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他是一个“海归派”
在父亲蒙冤之后，袁荣叟一家先是回到父亲曾经置有产业的松江避难，随着冤案平反昭雪，兄妹陆续外出求学。
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在庚子国变的震撼和刺激下，到国外留学蔚成风气。因为日本西化的成功，更成为崛起复兴的榜样。所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形成了去日“留学大跃进”。（正是去日留学的这帮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短短几年，数万人涌入日本，人员鱼龙混杂，学校良莠不齐。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报告：“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
袁荣叟也在这个背景下来到日本，所上学校是早稻田大学，专业是政治经济科，属于只占百分之三四的正规学校。
1909年，袁荣叟学成归来，直接进入学部任员外郎。原先以为袁荣叟的职业生涯从这样高的起点开始，肯定得到了其父的同僚或对其父有好感的官员的关照。但随着对资料的解读，才发现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据《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介绍，为做好预备立宪工作，清政府也尝试着做了一些改革，废止科举是其一，招募留学生进入政府机关是其二，其招考程序还是相当严格的。从1907到1911五年时间，就招募了930名海外留学生进入国家机关，而新成立的学部，是录用留学生最多的。王国维也是留日归来进入学部的。
袁荣叟在学部工作的详细情况已无法考证。只有两则信息可以佐证他的勤勉：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设商科银行保险专业，袁荣叟受邀担任“理财”课程的主讲，没有现成的讲义、没有具体的实践，可他仍知难而上，勇于担当，堪称中国理财专业的祖师爷。他还向朝廷写过奏折，强调引导公司和店铺按照章程和合同办事，在中国商事立法方面也属开先河者。
恰好而立之年，一腔报国热情。就在其施展身手、渐入佳境的时候，奈何清朝的气数已尽。
清帝退位，对袁荣叟来说，失去的是稳定的俸禄，得到的是心灵的解放。袁荣叟最初的政治倾向属于梁启超的研究系，也就是君主立宪派，对于政局的更替肯定早就预料到，只不过他希望的变革方式与此不同罢了。
他很快有了自己的新目标，1912年，他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并担任教育部参事，在那个风云激荡、人才辈出的年代里，能在全国瞩目的政治中心站住脚，没有一点能力是不可能的。然而，让他头痛的是复杂的政治斗争。随着南北分裂，袁世凯在1914年1月解散国会，袁荣叟再次下岗。
《郑孝胥日记》1914年2月23日有如下记载，“过孟莼孙（孟森）小坐，莼孙云：报馆事太繁，将邀袁道冲来助”。这里的“报馆”指时事新报馆，是一家在上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失去工作的袁荣叟果真应孟森之邀请，前来相助。
袁荣叟在《时事新报》干了多长时间无从考究，他的名字再次在我的视野出现，是在1917年成立的临时参议院议员名单上，这个临时参议院也就是由北洋皖系把持的“安福国会”，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是北洋政府一股很大的势力，曾以“三造共和”享誉海内，也以亲日遭到世人的诟病，国民党背景的《民国日报》在1919年曾刊登了一篇《安福系家谱图》的稿子，把袁荣叟说成由研究系转投安福系的小人。实际上，写稿人对当时复杂的人事关系也未必十分明了，从袁荣叟前后情况综合分析，很难说他是安福系的人，更不会是安福系的嫡系，只不过有任第一届国会议员的经历而被拉入安福国会，之后又接受了段氏政府的任命罢了。至于那一段袁荣叟为什么会和安福系走得较近，一种可能是同学引荐，我查了一下，在1912年第一届国会众议员当中，留日海归占据了半数还多，590余人中，仅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就有四十余人，但分属不同的党派，凭袁荣叟的资历和能力，肯定是各派系争夺的力量；还有一种可能是报纸的媒介，袁荣叟曾在多个时期参与过《大公报》的工作，而《大公报》早期和皖系保持着密切关系，由此得到皖系首脑的赏识和提拔也是可能的。
