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北京大学，人们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首先是想到她美丽的“一塔湖图”的校园。每年暑假，北大校园成为游客观光胜地，熙熙攘攘、人满为患。北大校长林建华在119周年校庆上调侃说，北大不再是Peking University，应该叫“Parking University”。[1]
当然，人们更会想到，北大是中国的顶尖学府，有齐全的教学设施，耳提面命的名师，各地拔得头筹的高考状元，和“头戴光环，走路带风”的学子。
人们也会想到，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其影响力早已越过教育界，对全国产生着重要影响。
然而，北大没有校训，没有校歌。“北大精神”是什么？“北大精神”一直随时代在变迁，这从历届北大校长的讲话即可看到。[2]
至于“北大传统”，至今没有共识。有人推崇蔡元培校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人主张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直到1951年，北大仍以12月17日（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之日）为校庆日；从1954年开始，北大的校庆日改为5月4日，这显然与五四运动有关。什么是五四运动？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二者的关系如何？孰先孰后？至今，学术界没有共识。
狭义上，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各阶层参与的爱国运动。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由上海迁往北京。《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的音译，意为“民主”，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和“赛先生”（“Science”的音译，意为“科学”，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和胡适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称，“新文化运动”只包含“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而不涉及现实政治。因此，胡适曾将五四运动称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3]
后来，新文化运动分成了两股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一部分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离开文化领域，走上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全盘西化”的道路走下去。[4]
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志士仁人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探索救国之道。然而，科学、民主不是“本”，只是基督教信仰孕育出来的“果”。
“科学”（这里指自然科学）是探索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上帝创立和掌控的，以“述说上帝的荣耀”（《诗篇》19:1）。为了认识、荣耀上帝和完成上帝赋予人类管理大自然的文化使命，几百年前，一大批敬虔的基督徒投入自然科学探究中，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人。他们把科学研究视为“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不断领悟上帝的伟大、超越，人的渺小、有限。上帝是自然规律的创立者，人类只是自然规律的窥测者。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Johannes Kepler）说：“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说：“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5]
当科学取得瞩目成就后，有的人骄傲起来，企图用有科学知识否认上帝的存在，扬言“科学万能”“科学兴国”，本末倒置，走进死胡同。其实，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是基于《圣经》对人的本性的启示：人既是高贵的，又是堕落的。
一方面，万物中，只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世记》1:27;9:6）人人受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人权的基础。
另一方面，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上帝后，“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在上帝眼中，人人都是罪人。
为此，民众必须拥有对当权者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同时，权力不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须分立，以便互相监督、制约。这样，才能保障社会长治久安。这是西方民主政体的依据。美国立国，确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实行全民直选，是基于《圣经》的启示而确立的立国范例。同时，国家须有法律和秩序，掌权者不是“空空地佩剑”，乃要赏善罚恶（《罗马书》13:1-5），以保证国民的正当权益免受他人的侵犯。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篇》33:12）“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1）人类的历史，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史。敬畏上帝，就国泰民安；悖逆上帝，就动乱不断。因为，只有当人与上帝和好了，人与人才能和好，彼此尊重、相爱。社会的一切都是经由人的；只有人“对”了，社会的治理和改革才会奏效。
不以耶和华为神，人企图靠自身的努力，在有罪的世界打造人间天国、大同世界，只是幻想，注定要失败。从空想社会主义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大试验，一再印证了这一点。离开了上帝，人类社会的革命、变革，不外是由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不平等，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而已，使国家、民族永远陷在“王朝周期律”的怪圈里不能自拔。
显然，离开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赛先生”“德先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主、自由就失去了方向，犹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21:25）“德先生”“赛先生”无力救人、救国，唯有上帝方能救人、救国。
四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记》2:7）这就注定了，“有灵的活人”不可能从物质界得到最终的满足。“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3:11）因此，人与生俱来就有对永生的向往和渴求。然而，世人奋斗所得，没有一样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故内心深处总是空虚。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噶将此称为人心中的“神形空虚处”，除了上帝的灵，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将它填满。认识上帝以前，这种空虚感折磨着每一个人。
在这本见证集中，北大学子从《圣经》找到心灵空虚的原因，被基督徒的爱心所感动，为《圣经》对人的罪性的揭示所震撼，因经历上帝超然的看顾而感叹，从理性思索、感性体验、神迹奇事等不同的途径，被福音引领回归天父的国度。
燕京大学的创办者、首任校长司徒雷登以耶稣基督的两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28），为燕京大学定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训。[6]对下令钉死耶稣的罗马巡抚彼拉多的“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38）的旷世之问，《圣经》有明确的回答：耶稣基督和上帝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6、《以弗所书》1:13）。只有遵循上帝和袍的启示，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得以服事上帝、服务社会和他人。可惜，北京大学只承接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却扬弃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只披上了燕京大学的躯壳，却失去了燕京大学的灵魂。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福音》4:16）见证集中的北大人，拨开云雾，看见了上帝赐下的启示、拯救的大光，寻得关于生命的意义和方向的终极答案，得享真正平安、喜乐的人生。
归主的北大人说，“现在，我们成为燕京大学校训的真正继承人。”这些年，我所到之处，满怀欣喜地见到许多学弟、学妹归向耶稣基督。现在，他们正追随主耶稣，在各行各业勤奋工作，在教会热心事奉。他们很多人担任了教会的同工、执事、长老，不少已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宣教士。在上帝的大光的引领下，他们开始踏上从个人得救到民族复兴的旅程。
五
基督教是植根于《圣经》是上帝的话和耶稣基督受难、复活这两大历史根基的客观信仰。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独一上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由于罪的阻隔，有罪的世人不能见圣洁的上帝，只能走向永远的沉沦。天父的怜悯，让祂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替世人偿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洗去一切愿意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罪，使他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入永生。
北大人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2）的福音，不仅是西方文化，更是普世的真理。认识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创造主和救赎主，认识自己是亟待被上帝拯救的罪人，是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前提。
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以后，无数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前赴后继到中国传讲福音。今天的中国教会，是西方宣教士用生命和鲜血所撒的种子。
近几十年，中国的教会，由农村进入城市，再进入知识分子群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港台、东南亚的华人基督徒在美国各地建立了查经班，八十年代逐渐成立教会，正好迎接大批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学人，带领他们许多人归主。大陆教会的兴起和海外华人的信主热潮，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拯救中华民族的时候到了。北大学人归主，是中国福音运动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徐凯文教授2018年撰文：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这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却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他们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徐教授将此称为“空心病”。[7]其实，“空心”不是别的，是他们在呼求上帝，他们需要福音！
耶稣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以弗所书》2:16-17）因为，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
这本见证集，北大人用深邃的思辨、“三观”的颠覆、生命的蜕变，述说着上帝奇异的恩典，见证主耶稣赐给他们的活水，已在他们生命中“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4），以期自己的师长、校友、亲人、同胞能抬头仰望——“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78-79）
本文是《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的序言。
【注】
[1]王誉瑾：《北大没有校训，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2018-04-13，《教育》，https://kknews.cc/education/3loxyq8.html
[2]去哪学：《从北大历任校长演讲，看北大精神的时代变迁》，https://zhuanlan.zhihu.com/p/36422778
[3]陈平原：《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2019-08-09，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p=58465
[4]《新文化运动》，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最后修订于2020年5月6日
[5]Jean Sloat Morton著，陈永成译，《圣经中的科学》，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
[6]《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简介》，2014-10-09，https://wccu2017.wordpress.com/2014/10/09/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简介
[7]徐凯文：《北大四成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甚至已放弃自己》，2018-09-21，https://www.mingjingnews.com/article/1027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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