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来中国考察教育与科研工作，以及战后中国教育与科研重建的问题。
李约瑟在中国待了三年，视察了中国的大学，对从敌占区迁到重庆来的几所大学，李约瑟作了全面深入的调研。这些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科研、学习的大学师生让李约瑟深受感动，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大学的师生。并对中国大学教授的科研水平发出了由衷的惊叹！通过媒体他向世界推荐：“中国的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大学”！今人不知，战时的浙江大学都在茅屋土房里上课。
不过那时的浙江大学确实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气象学家竺可桢（校长）。物理学家：胡刚复、束星北、王淦昌、张绍忠。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生物学家贝时璋。化学家：王琎、周厚复。
他们都是当年中国顶尖级的科学家。青岛籍的束星北教授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
李约瑟在中国三年对大学的考察，收获颇丰中转变了他瞧不起中国教育科研的看法。特别是他阅读了大量记载中国古代生产技术与手工业技艺的典籍，改变了他在英国知道的这个东方古国落后、愚昧、野蛮的印象。他甚至爱上了中国，他决心写一部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书，让世界知道这个东方大国曾经有过科学技术千百年的辉煌！
李约瑟看中国汉字书没有阅读障碍。这得益于他的华人研究生鲁桂珍的帮助，是鲁桂珍教会了李约瑟汉语。李约瑟与鲁桂珍在长时间的共事中，从彼此好感发展出恋情，鲁桂珍终于成为李约瑟的情感俘虏，心甘情愿地做李约瑟的情人。不过这两位师生情人都感激李约瑟夫人，她大度地容纳了鲁桂珍这个“第三者”，成为他们家庭的成员。
让后人唏嘘不已的是，鲁桂珍当了半个多世纪的“第三者”，直到李约瑟夫人去世后，李约瑟才与鲁桂珍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此时的鲁桂珍已经八十五岁，李约瑟八十九岁。这种耄耋之年的的婚礼，可谓人类婚姻史上的奇观！婚礼上，李约瑟感慨万千地说道：“这个婚礼来得太晚了！但总比没来好”！
文章说了半天，还没进入正题：“李约瑟难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目前学界流行的说法是：
李约瑟在他的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自问自答地讲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很发达，居世界领先水平。为什么后来远远落后于西方、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李约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体制、科举制度、教育体制，遏制了近代科学的出现。
李约瑟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但学界普遍不同意李约瑟的说法。于是国际学界很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谈“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表达了与李约瑟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在国际学界讨论了多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后来有位美国学者作了这样的总结：讨论一种未曾发生过的事，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个无解的伪命题。大家不要继续无聊地讨论下去了，这个问题就叫它李约瑟难题束之高阁吧”。
于是关于“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讨论，从此偃旗息鼓，成为学术界的无解命题尘封于历史中。
但“李约瑟难题”不胫而走，传遍中国，传遍世界。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知识界，甚至一般的读者，可能不知道李约瑟何许人也？却都知道“李约瑟难题”。我在上中学时，老师就在课外活动中讲过“李约瑟难题”。那时出于好奇，所以印象很深。
在新世纪热火朝天的“弘扬”中，有家杂志约稿，希望我能借助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一篇文章，重振中国人的科学自信：驰名国际学界的大学者李约瑟都盛赞中国古代的科学曾经领先于世界。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表达我们的民族自信？
但我谢绝了这个约稿，我不能写说假话的文章。
因为中国文化里从未有过科学，李约瑟的《中国科学与技术史》把科学与技术技艺混淆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里叙述的那些“科学”，不过是精湛的技术、精妙的技艺，都是在实践中出现的能工巧匠才有的绝妙水平。这些东西再优秀，却不是科学。
科学是在宏观上，或微观上探索、发现、研究客观规律的学问。科学的中心内容就是定律定理表达的自然规律。严格说，科学史主要是以定律为灵魂的发展史。没有科学定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不能叫科学史，只能说是“中国技术技艺史”。
再说没有文化的人搞不了科学，搞科学需要数学进行计算，需要用数学公式表达科学成果。科学成果都是经过逻辑论证、逻辑推理出来的结论。所以只有简单的算术、没有成熟的数学；只有四书五经、没有逻辑学的中国文化，怎么可能出现科学呢？
但是，搞技术没有文化也能成为技术能手，成为能工巧匠，会有娴熟的技术能力与精湛的技艺水平。
科学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可以用文字描述的知识。科学可以广为流传到无限的未来，因为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谓的那些“科学”，不过是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通过实践传承的。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师傅手把手教会徒弟”。经验不可能像科学真理是绝对的，经验仅有相对的意义。
例如茅台酒举世无双。但酿造茅台酒的知识离开了茅台镇这个地方便不管用了。所以酿造茅台酒的知识不是来源于科学，仅是一种具有相对意义的经验。
所以《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的那些“科学”大都失传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针对“李约瑟难题”推出了六十万字的《继承与叛逆》，我邮购了这部书认真看过，还在岛城读书会上推荐给读书人 看。
陈方正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很感兴趣自己钟情的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他重新拾起“李约瑟难题”，对国际学界讨论“李约瑟难题”的各种发言作了全面的考证后，毅然地把“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转变成“为什么近代科学出现在西方？”
陈方正花费多年的功夫，阅读了大量欧洲、阿拉伯的文献，钩弦提要，条分缕析，写成了《继承与叛逆》。
《继承与叛逆》实际上就是一部西方科学发展史。但这部科学发展史暗含的却是西方文化发展史。指出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科学不是个独立于文化之外的现象。科学与其赖以生发的文化是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书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序言的作者并未提及：
科学出现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管存续多长时间也不会发展出科学。
不过《继承与叛逆》存在两点不足也有必要指出：
（1）欧洲近代科学并非古希腊科学直线发展的结果。
古希腊文化远在公元前就毁于战火。古希腊灭亡后，古希腊文化并未在欧洲传播开来。近代欧洲人所了解的古希腊文化，都是十字军东征以后的事：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承载古希腊文化的典籍。古希腊文化才在欧洲重见天日。此时的欧洲已经进入文艺复兴时期。
事实上，古希腊科学在欧洲停滞了千年之久，欧洲科学才在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用科学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以后，在经院哲学重振欧洲人的理性中，开始复苏了。
（2）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中世纪教会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中世纪教会的努力，不可能有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
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中世纪教会就在欧洲普及了数理化教育，为欧洲后来的科学发展，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中世纪教会创建的众多大学，直接推动了欧洲科学的发展——大学是科学的摇篮啊！
正是在上述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史实上说，西方科学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但是《继承与叛逆》竟忽视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说过没有基督教文化的视角，是看不明白、讲不明白西方文化的。《继承与叛逆》的作者缺乏基督教文化的视角。所以这部书，难免留下了不足。
可以看出：
（1）李约瑟并不完全了解什么是科学。所以他把技术技艺视为科学，这是个重大失误。
（2）李约瑟并不清楚：科学是一定文化的产物。犹如莱阳梨是莱阳的特殊土壤生长出来的，其他的土壤生长不出莱阳梨来。所以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发展出科学。
所以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只能说明李约瑟并不清楚科学与文化是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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