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丨我的大学

考大学填写志愿时，我和同班Q同学完全相同，第一表第一志愿是北京医学院，第二志愿是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第二表仅填山东医学院医疗系。结果我被第二表录取，后来做了医生，而“小拳头”被第一表的山东海洋学院录取，后来当了老师、校长。
1963年夏，我离开青岛，在济南开始了长达7年的大学生活。青岛二中考入山东医学院的学生共两男一女。开学分班，我和男同学在63级三班，1965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要“掺砂子”，“砂子”就是城市学生，班级调整时，我们二人又一起到了63年级四班。高中、大学都一个班，调班还调在一起，实属有缘。而我和另一女同学的缘分更深，结成一生一世的姻缘。
得知自己考上大学，是父亲电报通知我的，因我那时正在掖县老家。电报到时我正和爷爷在房顶上修理漏屋，我几乎是从高梯子上飞奔而下，当时如果摔断了腿也不奇怪，学生对上大学的渴望，金榜题名时的激动，只有过来人才有体会，要不范进中举后怎么能疯了呢？离大学报到时间已经很近。我拿着爷爷解放前从哈尔滨带回的旧柳条箱，还有一个他自制的盛照相器材的带锁小木箱，立即返回青岛。我的衣服被褥很简单，日记本和集邮册，以及不多的图书是我的全部家当，开学前兴冲冲坐火车奔赴济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家外出。
8月底来到泉城济南，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读过清末小说《老残游记》，书中对济南做了详尽的描述。为了身临其境体验书中情景，我与二中校友同游趵突泉和千佛山。山东医学院南墙外就是千佛山山麓，我们兴致勃勃拾梯而上，山岩上雕刻着大大小小很多立体佛像。在半山腰的山门外见一茶摊，摆着十几个玻璃罐头瓶盛着的凉茶，我问光头摊主：
“请问，千佛山有和尚吗？”
“当然有！”
“和尚在哪儿？”
“那是你不找。”
“庙里没有，到哪儿去找？”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
“你？你不是在卖茶吗？”
“社会主义的和尚也要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听罢我顿时醒悟。
千佛山山石上凿刻有成百上千的石佛，和我一样在默默聆听这思想改造的伟大成果。谁会想到3年后的1966年，因为思想改造还不彻底，“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将石佛像统统砸毁，这下完全彻底了！估计那位已改造得不错的和尚也逃不掉，他是死是活无从考究。现在即便寺庙重修，和尚重返，但千年的千尊佛也像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一样永远消失了。人们都说物是人非，现在倒成了人是物非。在中国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年代中，斗来斗去，天、地、人皆伤痕累累，累累伤痕，人和物甚至万劫不复，可恨可叹！
山东医学院的前身是齐鲁大学医科，齐鲁大学是1904年由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4个基督教会组织联合开办的。全称是“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当年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1952年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立医学院和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成立山东医学院，11年后我也金榜题名考进来了。刚进大学时每月饭费11元，我的家庭条件自然不能享受助学金，父亲每月给我邮寄16元人民币，20岁时终于有了5元零花钱。记得第一个月花费超标准，原因是自作主张买了一双元宝式样水胶鞋，那时还没有塑料凉鞋，长这么大头一次下雨穿水鞋，脚是舒服了，可张口多要钱当然引得父母不满。大概是入学第二年，饭费提到14元，于是父亲每月给我寄19元的生活费，取钱时被同学看到，他们不解为何不寄20元整数，教授老爸多一元也不给？是的，多一元也不给！但不给我也没意见，父亲一人要养活老少三辈一大家人，实实在在很累，很辛苦。而我成年了还在消费，自感有愧于父母，但那个年代除了助学金外，既没有奖学金，也没有勤工俭学，学生只能靠家庭。特别是“文革”让我们在学校待了整整7年，不但不挣钱，反而倒贴钱，无所作为地混日子，花家中的银子在校“斗、批、改”，这让我对父亲对家庭有一种负罪感，当然对发动“文革”误人子弟的人，对那位曾在心中奉若神明的人也渐渐产生了仇视感。这真应了他那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现在回想这段历史，真应该一起去申请国家赔偿，我们山医63级的学生，损失太大太大了，7年大学生活，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损失，都很难算出确切的数字。
我们那时在校吃饭十人一桌，一盆大锅菜平均分配，馒头或窝窝头一人一个，星期天休息可以退伙，但同学退伙的目的并非为了外出改善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省出这几元钱来买笔墨纸张，因为当时同学家中都不富裕，即便享有全额助学金者仍感生活困难，不得不出此下策。同学中有偷衣服偷鞋的，有偷书偷笔偷本子的，甚至有偷国旗做褥子的事，现在讲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可当年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人穷志短，为了吃饱饭，女大学生竟然嫁给伙房炊事员，这并非天方夜谭，山医食堂的厨师就当着我们的面宣扬过自己的婚姻交易。