看来临时参议院的工作是个闲差，袁荣叟有多个兼任的记录。1918年3月7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消息：“（浙江）财政厅张稻生厅长组织农工银行，聘请袁道冲君为行长，兹悉袁君于昨日接奉委状，行址已确定于上珠宝巷交通银行旧址，现正在筹备一切。”同年7月29日《申报》消息：“浙省通志局提调由袁荣叟接任。”
1919年8月26日袁荣叟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1920年9月2日离职，整整干了一年时间。
一年的时间太短了，没有查到多少有价值的记录，只有接待美国教育家杜威的一则消息广为流传。
1919年12月，杜威由胡适陪同来济南。一次演讲的题目是《新人生观》，其大意是：时势在变，我们应对的观念、方法也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是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能创造的，不要只是保守的。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袁荣叟在发言中对杜威的演讲提出一些看法，一是认为听讲者的程度不够，一知半解，容易生出误会；二是旧的不尽可废；三是办教育的应该教学生效法，学生的行动才不至于出轨，光一味鼓吹让他们新，那还了得。据报道，袁荣叟的这番话遭到了胡适的当场“驳斥”，胡适认为：主张“新”并不意味着要把旧的全推翻，而是要以批评的态度分出“国粹”和“国渣”，决不能凡是“国故”都加以保存；教育学生是要教他能创造，而不是要教他效法。
据说，胡适的这番话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袁荣叟被弄得很尴尬。也有文章把其比作“新旧势力的抗争”，是北洋政府控制人民的行为。因为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很难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仅就流传下来的这几句话分析，袁氏第一句的意思是要因人施教，这一点无可非议，现在看，我们的历史上许多人祸都是点火不当引起的；第二句“旧的不可尽废”和胡适的解释本来就是一个意思；第三句我的理解他是说教育者要为学生当好楷模，这是一句很传统但很在理的话，我们现在的价值体系找不到准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了楷模。当时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作为教育厅长，袁荣叟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学习秩序，他的谨慎和小心是可以理解的。我实在看不出有怎样势不两立的斗争。在失衡的社会思潮下，人的判断就会变得简单粗暴，这种乱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看看当前论坛里的暴戾，很是令人无语，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同胞能够学会宽容和尊重。
袁荣叟为什么离开山东教育厅长的职位？极有可能是直皖战争皖系兵败的原因。尽管只是随大流的，但政治上的划线不讲情面。袁荣叟的从政生涯从此过了巅峰期。
离开官场的袁荣叟回到了家乡，过了一段非常舒心的日子。除在1921年同王正廷、褚辅成、沈钧儒、何建章等六人一起参与浙江省级制宪外，其余时间主要沉溺于草丰水美的江南美景里。
三、青岛岁月
袁荣叟什么时间到的青岛，已经无法考证。在青岛，他除了担任《胶澳志》主笔外，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是一个谜。曾有袁荣叟是青岛市政府秘书长的说法，可此说经不住推敲，赵琪时代的青岛行政机构叫胶澳商埠局；国民党时期的青岛市府秘书长一直为钱穆先生的岳父胡家凤担任。经查，胶澳商埠局和南京统治时期的青岛市政府均曾经印制过《职员录》，我到市图书馆办理了借阅证，在市档案馆信息网上进行了注册，可两个地方都没有这个时期的《职员录》。
