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时，我去办公室跟班主任要书：“那本书是我借邻居的。我应该还给人家。”
结果被这个军官老婆班主任骂了一顿“看封建社会的毒草”。我很生气中表现出不给我书，就不走的样子。旁边的音乐教师问我：“借给你书的邻居是干什么的？”
我只好如实回答：“是我叔，他是工商联主任。”
班主任一听，眼睛睁大了问我：“他在哪里上班？”
我只能笼统地说：“他在城里上班。”
班主任没说什么把书给了我。我没给她敬礼，扭身就走了。
事后有一天音乐教师特地叫住我问：“你喜欢李煜词？”
我点了点头。
她又问：“你能看懂李煜词吗？”
我说：“看不懂。”
音乐教师继续问：“看不懂为什么看？”
我说：“因为喜欢。”
音乐教师再问：“你喜欢书里的什么？”
我回答：“说不上喜欢书里的什么，就是凭感觉喜欢。”
音乐教师似乎有点高兴地问：“你读了李煜词有种什么感觉？”
我有点难为情地道：“每次读李煜词总是有种想哭的感觉！”
音乐教师听后表情有点变化：她的眼睛开始放光，脸上的表情肌与鲜红的嘴角在微微地颤动。显然是满意的微笑。于是她有点鼓励我：“说明你读进去了，摸到了李煜词的精神主脉。”
音乐教师这句话我当时听不懂，不过我知道她说我“摸到了李煜词的精神主脉”是句肯定我的话！我当时奇怪：音乐教师怎么懂李煜词？她比语文教师班主任强多了！班主任不让我读李煜词。音乐教师却很关心我读李煜词！
最后音乐教师抚摸着我瘦小的肩膀温和而又严肃地说道：“以后不要在学校里看李煜词的书了，可以在家里看。你明白吗？”
我带着母亲才能给我的那种感觉，望了一眼音乐教师：音乐教师很美！她的眼里不但没有班主任的那种凶光，有的是一种温馨与真情。这样的眼神班主任从未有过！是我生活中很少见到的多么动人的眼神，让人一阵暖流中过目不忘。
一九五七年那个多事之秋的一天早操后，全校学生集会，校长在会上宣布：音乐教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不过音乐教师没有出现在操场上。校长也草草了事宣布散会。
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沉重：无论如何想不通，善良美丽的音乐教师怎么会是右派呢？
第二天课外活动取消了，全校学生集会在操场上学唱《反右歌》。
台上弹风琴教唱《反右歌》的，恰恰是右派分子音乐教师！那情景过去六十多年了至今历历在目：音乐教师衣着打扮很整齐，不失一贯让人回头多看几眼的高雅风度。只是她那张温和美丽的脸，此刻变得苍白！
她弹着风琴，嘴里唱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话，背后搞破坏……”
如此堪称残忍的一幕，虽然过去六十多年了，仍然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如今我也阅尽社会的沧桑，尝尽人间的炎凉，见多了中国人最不缺的是：对同类进行肉体摧残的花样繁多外，还有进行精神折磨的本领堪称高超。
小学毕业后我上中学时，才知道音乐教师的丈夫是这所中学的地理教师，一位学识渊博的“地理大王”。但他也是右派。据说音乐教师是受丈夫的牵连，理所当然地成了小学里的右派。
退休后，我重读李煜词时，又想起了音乐教师当年问我的那些话。此时我已经研究过李煜词的精神主脉：悲叹自己沦为亡国之君的遭遇中，体现了人生的苦难命运，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咏叹，获得了读者永恒的思想共鸣！——这是李煜词持久地深受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
至于李煜词为什么能咏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命运，这个问题我在有关文章中做了非同王国维“赤子之心”说法的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不过今天回忆起当年音乐教师与我的那次问话，倒使我有这样的顿悟：人文上的问题，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一般的不会像数理化及科学上的问题那样有明确的答案。
我回答音乐教师“仅凭感觉喜欢李煜词”，并非幼稚的回答，而是实事求是的心话。今天看来是符合人文特性的回答：感觉不仅是读者欣赏中的不可或缺；更是文学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天赋。只是文学艺术家的感觉叫善感罢了。
人有时听一支古典音乐感觉真好！你若问“好在哪里”？往往又回答不上来了！
我在一次古典诗词讲座上吟诵范仲淹的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全场听众鸦雀无声，当“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尾声在大厅里袅袅飘荡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于是我问听众：“这首词好在哪里？”听众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其实听众都说范仲淹的《渔家傲》好，也是一种感觉。至于好在哪里，都在感觉里。
我第一次看到吴冠中的江南水乡画时，不由得惊叹“好！”
持画人问我好在哪里，我一时语塞，答不上来！其实我这个美术外行也确实说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说的是心话，不是逢场作戏。这种心话就是凭感觉说出来的。感觉在人文领域里很重要，文学艺术家应该喊“感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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