆积着杂物、书籍。大概是怕说话不方便，老人带我们出来，到前门大栅栏的小饭馆说事，为自己辩白。他知道我喜欢吃驴肉，就专门到一家驴肉馆请客。还请我们在大栅栏戏园子看戏。他自述，他是趁监狱疏于管理，自己从大门走出来的。这一说法遭到党史界的普遍质疑。
在天津也住了很长时间。因为带的盘缠不多了，为节省开支。大姐住到了她天津的亲戚家，我到南开大学，住在当时在那里读书的德州师专金明同学的弟弟金光（毕业后在北京某部工作）的宿舍里，还跟着金光冒充学生在南开听过课，到图书馆查看了不少资料。金光还把自己翻译的一本关于青岛历史的书《在三国的旗帜下》[补白1]给我，让我帮他润色，并联系出版。后来没出成。[补白2]
在天津印象最深的是探访周铁忠老人，她曾是地下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当时山东省委被破坏，青岛就同时有了省委和市委，但时间都很短暂，很快均被破坏。周老身体很硬朗，一口湖南话，听不大懂，只能连猜带蒙，大致了解一些情况。老人在青岛的时间其实很短，即便这样，她还是希望我们能帮她把在其他地区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整理出来，因时间来不及，没办成。算是遗憾。老人给我们留了一张照片，还有她和高峰的合影。
从天津出来，费用基本花光，我俩商议，要是回青岛再出来，浪费时间，不如接着探访，那时年轻，不知道累。于是在德州下车，到德州师专，找老师借的款，又带着一个多月的成果，还有一大摞工具书，风尘仆仆地继续行程。
到济南后，大姐像回到了家。因为她的母亲是当年山东大学的知名人士，似乎是当年山大的几大女杰之一，到山大去，一提起她母亲，很多人都赞不绝口。
在济南，探访过1940年代后期山东大学的学运负责人，那位阿姨好像姓宋，很能说，但依旁观者看来，自我表白的成分多一些。所以印象不深。
在益都、诸城的收获都不大。印象深刻的是从益都往诸城赶，天很冷，我俩坐在长途汽车上，高峰冻得瑟瑟发抖，我就把外衣披在她身上。
在本地，一起到八大关公主楼探访过40年代的青岛学运负责人余修，拜访他时，他是山东省副省长，正带着家眷、警卫在青岛度假。余修也是那种能表白自己的人，说的很多事情叫人无法相信。即便这样，我们对老人还是很尊重，还请余老为我们的内部小册子《青岛青运史资料》题写了书名。
一年以后，研究室正式成立，我留在了研究室，新的搭档是慈智慧大姐，而高峰大姐又回到了宣传部。高峰大姐从团市委转业后，进市劳动局，后来成为局工会主席，后来在编辑有关书籍时，到劳动局拜访过大姐。再后来，就不怎麽联系了……
1984年，我与高峰（右）拜访余修（中），在公主楼前留影
1982年夏季，在太平路37号五楼平台，青岛团市委机关干部与团中央、团省委领导合影
后排左起：亢清泉、王永章、团中央干部（姓名不详）、刘福英（团青岛市委书记）、徐建春（团山东省委书记）、韩英（团中央第一书记）、张先平、袁以法（团省委组织部长）、王本玉、宋泽斌；前排左起：滕绪有、周晓方、薛荣芳、高峰、于新华、刘玉钦、王明忠
原载个人博客（曾点击300多万次，已不存）
2010-06-21 11:38
[补白1]
《在三国的旗帜下》一书，是一战期间，一位随日英联军行动的美国记者所写的随笔集。记录了当年日本英国联军从龙口登陆，迂回进攻德国占领下的胶澳，沿途的所见所闻。原著我看到过，很厚，封面有日本、英国和德国的旗帜，刘金光介绍说，这本书是他在南开图书馆的地下室找到的，他翻译了初稿，找我给他润色，并委托我联系出版。当时我在民革青岛市委会帮忙，与已故民革宣传处长葛陆联系密切，有一天，葛陆得知此事，大包大揽要帮我联系出版。给他书稿后，石沉大海，最后书稿也丢了。
[补白2]
金光兄弟从南开毕业时，面临选择去向。当年暑期，他到青岛来找我，似乎有意在青岛选择工作，或者我跟他流露出想去开发区工作，当时开发区团工委缺人，市委几次要求团市委派出常委一级的干部赴任，几次常委会讨论无果，我当时做常委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最后一次讨论此事后，主持会议的团市委书记夏国洪似乎有点泄气，即便他点名，几位常委也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不就。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夏书记，表达可以去的愿望，但夏书记不置可否，最后说了一句，大意是，我级别不够，当时我是副处级，而开发区团工委书记至少比团市委的常委，也就是正处级还要高。虽然未能如愿，这个心愿还是跟金光说了，究竟是他接到我的信而来，还是他来了以后我跟他说的，记不清了。但他来以后，我俩下决心到开发区走一遭。那时青黄两地之间只有轮渡班轮。我俩骑自行车，乘坐轮渡，下船后，沿着崎岖的土路，那时的开发区还相当荒凉。记得有个地方叫新街口，四周一片荒地，想到曾去过的北京和南京的新街口，不禁哑然。凭着一张标识不太清楚的地图，居然找到了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一位蔡姓领导得知我们想去开发区工作，很高兴，热情接待，请我们吃饭，陪我们参观了厂房和单身宿舍。那时的条件确实很简陋。厂房似乎还没开工，宿舍是一幢幢高层建筑，进到房间里，每间有两张床，卫生间也很粗陋，水流了一地。蔡领导说，现在条件还很差，夜里蚊子很多。不过他说这种局面很快就会好转。从黄岛回来，金光返回天津，毕业后去了北京某部工作，曾到浙江萧山市挂职一年，回京后升职。某年，我到北京办事，去得突然，一时找不到住处，他就带我在他办公的地方住了一夜，记得那个大院的对面是北海公园，大院的院墙是红色的，带琉璃瓦，很高。又有一年，他在京郊购房，邀我去参观，说以后到京后可以住在他那里。又过了很多年，他作为主管领导到青岛视察，青岛本地对口部门领导陪同，金光也让我陪同。在香港中路一处豪华酒店请我吃饭。席间，他突然面色凝重，一再让我不要难过，原来，我的师专好同学，他的哥哥金明，已罹患重病不治。这真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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