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的“中国心灵”
卫礼贤
20世纪20年代初，心理学家荣格在瑞士波林根决定对谜一样的《易经》发起冲击，他第一次拿起了芦苇秆，在那棵百岁梨树细长的阴影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根据传统的方法，那些茎干应该是耆草秆，但是他找不到耆草秆，只好用芦苇秆代替了。
奇怪的是，经过一番摆弄，这些芦苇秆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它们与他的思维过程形成了有意义的联系。不久，他见到了德文《易经》的翻译者卫礼贤。他发现在思维形成有意义的联系的观点上，他与卫礼贤出奇的一致。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跨越一个六条路的岔道口，走过上海路和阳信路的街角，看到一个小小的窄门，从窄门中望进去，是一个斜坡上行的小路，通向后面的几栋欧式建筑。这里就是礼贤书院所在地，后来成为著名的青岛九中，这里的毕业生常常以他们的母校自豪，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120多年前这座书院的创立者——卫礼贤。
礼贤书院
卫礼贤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母亲给他取名理查德·威廉，或许是希望他效仿那位骑士狮心王理查德。1895年卫礼贤取得神学学位后，就任斯图加特修道院教堂牧师，1898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德国同善会“青岛需要传教士”的消息，圣灵感动，触发了他前往中国的愿望。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发生在山东西部的“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1899年5月，当卫礼贤踏着小火轮驶近这片海域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烟雾笼罩中的崂山，那时候欧式建筑尚在建设中，到处是泥泞的工地和开挖的沙沟，卫礼贤说，假如一个殖民者溜到巨大的沙沟里，因陋就简地睡一觉，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第一个夜晚，卫礼贤被安置在安琪儿旅馆，走过稀稀拉拉铺了稻草的砖地，伴着床底下和顶棚上吱吱呀呀的老鼠声入眠。早上，第一声公鸡的鸣叫惊醒了他，他看见一只公鸡站在床边，一群母鸡在地上刨个不停……他才意识到他来到了遥远的东方，他的任务是拯救殖民者的灵魂，并筹办学校和医院。
在青岛，卫礼贤结识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是儒家道统的守护者，如劳乃宣、周馥、康有为、辜鸿铭以及恭亲王溥伟和孔氏家族的衍圣公等。他创立礼贤书院，成立“尊孔学社”，并建立了“万国图书馆”，也被称为“藏书楼”。藏书楼广泛收藏了经史子集及现代中外文书籍，计三万余册，蔚为壮观。
1920年夏天，卫礼贤短暂离开青岛返回德国。不久之后，他再次回到中国，担任了德国大使馆的科学顾问，并受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北京期间，卫礼贤与胡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张君劢、陈大齐等著名学者交往甚密。
卫礼贤在中国前后25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等，他深度介入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对于严复的译著，他有一段评论，他说严复的翻译“是用古典优雅的中文写成的，这些书也许翻译得非常流畅，也许看上去和中国古书的风格差不多，可是新鲜的内容被古老的文字形式缠绕和掩盖，就像我们试图引用很多圣经中的语言，来翻译达尔文的著作一样”。应该说这些评论都是非常中肯的，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卫礼贤对中国文化涉猎之深。
卫礼贤翻译《易经》的过程颇具传奇性。
劳乃宣
不久，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来访，他提供给卫礼贤一个建议：“你们欧洲人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原因在于你们从未接触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你曾拜作老师的乡村教师，他们也只了解些表面东西。因此毫不奇怪，欧洲人有关中国的只是一大堆垃圾。如果我给你引荐一位老师，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他会引导你探讨中国精神的深刻之处。你觉得怎么样？你就能翻译各种各样的东西，自己也写一写，中国也就不会总在世界面前蒙羞了。”
周馥举荐的老师就是晚清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劳乃宣。辛亥革命以后，劳乃宣隐居河北涞水。
卫礼贤闻之十分欣喜，立即修书给时年71岁的劳乃宣，并在礼贤书院为其准备好了舒适的住处。几周后，劳乃宣接受邀请，携家人从涞水之北的郭下村来到青岛。令人惊奇的是，这位老师与他梦中见到的白胡子老人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老人姓“劳”，古时“崂山”亦写作“劳山”，劳乃宣的先祖正是来自崂山地区，“劳”之姓氏也由此而来。
于是，师徒二人开始向着中国文化最为精妙之处探幽发微。劳乃宣声称《易经》中最关键的传统已经消亡不见，不过好在他过去的一位老师仍深受古老传统的影响，而且他的家族与孔氏后裔关系密切，他拿出一套采自孔子墓的神圣耆草秆，开启了《易经》神谕艺术的旅程。
劳乃宣用中文解释《易经》的内容，卫礼贤做下笔记，然后把它翻译成德语。劳乃宣把他的翻译与原文对照，检查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而后，再审查德语文本，对文本进行修改完善，然后是详细的讨论，卫礼贤再根据讨论写出三四份译本，并补充上最重要的注释。
