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左）、郁曼陀（中）、郁养吾（右）三兄弟合影
在他留学日本近十年的青春岁月里，俄国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作家，英国作家王尔德、法国的卢梭、莫泊桑；德国的海涅、施托姆（《茵梦湖》）、瑞典作家斯特林堡、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这些国际作家的作品都在他涉猎范围。
日本名古屋八高求学时的郁达夫
八高校舍
服部担凤（1867-1964）
郁达夫的兄长郁曼陀是随鸥吟社会员，与森槐南及其门下弟子交集颇深，服部担风（1867-1964）也是随鸥吟社会员，他与郁曼陀在同仁刊物《随鸥集》发表作品，都知晓对方。郁达夫还没见担风先生之前，已在担风负责评选的《新爱知新闻》汉诗栏发表两次诗。由于以上两层关系，担风对郁达夫亲近也是自然的事了。1916年5月21岁的郁达夫到爱知县海西郡弘富村拜访汉诗人服部担风，两位相差近三十岁的诗人成为“忘年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郁达夫要回去，担风先生一直将他送到火车站，可见对他的器重。
神户三宫车站 日本神户，拍摄于 1917—1919
元爱宕楼玄关
服部担风手记
（上图）名古屋大学丰田讲堂西北角有块纪念碑，上面刻着郁达夫留学时代的浮雕照片和“沈淪”（沉沦）二字。郁达夫入学的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简称“八高”）三部，“八高”就是名大的前身。这块石碑是八高同窗会“八高会”为纪念名大成立90周年所建，在1998年6月30日揭碑，如今是寻访郁达夫在名古屋的重要地景。
郁达夫在“八高”时除了《新爱知新闻》，他常在《校友会》杂志发表诗作。进入东京帝大，他的汉诗主要发表在高野竹隐担任编辑的《太阳》杂志。他与服部的弟子富长蝶如维持了亲密的友情关系，他回忆过往时提到，郁达夫在本乡的咖啡厅里，由于中国人身份，被某些年轻人恶语相向的事情。他与东大同学福田武雄在文学上情趣相投，福田回忆说，“平时我会很注意，不让他感受到作为外国人的自卑”。郁达夫留学时常回国，到了考试的时候福田帮他买资料。郁达夫还经常造访福田的住所，冬季时福田还将加了棉的和服借给郁达夫穿。
在“八高”和“东大”同学的记述里，对郁达夫的整体评价都不错，大体是成绩优秀；德语好；和善正派，坦诚相见，豁达开朗的文学青年；当时的确有极端蔑视中国的社会氛围，也有歧视中国人的事情，但他们对郁达夫并没有“视中国人为弱小民族的偏见”，同学和朋友反而由于他的语言和才华产生敬意，亲切地地接近。由于当时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一般都会有个好去处或身居要职，这点日本学生是很羡慕的，虽然郁达夫看似与立身成名不太有缘。
2016年5月，日本樱花学园教授高文君女士和鹤舞图书馆
共同主办的“郁达夫与名古屋”展览
共同主办的“郁达夫与名古屋”展览
他小说中的颓废、贫病在我看来文学塑造的需要，国家的贫弱令其自卑，青春期的骚动和情感深处的抑郁让他愈发敏感。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同学，后来东洋史学者石田干之助（1891-1974）如此评价郁达夫，说“他并不是一个（像作品中展现出）阴暗、忧郁的人，而是个落落大方的人”。
1926年创造社成员摄于广州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1921年6月8日，他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赴日留学生，多次在日本和上海协商，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中，利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一些条件，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
正式公布是在1921年9月29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刊载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经过三次大起大落，到1929年2月7日被国民党关闭为止。创造社创立主旨是不问“主义”“流派”，集合了一群文学人士，诸如穆木天、陶晶孙、王独清、滕固、洪深、徐祖正、倪贻德、叶灵凤、龚冰庐等，据说先后三四十人之多。
《创造文艺季刊》 目录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创造月刊》
大正5年，诗人佐藤春夫从东京搬至铁町，后在此写就《田园的忧郁》
《田园的忧郁》起初以《病蔷薇》为题发表了前半部分
