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兽的传说
其实我小时候并不是很喜欢放爆竹，可是就像孩子们幼时的游戏是他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一样，我也清晰地经历了那个爆竹时代。
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买了爆竹，直到除夕那天的傍晚，外面已经响起了零零星星的爆竹声，他才神秘地从不知什么地方摸出了那一挂用红纸包着的小鞭。
男孩子对于有没有新衣服穿不是太看重，而对于出现在面前的爆竹却是兴奋得眼睛发亮。过年的味儿，就是从爆竹的火药味儿弥散开来的。一毛六分钱一挂的百头小鞭舍不得一次放完，小心翼翼地拆开来，计算好了一次放多少，装到口袋里，拿半截点燃的香，来到外面的大平台上，一个个点燃，享受那一声脆响的快乐。开始的时候，将小鞭放到栏杆上，一只手捂着耳朵一只手去点燃引信，点燃的是急切的期待。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竟然敢将小鞭捏在手上，最近距离地感受那声炸响。
六叔来接我们回老家过年了，那时候我的祖母还在，父亲躲在农村。冬日的黄昏依然的冷，走过海军疗养院的时候，寒冷的宁谧中传来市区的爆竹声。洁净的柏油路面上，北风的利刃切割着我的面颊。当时便已经在全国著名了的“青年服务线”六路公交车迟迟没有来，只有海军疗养院年轻的女兵穿着厚厚的军装，身子一扭一扭地从空荡荡的街道上走过。八大关和太平角更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丝毫的人气。
对于农村，我脑子里没有概念。当我坐在火炕上的时候，难以理解六叔竟然可以将点燃的爆竹丢在炕前，任由那一声脆响在四壁震颤起回声，且使耳朵里久久留有哨子一样吱吱响的余韵。
田野里的白雪仿如破棉絮，使农村到处泥泞不堪。院子里铺了一些秆草，说是给回来过年的祖宗的牲畜吃的，那意思是说祖宗们回来的时候，要么是骑着马，或者是赶着牲畜拉的车。接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有一个仪式的，接近午夜的时候，我的手里被塞了一根长长的竿子，上面有一挂长长的鞭炮，父亲用一个托盘端着一些烧纸之类的东西，来到一个街口，他在湿漉漉的泥地上跪下磕头并烧化那些祭品的同时，没有忘记点燃我举着的鞭炮，哔剥剥的炸响时，有提着灯笼的农村孩子围拢过来，在浓浓的火药味儿中，寻找落在地上没有炸响的零星爆竹。
那一夜我始终是迷迷糊糊的，农村的除夕和初一似乎是相连的，人们都不睡觉，刚刚吃过年夜饭，便以长幼排序，对着有祖宗画像的祝子磕头，前面的桌子上摆满了供品，有筷子和酒杯，显然是给回来过年的祖宗们食用的。除了给死去的祖先磕头，还给活着的长辈磕头，年龄小的人可以获得压岁钱。在自家磕完了头，还要在父辈的带领下，到村子里的本家去给长辈磕头，在血缘比较近的长辈那里也是可以获得压岁钱的。
那年我得到了九毛钱，从农村回来以后交给了妈妈；而与我年岁差不多的堂兄弟们却用压岁钱，买了各种吃食。春节期间的农村有很多走街串巷做买卖的，吃的玩的小商品专来赚孩子们手中的压岁钱。
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在农村过年。那一年农村许多房子是空的，许多人逃到东北找吃的去了；也有些房子的门楼上挂着黄表纸…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的生活中失去了爆竹——不仅没有爆竹，甚至没有年画对联没有香烟没有酒，每家供应半个猪脸几斤白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仅失去了放爆竹的兴趣，也转瞬失去了生命中放爆竹的时代。再后来城市里有了不许放爆竹的法令。除夕的黄昏，同无数个平淡的冬日黄昏一样，凄冷的夕阳在大楼后面，仿如盗走人类文明辉光的小偷，却又深知自己做了一件羞耻的事儿——除夕夜的静谧袭进了城市的每一个细节，仿佛还原了“年”的本来面目，给人以恐惧恐慌……按照古老的迷信，那些故去者的魂灵要回来过年的；而现实中时间的轮子在空阔的街道上，一点点碾压着生存者的灵魂；静谧是一个无形的因人而异地承载着一切想象的怪物，在人们追思往昔的空间里，无数鬼魂涌动得令人恐惧恐慌。爆竹记忆，渐渐依稀了起来，似乎回到了它的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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