当年大学生活十分枯燥无味，每天宿舍、食堂、教室三点循环，周末能在大礼堂看场电影就算莫大精神享受了。清晨做操，食堂吃饭，教室上课，9点
下晚自习，9点半宿舍准时熄灯，行动都是半军事化。基础课的高等数学和物理化学我都没好好学，有的考及格，有的考良好，考优的很少，我认为对学医来说无关紧要。对组织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就相对重视一些，自己计划要把精力放到临床课，不料临床课不久就遇上“文革”，被迫去学工学农学军，医学院学生硬是不让学医，岂不咄咄怪事？
大学一入学就宣布纪律，学生不准谈恋爱。星期天干什么？济南市的大街小巷我都已走遍，大明湖、趵突泉等名胜都已游完，图书馆除业务书外没有几本有趣的可读之书，文化生活单调可怜，许多同学蒙头睡大觉。而我却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八一礼堂南的省军区大院。舅舅家的大表兄从小跟姥娘和我母亲生活，与我们感情很深，好像我们才是一家人。1949年他参军入伍随部队南下，在福建剿过匪，吃过猴脑，后调北京军区水陆坦克部队，开车在內蒙古草原打过黄羊……我上大学时，他恰恰又调到济南。表兄当时单身，对我的款待诚心诚意，周日约我去部队，鸡鸭鱼肉非让我吃了再吃，生怕我客气不好意思，每次都让我吃到脖梗要吐出为止。我在他宿舍里喝啤酒是生平第一次，感觉真像马尿味道，来自啤酒之乡的大青年，在青岛却从未品尝过啤酒，现在的青年肯定认为我在说谎，可在我们这个家庭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万事不求人的父亲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我自然也就接触不到烟酒了。我真正吸香烟喝白酒是分配到公社医院之后，是经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那时才知道什么是“吃香的喝辣的”。
在学校第一次下乡是到城南，一个缺水的山村，农民将雨水和雪水收集在井中或坑中，沉淀后饮用。干旱带来的自然是贫穷，尽管头顶“三面红旗”也照样不管用。我们学校每天用消防车拉水，一人一杯刷牙水，几人半盆洗脸水，这种待遇引得社员羡慕不已，看着清澈的水被吐掉倒掉，村民十分心痛。我们帮社员春耕春播，目的是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此来提高大学生的阶级觉悟，可一周的“三同”并未大功告成，回校的全院总结大会上，基础部书记孙绪峰讲：“有的同学阶级立场不清，替富农分子挑水。”这是指我班那学雷锋做好事的同学。“有的同学称呼不看清对象，本是姑娘硬叫人家大嫂。”这就是我的囧事。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我要求自己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凡事应当三思而后行，避免祸从口出。
我入大学时已20周岁了，可并未谈过一次恋爱，哪像现在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不管在马路上还是公交车内，又拥又抱，又亲又咬，自由得没法再自由。山医大院女生最多，不像山工、山大、山财，女孩子寥寥无几，虽说“不准谈恋爱”的纪律像利剑悬在头顶，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时处处面对约占三分之一多的女生，春心难免不动。不知为什么，让我心动的女孩子大都是高年级的，也可能是城市女生都集中到61～62年级的原因吧。这种一厢情愿不应称作恋爱，严格讲只不过是对女性美的一种追求罢了。我这人处世认真，爱动笔墨，感情的事都用诗词做了记载。
刚入学时，副院长方春望在大会上讲，全国12所6年制医学院，将来和8年制的医科大学一样待遇，毕业后有“三大三小”等着我们。然而这句话后来却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言辞，“文革”期间翻来覆去批判的主要内容，方院长也成为“文革”中第二个揪出来批斗的院领导，遭罪受辱程度仅次于王哲院长。然而，毕业后补发的毕业证书上还是盖着方春望的大印，他不单没有被打倒，反而由副转正了，这恐怕谁都没想到，你说滑稽不滑稽？可笑不可笑？当年的王哲院长平时很少见到，他是9级干部，据说和省长平级，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是蒋经国的班长，真是老革命了，可“文革”中却成了山医的头号走资派，1966年9月5日就被早早揪出来，七斗八斗，于是也早早一命呜呼！
大专院校是“文革”发源地，红卫兵是急先锋，我1966年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红海洋见过周总理，在24天大串联中从北国到江南。当时我狂热地参与过，过后冷静地思索过，既爱过，也恨过。这历史一页我将单独记录。
1970年夏，我们终于毕业分配了。6年制拖到7年，不给毕业证书，更没有学位，一鞭子赶到公社医院。按正常的学制，研究生也该早毕业了，可我们偏偏成了最倒霉的一届，甚至影响到以后提工资、晋职称。
呜呼！大学，我的大学，我们不堪回首的全国首届七年制大学。

原载轻博客
12/30/201912/30/2019 10:35: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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