佐藤春夫与千代家庭照片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是在1920年时通过田汉而认识，他当时最崇拜的就是佐藤春夫,甚至以中国的佐藤春夫自居，令他声名大噪的《沉沦》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都受到了《田园的忧郁》的影响，1922年郁达夫回国之后，他与佐藤春夫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1927年6月5日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举行了订婚仪式。1927年7月12日，佐藤春夫和夫人、侄女佐藤智慧子来沪，王独清、徐志摩、欧阳予倩等都来问候，郁达夫几乎每天到他们住的旅馆。7月24日出发到杭州，次日郁达夫与王映霞与佐藤家人一起游西湖。7月26日回上海，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先生，将芥川龙之介自杀的噩耗告知，佐藤春夫立即发了唁电。回上海后郁达夫也照常与佐藤一家人碰面。
郁达夫与王映霞在西湖边
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住所
郁达夫的日语非常流利，也具备流畅的日语写作能力。1920年他曾在笔记本上写下日语小说《圆明园一夜》，虽然这只是一个未写完的片段，他早期公开发表的用日语文章为《盐原十日记》。对于日本文学，尤其是活跃于大正文坛的作家，郁达夫是相当了解。像紫式部《源氏物语》、仓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田山花袋《棉被》、江马修《受难者》和岛崎藤村《新生》都在他的阅读范围，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葛西善藏等算得上他尤为关注的作家。
回国后他对日本文学依然充满关切，经常购买《新潮》《改造》《文艺战线》《文艺春秋》等刊物，他对当时的日本流行作家、新兴作家少有好评，对自然主义作家、唯美派的作家一如既往保持好感。他读到田山花袋小说《缘》表示欣赏，对谷崎润一郎的长篇《食蓼虫》大加赞赏。
《沈淪》日译本，1940年 岡崎俊夫译。
《わが夢わが青春》（我的梦我的青春），1947年 岡崎俊夫译
《醉狂者之独白》是他对底层生活绝望，终日以酒为伴，产生吐血的状态下写出来的。郁达夫从这部作品聆听到一个不能生活的人的告白，听到了一位自虐作者发出痛苦的叫喊。郁达夫塑造了的“零余者”形象与葛西善藏，悲剧意识相似，内在差异明显，郁欣赏他被生活逼到绝路，依然在苦境中创造的精神。通过周作人的翻译和推介，永井荷风也进入郁达夫的视野，他受荷风的影响，也以唯美的表现手法写了反映娼妓生活的作品。
私小说家对郁达夫影响不可小觑，其代表作品带有自叙特征，主人公身上都清晰地刻印着作家本人的思想轨迹和感情波纹。如实地展现自我的感觉，不加修饰描写美丑，强调人的“自然性”和“本能冲动”，集中的书写精神感受和心理活动，大胆直露的“自我告白（忏悔）”，对“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充分发泄。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其“像故事而不是故事的小说”（藤山功）特质，其“像雾中的太阳一样美丽”（佐藤春夫）的品格，对于郁达夫的创作倾向和风格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他留日的经历，还是自身的性格与志趣，郁达夫与私小说都是宿命的相互选择。
郁达夫与日本文坛交集很深，以1936年底的旅日交游可窥一斑。他以给福建省政府求购印刷机名义赴日，是他阔别日本14年之后的第二次访问，小田岳夫在《郁达夫传》描述了此次交往的细节，他引领郁住在“万平酒店”， 在酒店聊天，他对颓废派”作家太宰治流露出很大的兴趣，随口提到葛西善藏、嘉村矶多、牧野信一多位“私小说”作家。
≪郁達夫 その青春と詩≫ 稲葉昭二、1982年東方書店
《郁達夫傳-その詩と愛と日本≫ 小田嶽夫，（中央公论社，1975）
11月中旬刚发行过《大鲁迅全集》的日本改造社特意为郁达夫举办一个欢迎会，席间有郁也认识的作家佐藤春夫、横光利一、木村毅和林芙美子等。社长山本实彦主持晚宴，特意派一名职员驱车到市川国府台请来了郭沫若，郁和郭自1928年因《创造》杂志停刊之事，两人绝交已经八年。11月24日郁和郭参加竹内好和武田泰淳为代表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骨干举办的宴会。
1930年8月6日，郁达夫和鲁迅应内山完造之邀，共同出席上海漫谈会在功德林举行的晚宴，并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第二人为郁达夫，第三人为鲁迅，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内山完造）
1936年2月1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右），山本实彦（中）
11月29日佐藤春夫请郭沫若全家吃饭。12月12日中央公论社的社长嶋中雄设宴欢迎郁达夫（出席者有郭沫若、林芙美子、村松梢风、横光利一等文士），另外郁和郭还参加了东京诗人俱乐部举办的欢迎会和笔会举行的例会。还有一次，金子光晴、三千代夫妇事先知道郁达夫要来，把关系密切的评论家古谷冈武也请来，言谈中郁达夫得知古谷的老师是谷川彻三，他立即提议去见。
原载 任性知日
2021年8月04日 19:18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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