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也有挑担子的。春天赊小鸡的寿光人用一条两头翘的长扁担挑着一对笸箩，里面有金灿灿的小鸡在叽叽喳喳地叫。挑担人喊着“赊小鸡喽”。所谓的赊小鸡，就是春天从他的笸箩里捉小鸡不要钱，先赊欠着，等到秋天他再来收钱，那些小鸡活下来并且长大了，就给钱，没有活下来的不算钱。这种景象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地段才能看到，那些地方多是平房且有院落，可以养鸡；而住城市里的楼房，人都挤挤挨挨的没有多少空间，养鸡是不可想象的。
也有挑着担子在市里走街串巷的，扁担悠悠地颤，挑担人一只手里拿着对折起来的扁铁，另一只手拿着铁棍在扁铁中间别一下，扁铁发出很脆的颤音，那是剃头的。那担子一头挑的是兼作凳子的理发工具箱，一头挑的是炉子和热水。那是专门给小孩和老人剃头的理发匠。小孩理发简单，坐在箱子上，在妈妈慈爱的目光注视下，不一会儿就理完了，五分钱的硬币丢在箱子上的小抽屉里。老人则要用热水洗头，用热毛巾捂脸，用剃刀刮光头刮胡须和脸上的汗毛。一毛钱。去理发店小孩则要一毛钱，老人一毛五。后来人们比喻谈恋爱的单相思者为剃头挑子一头热，说的便是这种走街串巷的担子。
市场楼人家的扁担都是短小灵巧的那种，那是由生活空间必须充分利用所决定的。扁担在肩上，伸开双臂一前一后抓住水桶，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插空行进，嘴里须不断地念叨着：“磕着磕着……”嘴里的节律与脚下急匆匆的节奏是合拍的。其实念叨的应该是：“别磕着。”念快了便省略了“别’字，真正的作用在于引起行人的注意让出一条缝隙而已。挑水的人迈着小碎步行进，桶里的水决不会溅出来，更不会洒在逛百货公司、菜市场的人的身上。显然大家都是“训练有素”的。偷懒要滑的小边对比他小一岁的妹妹从来寸步不让，他在抬水用的粗短杠子中间用刀刻出一道沟痕，两人常常在抬水的途中闹别扭，他妹妹的衣服后襟被水打湿了，当码头工人的父亲就要抽小边的嘴巴子。
朱德的扁担从课本的插图上看，也不是太长，而从劳动者的角度说，扁担愈长愈省力。显然那是挑了沉重的东西走比较长的路途，或者像挑河泥修水库挑石头，甚至于挑水浇菜园子之类的强劳动力的付出时所需要的。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者手上最便当的武器是扁担，电影画面上农民进行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手上拿得最多的是扁担。车是代步的工具，扁担却是负重的工具。解放战争中，大军南下，几乎与军队相同数景的支前队伍依靠的便是独轮车和扁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新政权便是由独轮车和扁担运载过来的；一个民族的几千年文明便是由扁担和木轮车和马匹一程程传递到了今天……
农业大国，似乎思维方式总也离不开掩埋着数不清的历史文物的土地。校园里，孩子们在一起比较谁的手上茧子硬，以此来衡量谁是劳动者；进而发展到了比较谁的手指短，或者说谁的手指粗壮，那便是劳动者后代的见证。望着自己瘦瘦的细长的手指，我常常感到很惭愧，很丑陋，甚至怀疑自己的父母不是劳动人民出身。于是，回家拼命干活，倒垃圾，搬东西，谁家买煤，谁家有重活，便抢着去使用自己的双手。下乡帮助农民抢三夏割麦子，不小心割破了手指，至今留有疤痕。然而，那手上始终没有茧子，手指也没有变短，隐隐的痛苦就像镰刀利刃割出的疤痕一样难以去除……
市场楼拆掉了，连同没有水的日子；扁担也随之进入了记忆的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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