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蓬城张世峰先生《蓬莱“花市弄张家”的那些事》一文，在当地文史圈再次热议。文章提到花市弄的由来和变迁，可能是目前所见最详细的考究和记述。针对相关内容，兹罗列六点疑问如下：
第一，作者提及的其始祖移民至蓬莱的过程，虽然指出云南和山西的两个地区，但究竟是来自南还是北，文章并未明确说明。以“据说是用绳绑来的”以及“史上曾多次强行移民至山东”的表述，实不足为据且存在基本史事不清之嫌。
根据文中的描写，可大致推测其“一世祖家被迫携一奶妈带一幼儿来到蓬莱”，大致发生于明初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参考史料的记载，因长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锐减，朱元璋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涉及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移民总数约700万人。
第二，以明太祖朱元璋为时间参照，“一世祖（始迁祖）没有到农村，也没要土地，而是安置在县衙南面的街巷住下，说明其家境殷实还带有生活资费”的说法，直指事件发生于公元1400年的前后。
由此说来，花市弄的雏形便渐次形成。以一世祖、奶妈、一幼儿为核心的主体，可认定为当年“县衙大门”以南、“大片荒芜的土地”的最早拓荒者吗。
第三，关于奶妈，口述历史的依据是“这个奶妈既非乳娘，亦非女佣，而是大户人家的园丁，且略懂本草之术。一世祖迁徙中哭闹时，奶妈便用自制草药为其催眠保存体力，使其在食不果腹的旅途中不至于夭折。”
所言之“一世祖迁徙中哭闹”，是否指在一世祖的迁徙途中，哭闹的是幼儿。此幼儿就自然成为族谱记载的第二世，对否。
第四，这位劳苦功高的奶妈，不仅施以必要的医术和精心的护理，使得幼儿（或称二世祖）茁壮成长，而且她还“在闲置庭院种花植绿，育成后展示于街门口叫卖，以补贴家用。天长日久，售卖花鸟鱼虫的商贩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张家所在的这条弄巷”，是为“花市弄”名称的“不求自来”。
由此可推断，花市弄的名称至少在民间，从公元1500年就已流传开来。至于从“张家在蓬莱城购置的房产的正房后院有一大片土地”的说法中，所能感受到的置业房产，又是何时何人何种方式建成，从而达到能被有效购置的状态，恐怕还需细细考究。
第五，既然十六世纪初，花市弄的名称就广泛流传，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待前清张家在花市弄落户，大忠祠陈家的一支入住花市弄东面的纱帽街，密汾河两岸的街巷才有雏形，花市弄的历史不足300年（当时语）”的陈述呢。当时，是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吗。
当“花市弄”的名称“不求自来”时，三百年和五百年历史之大不同，那可是差了至少六七代人的生存空间。孰是孰非，自得其解。
第六，上述这段话，包含两条线索。一是“前清”到底是什么概念，是指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清朝政权的正式确立，还是单纯地指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后对清朝的统称。这种历史时空的混乱，导致移民的年代和花市弄形成的时间前后矛盾、纵横交织，让人难以捉摸透彻、无法精准把握。
至于另一条线索，是对“密汾河两岸的街巷才有雏形”的提及。实际上，密汾桥北弄42号，曾是我老家的祖居地。这处紧靠县政府东墙的建筑，到底始建于何时、有怎样的沿革、何以紧贴县衙而建等等，也是我在关注和求解的疑问。
据自家老人的口述，以五代没有分家估算，密汾桥的老宅在第18世葆城（1826-1850）天祖时，有可能就已存在。另据小十字口北街、第21世贻生祖的记录，蓬莱城里有五门张氏族亲。不过1949年前后，这五门族亲的主要家庭成员基本全部迁离蓬城。
密汾桥北弄与花市弄，南北仅一街之隔。虽然近在咫尺，花市弄却是更有故事的巷弄和街区。1925年杨振声创作的小说《玉君》，就取材于蓬莱的水城内外、花市街（即花市弄）、水城海边、近处海岛等现实场景。1939年，当丛良弼在青岛创办兴亚三合板厂时，股东之一包括蓬莱县城内花市街2号的刘世俭。
显然，花市弄除了张氏人家之外，还承载着历史演化的众多元素。花市弄称得上是蓬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的缩影和地标。它应当不限于一个或几个张氏家庭在内的故事。
正如作者所言，“历史的还原，需要史料和见证人的人脉相传的支撑，不是记忆碎片对史料和民间故事的随意拼接，更不能演义。”
纵观世峰先生洋洋洒洒、充满浓厚情感的五六千字的描述，从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考察，依旧缺乏足够的档案资料和必要的文献史料的双重支持。与此同时，家族内部的回忆文字和口述记录，亦需再去消除孤证定案，并且最好也能求得反向证明。
时下，围绕花市弄的热议与争论，应当说是迎合文化觉醒、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表现。
相信举全体同仁乡党之力，使得能保存的硬件尽量得到保护、能发掘的史料尽可能地被发现和整理，这才是凝合城市文化、融通大众情感、追寻精神家园、谋求共同发展的核心所在。
原载 rossen
2025年1月02日 00:11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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