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祚臣丨顾孟余的清高，胡适记在了小本本上

顾孟余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大多数来说已经十分陌生，少有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在学术界、政治界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早年留学德国，专攻政治经济学，他是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回国后，受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教书，担任德文系与经济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多次出任教务长，蔡元培不在的时候，行使北大校长的职责。当时他可是与蒋梦麟、胡适齐名的人物，与李大钊也是好朋友。
第一次知道顾孟余是通过周德伟回忆录《落笔惊风雨》。20世纪20年代顾孟余给他们讲授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就问：“你们为何要学经济学？”学生们寂静无声，顾先生说：“经济学不是教你们去发财的，不是教你们经营工商业或从事银行会计业务的，而是教你们如何经世济民。”
顾孟余讲授奥派经济学掌门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教学生读严译《原富》（《国富论》），据说周德伟读后大为惊讶，“原来治国平天下之术，悉在于此。”
德文教师海理威曾任青岛总督府秘书，在他的带领下，直接读顾孟余先生编的德文版《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涉及包尔生、庞巴维克、门格尔、维塞尔、韦伯等，奥派经济学和德奥哲学的脉络是清晰可见的。那可是20世纪20年代啊！
顾孟余先生后来加入国民党，曾为汪兆铭的主要幕僚，是汪最为倚重的人物。但是汪兆铭1938年底自重庆出走，与日和谈之后，顾与汪分道扬镳，拥蒋抗日。1949年后，顾孟余与张发奎、张君劢、张国焘在香港领导第三势力，反共批蒋。可惜第三势力在海峡两岸都不受待见，顾孟余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
说到顾孟余的清高，讲的是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临时政府响应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之提议，为解决时局危机，议筹召开“善后会议”，胡适和顾孟余皆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应邀参加。
胡适在开始之初，较积极参与善后会议，他延续了他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的看法，认为“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这反映了胡适在现实政治中愿意妥协的性格特征。
不过，胡适参与善后会以及“为清室辩护”的行为，受到南方革命党的批评，周德伟说他“称溥仪为皇上”“出版红楼梦考证……费大力研究死问题，真是玩物丧志。”“如是胡先生在余价值表上，一落千丈。”
然而胡适的妥协终究是有底线的，2月18日会议召开之中，胡适对于段祺瑞未能停止军事行动感到失望。胡适在《晨报》上刊出辞职声明，“认为在战争状态之下无从善后”。
反观顾孟余，一开始就对善后会议持排斥的态度。据张国焘回忆，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提出两个条件：一为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一为会议涉及之军事财政最后决定权，应归属国民会议。孙的诉求遭段拒绝，孙与段因而决裂。顾孟余受此大局的影响，坚辞善后会。据周德伟回忆，“顾孟余眼光锐利，且素有政治抱负，平日不露声色而已。彼于接到聘书后，立即退还并在北京《晨报》登出一启事，有‘孟余绝不入此猪圈’之语”。周说，这是他一生最激烈之言。
周德伟的记忆略有出入，这则“顾孟余启事”登载于1925年2月23日的《京报》上，原文是“所谓‘善后会议专门委员’者，竟列贱名，不胜诧异……孟余无似，未至化豚，岂能伴公等入豕牢耶？”
胡适当时看到这则报道，剪下这一启事保留在他的档案之中，并题写了“顾孟余的清高”作为这一档案材料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