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和乘兵，都是战马。
我认为，“胡服骑射”是匈奴民族的军队特征。匈奴民族是黄帝氏的后裔，也就是说，战国时代的“胡服骑射”，是夏朝国家军队装备的延续，夏朝以后的“胡服”，很可能是黄帝氏的军装，黄帝氏后代之夏朝灭亡了，匈奴族仍然存在，作为黄帝氏的军队标志，存留了下来，可能是为“胡服”。
图1·此图的下方，是匈奴和汉军冲突图
值得注意的是，汉军的武器与匈奴有异。匈奴使用的是大弓，汉军使用的是弩机。弩机用于骑射，显然优越于大弓——匈奴的弓弦朝外，显示出大弓在驰射上的劣势。而弩机却是骑兵驰骋战争的利器。可以说，弩机在汉代是终结擅长骑射之匈奴的一种武器。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骑兵马鞍上的骑旌——一种小而有长长条带的小旛，它也是汉代骑兵的战争利器，因为它在马匹奔跑的时候随气流飘动，它可以有效地使背后射来的箭矢失去力量和方向。可以说骑旌的使用，也是让匈奴骑兵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
但是到了东汉，匈奴族的“骑射”也过时了，据青岛汉画博物馆的画像砖反映，匈奴族的大弓不及汉军的连发机弩，汉军“骑旌”的应用，也有效地阻挡了匈奴大弓强箭的射击——骑旌在冷兵器时代准确的名字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它安置在马鞍的后方，一如日本冷兵器时代骑兵身上的斗篷：斗篷的抖动，可以有效地使后面的飞箭失去惯性，丧失威力，竟至于没有了射穿目的的能力（图1）。
赵族有名的祖先是造父。造父的五世祖是蜚廉，蜚廉是秦王族的祖先，因为参与商王族的子孙武庚叛乱周朝，而被杀死。而造父却在周穆王平定大汶口文化后裔徐偃王叛乱当中立了大功（大汶口文化是商代文化的准备），就因为他驾车的本领，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及其子孙便以封地命氏，称为赵氏。造父就是普天下赵姓的始祖。
赵国和秦国，同出于伏羲女娲（伏羲女娲出自少昊氏），其祖上是商朝的国家执政基础，都是周王族一开始认定的对立面，所以秦、赵两个民族领袖们，必须在周初人人心向周王的环境里，小心翼翼地生存。《竹书纪年》载：“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商汤王十一代祖相土发明了中国式的战车——相土的发明，从科技进步的步伐来说，也算是一流的，它至少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格局。所以赵武灵王对“胡服骑射”之改革颇有忌惮，乃至说：“现在我将要让百姓穿胡人的服装，学习骑马射箭，但世人一定会议论我。”（原文见《资治通鉴·周纪·胡服骑射》）。其实他的祖上造父，就是给周穆王驾驭战车的著名御师。那时代车战大大的普及，车战胜算的可能，类似二战时代的坦克，在坦克时代再强调骑兵对抗，也算是一种科技退步吧。
祖上曾经的辉煌，差点绊倒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毕竟是识时务的人，不是刻舟求剑之徒。最终还是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
甲骨文“乘”字象形大人站立在木上，“木”会意木头做的战车。当初木头战车一定威力很大，我猜想，相土发明了战车，回到商丘一定有雄伟的规划，王天下的规划。
《易经·大有》整篇论究了车乘在当时的合乎道德的意义。如“《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释名》：“辖，害也，车之禁害也。”可见“害”通“辖”。“交害”，指开动车轮。《易经》的作者认为，战车不是有益人类正常生活的车，所以他不希望开动它。“艰则无咎”，《易经》作者认为马拉战车开动得越是艰难，人类的麻烦就越少，错咎就越少。《易经》反对依仗马拉战车进行来往的战争行径。马拉战车，是以抢掠为要务之战争之目的。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代以后战车发展之快，为何像雨后春笋一般了。
《易经》的作者认为车的发明是好的，只是用车不要用马拉战车，而是用“大车”。《说文》“輦”段玉裁注：“古大车多驾牛，其驾马者谓之輦。”可见《易经》时代，正常载货的牛拉车称“大车”，《易经》时代，“大”当正常、正规、合理讲。所以其《九二》爻辞为“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看来《周易》的作者篡改《易经》是一种老谋深算的行为，你看《九三》爻辞分明和《易经》作者态度略有不同：“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天子”，周人称呼周王是天的儿子，后期殷人称呼商王是“帝”，商人的帝有传承，如颛顼氏、伏羲女娲、商汤、武丁等等。
周人的“天子”有些虚无缥缈，可能殷人并不承认黄帝是“帝”，因而作为黄帝后人的周人只好另辟蹊径自称“天子”。