不久，一战爆发，青岛成为德国和日本的交战区。劳乃宣与其他学者一起退回内地，《易经》的翻译尚未完成，卫礼贤十分沮丧，他想恐怕永远也无法完成了吧。战事稍停，卫礼贤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劳乃宣的来信，说他有意返回青岛，完成《易经》的翻译工作，并询问是否可以像先前一样提供膳宿。卫礼贤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了这位尊敬的师长。工作终于完成了，1920年，卫礼贤动身返回德国，劳乃宣将遗嘱交到卫礼贤手中，不久大师就去世了。《易经》翻译工作成了大师最后的绝唱。
心理学家荣格
当荣格第一次在达姆施塔特遇到卫礼贤的时候，他全然是中国式的，“他看上去完全是个中国人，外在举止以及写作和说话的方式都是如此。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渐渐融入其内心深处。”
但是荣格仍然发现了卫礼贤意识深处的矛盾。1925年回到德国后，卫礼贤立即加入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担任教职。他听过他的讲座，发现与传统的布道会别无二致。“卫礼贤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结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他身上以西方与东方冲击的形式出现。我相信我可以理解他的处境，因为我自己也有相同的问题，知道卷入这样的冲突意味着什么。”
或许在意识深处，卫礼贤的思维仍然是基督教式。荣格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一种在西方文化压迫下的再度同化。但是我们看看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当财政大臣的弟弟问他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时，他是怎样回答的。他说：“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和创造者。他还是人性的神圣代表，他作为人类的领袖，代表了统一的整个人类。这一人性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中国肯定会像欧洲一样，成为现实。”
有一段话广为流传，这段话据说来自卫礼贤本人，“我从来不曾给中国人施洗，这令我非常欣慰！”许多人把这段话当作卫礼贤皈依儒家文化的证据。毫无疑问，卫礼贤倾心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典籍，但如果说卫礼贤放弃深层意识的信仰，彻彻底底成为儒家信徒，未免有简单化之嫌。
我们应当考察这段话的背景。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被扑灭后，山东仍然面临着一些小小的麻烦。当时，青岛到济南的铁路铺设到高密，附近的乡民认为铁路的修建会惊扰黄土下面的列祖列宗，铁路的修建遭到抵制，于是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被派去镇压。
胶济铁路高密车站
卫礼贤认为这是亚洲思维和欧洲思维之间的冲突。当德国士兵抵达村庄时，村民们就像几个世纪以来对待强盗的方式一样，紧闭门户，用史前的大炮向空中开炮。面对德国现代化的武器，结果可想而知。这里面还有一个重大的误会，当德国士兵看见穿着红裤子的妇女跑出来时，以为见到了义和团，就用机枪扫射。
卫礼贤在青岛听说这些事情，非常着急，他相信这一定起因于相互间的误解，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决定到那些地方去，努力调解误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在一个村庄，他成功说服了德国征服者推迟进攻，另一方面他用他尚不流利的中文说服村民放下武器。他召集附近所有村庄的代表，进行调停，并且向村民保证以后不会再受到侵扰。
卫礼贤和他的助手做了大量工作，包扎和照顾受伤的村民，最终，他们得到了村民信任，村民们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感激之情，纷纷送给他刺绣装饰品，一位省级长官还为他颁发了一枚纽扣状的勋章，据说它象征着官僚体制中的某个级别。
卫礼贤看到了义和团之后的反扑，如果说原来基督徒受到迫害的话，现在他们却努力反击，他们通过教会来支持自己的行动。比如，他恰巧与邻居有隙，又心想报复，显然入教对他有利；如果他指控他的邻居是团民，他就会得到极大的好处。
这些经历让卫礼贤非常谨慎，他说，尤其是一个欧洲人很难认清他为之施洗的那个基督徒的道德品行，不管怎样，教会应该为他的成员负责，如果碰到像上面那种可疑的指控，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损害基督教精神。
所以卫礼贤宁愿采取一种新的方式传教。他说，对他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过一种与基督教精神相符的简单生活，通过学校和医院的工作影响别人，和他们一起生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同时相信圣灵的力量。在一个已经具有自己文明的国家，应该让教会作出自己的决定。
他说：“我在中国没有为一个人施过洗，所以我也许能够走得更近，真正触摸到中国人的本质。而且，我也不会由于执着于不情愿的皈依，而使自己忍受内心冲突的煎熬。”
诚然，卫礼贤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但是他意识深处的冲突，仍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荣格与卫礼贤最后一次会面，卫礼贤仍未坦诚相告。荣格说：“只要我尝试去触碰他心中冲撞着的实际问题时，马上就能感觉到他在退缩，一种心门紧锁的感觉——因为这些问题切入骨髓。”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反复梦见无边无际、杳无人烟的亚洲草原。或许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块不容干涉的领地，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人迹罕至，不能涉足”。
（原载《书屋》杂志2024年第12期）
原载 葛陂小记
2024年12月6日 19:00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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