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过后，我和同学姜伯玉结伴去北京上访，原因是全家遣返原籍，让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姜的父亲是国军流亭机场的技术少将，虽经起义输诚，仍是“历史反革命”，所以遣返；我母亲在抗战时期担任国军上尉宣传队队长，虽然她的下属有田纪云等这样的“文革”要员，但无碍遣返。
好像是毛主席10月第二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我和姜伯玉去中央音乐学院看大字报，恰逢一座楼的底楼开批斗会。被批斗的人长得不大合乎我的女性审美认可，丑，极丑。在三十多人围起的“U”形圈开口处，有把带扶手的椅子，扶手上还有一块固定的写字板，她斜坐在上面，在写字板上的一个本子里，偶尔记一些什么。她根本不大在乎审问她的人，任凭高声喝问，爱答不理的。她说得最多的话是“我哪里知道”。直到问她“邓小平平日在家里干什么”，她回答“我爸爸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我才知道她是邓林。因她在中央音乐学院旁听，所以挨斗。她好像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旁听生。在人人都是中国画画家的年代，她画过不少价钱辣死人的中国画。我邻里的小孩说，她的画很像墨汁不小心滴在了纸上。但有专家在素有“学术性”盛誉的《光明日报》上指出了其妙——她画出了远古的回声。
大家喝问来喝问去，差不多都得到她“我哪里知道”的回答。
批来斗去好几个小时，我和姜伯玉都憋尿不轻，急急去上厕所，厕所就在这底层楼的走廊上。厕所门按有弹簧，自动关门“乓”的一声响。这时我们全然忘记了 “反革命狗崽子”的身份，好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围已经开阔起来，少了夹着尾巴做人的怯怯模样。临尿，我们没有来得及向前迈一步站到小便池前的台阶上，在台阶下只顾倾其所有地尿；当时年轻气盛，小便滋到对面便池的马赛克墙上，又反射到了小便池前的台阶上。
没有一点门响的声音，忽地一个人在我俩之间单腿跪了下来，拿着一块雪白的抹布揩拭我们反射到台阶上的尿滴。这人胖胖的脸，背头，眼睛对着我的眼睛，眼神很是奇异，像责怨我，更像惧怕我……再一看，还有一位瘦削一些的男人在厕所门和我之间悄然地站着，两手在胸前，捏着一块雪白的抹布，眼睛似茫无目的，又似盯着姜伯玉左侧的窗户，那窗户是双层的，在夹层玻璃中有一只葫芦蛾，扑棱扑棱地飞，声音很闷，但能听得到。当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橘红色的阳光透过夹窗，透过扑棱扑棱的葫芦蛾，照着瘦削一些男人的脸，光与色很像苏联画家普拉斯托夫描写暮阳中人物的画，只是眼前这个人物很细致，很优雅。
我和姜伯玉都颇感羞愧。我们或提着裤子，或摁着龙门，悄悄拉开了弹簧门，溜了出去。
我们回头一看，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
厕所卫生负责人：马思聪、沈湘。
本文开篇的诗是刘傲夫作的，是“五四”以后少有的求真诗。不过夸领导尿尿也尿得这么好的人，不一定会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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