周人认为战车不能任何人可以拥有，只有周王的爵爷为了周王之利益才可以克动战马驾着单辕车。这里的叙述务必要注意，这和下文“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的商王马政政策有些矛盾。请注意，周人似乎知道哲学一旦字眼上改变，往往会产生“偷梁换柱”之出其不意的效果。
图2·是陶寺遗址反映夏朝初期殉马的场面。
这也是夏朝军队多是骑兵的反映
这也是夏朝军队多是骑兵的反映
图3-1·晋国王族墓地出土的玉雕马匹。
图3-2（上）、图3-3（下）均为商墓出土的剪尾军马
图3-2（上）、图3-3（下）均为商墓出土的剪尾军马
搜狐《2007年，山西古墓出土一具女性骸骨》一文载，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边发现了一些城墙的遗址。人们就将其称为陶寺遗址。这片遗址至少都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篇报道中，刊载了一张殉葬马匹的照片（图2），从当中之殉葬马匹的骸骨分析，至少夏朝初年，马匹驾驶战车并不普及。
一说黄帝所以又叫“轩辕氏”，是他带来了马车，但图2显然都是骑兵用马；大约同时期，埃及战车有些像一只小船，中国战车仅仅车輈的名称似“輈”而已（“輈”一般指车辕）。所以“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是一种很大的发明记录：
这种战车一般单辕两马。比起骑兵，的确有一定的优势。估计姒桀的军队——骑兵就是被商汤的乘军打败的。《易经·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鬼方”，匈奴在商朝的族名），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易经·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易经·未济·初六》：“濡其尾”，《九二》：“曳其轮”。上引《易经》里所说的是商代晚期，商王的部队攻打夏朝遗留下的军队，显然是乘兵。夏朝极有可能用的是骑兵。“胡服骑射”很可能就是夏朝“王师”的军容。匈奴族的祖先是黄帝氏。
商代也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并不是全一色的乘军。
商代的骑兵可能威慑力量远不及乘兵。商祖相土发明战车，一定是因为骑兵之功用不足。
商代的马匹应该是蒙古马种。但从商代留下的玉雕马匹看，不像阿拉伯马种。
对照商代出土的玉雕马，似乎就是蒙古型的马——大头、粗项、短腿（图3-1、图3-2、图3-3）。这些图除图3-1是西周晋国王族墓地出土的俘获商代马匹（这马匹尾巴残损）。其他玉马均出土于商墓，且其尾巴都从尾梢之下剪去了尾鬃，这显然是一种军马的标识。它们和今天的西亚马匹比，显然有明显的差别。西亚的马匹，如阿拉伯马，其特征是翘鼻孔、钓竿似的脖子、细长的腿、稍显后坡的屁股。
据学者说，商代的五个奴隶可以换一股丝，一匹马。
我曾去殷墟丈量驾车的马匹，知道它驾车比较适合——有些矮小，如果身高一米八以上，骑在这种马上的人两腿会接触地面，至少有“马如狗”的感觉，有失军威。然而用它驾车就有了优势。
为了马种的稳定，于是商王制定了马政：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这条马政记载在《易经·晋》卦的卦辞上。
“康”，安、宁的意思。“康侯”，自己同族的领导人；它和“不寜侯”相对，“不寜侯”指不思安宁的自己同种姓的领导人。“锡马”商王赐给的种马，指优良的种公马。“蕃庶”，为了繁衍良马，而用商王赐予的种马与自己养的母马交配。“昼日三接”，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多次和商王借给的公马交配。“三”，多次的意思。也许商王不允许马匹超过一定的限制，追求尺寸大体上的一致，而定种马的标准要统一。也许为了马匹的优良，诸侯们有自己选种的追求，这在当时不被允许。
周人篡改《易经》为《周易》，知道统一型号的马匹需要“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小人’不可改变种马的规格）。”因此周朝马政也会同意商朝的种马统一的策略。
《易经·晋》：“晋”字，甲骨文从日从至，“至”字象形箭只，借代兵器。在商代，军事人员的集结必须在白天，否则违背天意，不道德，不吉利。所以《晋·九四》爻有“晋如鼫鼠，贞厉。”——动用乘军作战，就应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进行，如果和鼠类一样偷偷摸摸地进行偷袭，是要倒大霉的！
殷商王师战术落后了。他们不知道该改革而不改革，是要亡国的。
果真，周人就是利用了殷人的迂腐并策略的坚持，进行了夜晚的偷袭，牧野之战，灭亡了商朝。
赵武灵王真聪明。
黄帝的后裔可能靠骑兵建立了夏朝，炎帝的后裔靠乘兵建立了商朝。匈奴族靠骑兵威胁了汉朝，又因为小小的弩机、骑旌而成了外邦人，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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