曾经在网上看到《胶澳商埠局职员录》的交易记录，可惜查不到买主的信息。南京政府时期的《青岛市政府职员录》抗战前后分别印制了多期，可自己只有1947年的一个复印本，没有想要的内容。所以认证袁荣叟在青岛的社会角色问题也就只好悬着，直到有一天我在新浪网上发现一篇博文提到了《职员录》一书，欣喜之中马上留言求援。收藏青岛文献的邹先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据邹先生查对其所藏的1933和1936年的《青岛市政府职员录》，袁荣叟在这一时期担任青岛市修志室总纂、地方自治筹办委员会副委员长、市政设计委员会委员、经济讨论会委员等职。
尽管有了任职简历，没有具体史料也是白搭。我多次到市档案馆，试图从那里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在数据库里多次搜索袁荣叟的名字，结果均是没发现。我经常对着电子屏幕发呆，想放弃又心有不甘。一次，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搜索栏键入袁道冲三个字，奇迹发生了，十几条信息的出现让我惊喜不已。（后来才知道，袁荣叟50岁之后多以字行）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随着对信息的解读，我发现，自己苦苦寻求的目标，竟然是八十年多年前同一个单位的同事。档案中有一份青岛商品检验局1931年1月5日下发的检字第320号委任令——委任袁道冲为本局秘书。同时被任命为秘书的还有曾经干过伪青岛市长的姚作宾。这么多“名人”原来就在自己身边，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造化弄人。
从档案看，袁荣叟的任职是由南京政府实业部直接推荐的，推荐公函的落款是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然而，每月200大洋的薪金并没有留住驿动的心，在任职档案的后面，袁荣叟手书的辞职信也赫然在列，信中提到因为环境关系辞去秘书一职，时间是1932年1月。
我想，袁荣叟辞去商检局职务的原因一是他不愿干那些庸碌琐碎的事情，再一个原因是他已经在社会上有很多兼职。除去《职员录》上所列的职务，他还曾在范旭东、丁敬臣合办的青岛永裕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高管，担任过青岛国术馆的董事、青岛市节约储蓄委员会的委员长以及青岛市佛学会副会长等职。
他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曾给青岛当局提出过多项城市建设的意见建议。有在全市各乡区设立模范农场，普及良种、农药知识，开办农业融资机构的建议；有加强城市管理，划清区域功能，注重成片开发的建议；还有扩充感化所名额、取缔市内游丐、增设广播电台的建议。和他一同提案的有周志俊、蒋丙然等社会名流。他还经常为社会各界演讲，见到记载的就有为农林事务所、区公所、教师以及市民储蓄等多个场次。
袁荣叟刚到青岛时住在甘肃路41号，1930年1月他买下了鱼山路4号的一部分拟建住宅。档案里存有其向农林事务所提交的因建房砍伐树木的申请。
袁荣叟是一个佛教居士，在倓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就有叶恭绰捎信给沈鸿烈、葛光庭、袁道冲，共谋湛山寺建设的记载，湛山寺建设用地等一干手续也是他负责办理的。湛山寺建成后，青岛佛学研究社改为青岛佛学会。众推王金钰为会长，周叔迦、袁荣叟、吴伯僧为副会长。
袁荣叟是一个性情中人，啸傲湖山是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在青岛的许多年，崂山就成了他寻古探幽、游目骋怀的好去处。
袁荣叟一共进行了多少次崂山游历已无法统计，但仅从他的崂山游伴之一，山东大学教授黄公渚所著《崂山集》诗文里，记载有袁道冲名字的就有11次之多。
黄公渚先生将自己的崂山游历编了一本集子，其他同游者也有诗文行世，袁荣叟肯定也不会空手而归，可惜没有见到具体文字。不过，相信袁荣叟的游崂诗文写得不会太多，因为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访崂山刻石。崂山历史上偏于一隅，历代刻石很少见于著录，袁荣叟偕同唐廷章等人多次入山，录得崂山刻石碑记共242处、拓片200余帧，这些拓片后来都存在黄公渚处，遗憾的是在文革中散失殆尽。
在档案馆里有一封应该是青岛市工务局局长邢契莘给袁荣叟的回信，信中对袁荣叟提交的崂山碑碣摩崖清单“感纫实深”，对其提出对崂山石刻加色的建议大为赞赏，并承诺尽快落实。
土生土长的崂山研究专家周至元在其《崂山志》《自序》中说：“岁在甲戌（1934年），桐庐袁荣叟先生于编竣《胶澳志》之后，又继修山志之举。闻余悉于崂事，且已有积稿，特简召聘约，共襄此事。除屡共偕游，躬至山中，亲为咨访外，又着人对山内碑碣摩崖编行拓临，草创未成而卢沟桥战起，先生仓卒南归。临行悉以志稿付余曰：‘君富于年，且有志山事，今以畀汝，希终成焉。’余受稿而归……”看来，周至元编撰《崂山志》也得到袁荣叟的帮助。《崂山志》内收有袁荣叟《崂山佛教考》一文，是袁荣叟多年考证的结果。
四、丰富的人生
卢沟桥的炮声，湮灭了多少个家庭的幸福，也震碎了袁荣叟的崂山梦，袁荣叟于日寇第二次占领青岛前离去，又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据《徐铸成回忆录》记载，1939年7月徐受命接掌香港《大公报》，当时该报社论撰写人就有袁荣叟，在抗战这段时间，袁荣叟还担任过中国旅行社“旅光图书馆”的顾问，主持过图书馆的日常业务。他还在重庆同叶浅予、许良玉联名为家乡筹募过教育基金。
抗战胜利，袁荣叟的足迹又回到上海。时任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在其日记中多次提到袁荣叟。日记研究名家陈左高当时经常到合众图书馆查阅资料，袁荣叟对其厚爱有加，把他祖传的袁昶《渐西村人日记》手稿七十二册送给陈左高供研究使用。另外，在合众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捐赠流芳谱当中，都有袁道冲的名字。
建国后，袁荣叟定居在松江，已经年届古稀的老先生依然精神饱满地投身到新的生活当中，据松江区史志办李成浩先生提供和网上搜到的信息，1951年，袁荣叟任松江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1952年、1953年均被推举为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7年，袁道冲还给大家作陈化成抵御侵略的事迹报告，连县委书记都到场听讲。可惜后面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只知道是在1975年去世的。
和袁荣叟在松江共事的还有一位姚鹓雏先生，这位南社才子曾担任过松江的副县长，他和袁荣叟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其诗集中就有与袁荣叟的唱和。另外一位和袁荣叟过从甚密的名人是熊十力，这位个性鲜明的哲学家和袁荣叟经常就佛理、治国、教化等议题展开讨论，《十力语要》中有答袁道冲一节，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为保证熊十力的研究，袁荣叟还给熊推荐了助手和炊事员。
除《胶澳志》和他为其父整理的遗稿外，袁荣叟没有很多的文字留传，曾见到他的一副挽孟昭常联：褴褛开边心未已，文章报国志犹存。在陶在东《西溪花坞纪游》中见到他的一首绝句：“白云苍狗两茫茫，且向丛篁携手行。绝羡山居常寂静，不知世界有炎凉。”尽管篇幅很小，亦可以窥其身手。其实，最被人称道的是他描写西湖的散文，其《最忆是西湖》《湖滨旧影》被选入描写西湖的多本合集。其中一些段落，经常被人引用：“西湖之妙，在于湖里山中，山屏湖外，登山兼可眺湖，游湖亦可看山。有时山影倒置湖心，有时湖光反映山际，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复离。”“西湖为山不高，为境不广，而邱壑岩泉，富有曲折，晦明风雨，四时咸宜，回环百里之中，诸胜毕具，层出不穷，故能步步引人入胜，历久不生厌倦之想。”没有精微细致的观察、没有丰富曲折的阅历，没有驾轻就熟的功底，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一番艰苦追寻终于就要结束了，尽管考证的结果不尽令人满意，但我依然对做这件事感到欣慰，对做这件事时的感觉记忆尤深。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和生活的年代，在那个风雨如晦，泥沙俱下的岁月，谁也摆脱不了潮流的裹挟，但人可以选择的是自己的生活态度。淡泊、知性、进取——经历了由困顿至中兴，又由绚烂复归平淡的人生转换，袁荣叟用他模糊的背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良知的印记。
斯人已去，江山未老。袁荣叟的名字也许会被人忘记，但《胶澳志》却会永远与这座城市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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