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提出的问题是：舜帝“豢龙”和炎帝“豢龙”问题。
“豢龙”，养龙；看商代和商代以后的文献，养龙，就是喂养几条蛇一类的爬虫，声称为“龙”。其实今称之“龙”，谓大龙、小龙。小龙指蛇，大龙指图腾龙。魏晋南北朝时期，统称壁虎、马蛇子、蝾螈等等为“龙子”——这“龙子”是不是也是小龙之类？
图1-1·上，石峁遗址出土的虞朝太阳神庙里8号石上雕刻的龙蛇
下，石峁遗址出土的虞朝太阳神庙里16号石上雕刻的龙蛇
图1-2·商代末期蛇形的一头双身龙
《易经》当中，“小”字往往不当作数量词讲，而有邪、不正统、非隆重等等意思。但是自夏朝以前，似乎蛇和龙混称，如石峁遗址夏朝石头罍的城墙上，虞朝（帝舜氏）时代的太阳神庙里的石刻，上面的蛇就是作为图腾龙的存在（图1-1）。其实商代青铜彝器上的蛇形图案，也算是图腾龙（图1-2）。这可见，中国历史上龙和蛇的概念，文献上有很长的时段彼此含混不分。
我想，大龙和小龙的图像文献的区别应该是有的。我们不妨在此以异质同构的龙称“大龙”。大龙的概念也许出于多种图腾崇拜民族的结合、联合。例如猪图腾和蛇图腾的异质同构，有可能是以猪和蛇崇拜的民族联合了，这种联合，形成了兴隆洼文化体系；猪首、鸟翎、蛇躯异质同构，如猪、鸟、蛇民族图腾崇拜者联合了，形成了赵宝沟文化体系；猪嘴、猫头鹰毛耳、蛇躯异质同构，则是红山文化民族文化的联合等等。
图2·兴隆洼文化之猪头骨和破碎的石器工具堆塑的猪首蛇躯龙
我想，“图腾龙”的概念自兴隆洼文化，自公元前6200年—公元前5200年是猪头蛇躯异质同构时代开始（图2）；
图3·赵宝沟文化之猪首、鸟翎、蛇躯龙
“图腾龙”之猪首、鸟翎、蛇躯异质同构概念，自公元前5200—公元前3500年赵宝沟文化之继续发展（图3）；
图4·红山文化出土的猪嘴、猫头鹰毛耳、蛇躯异质同构的龙
“图腾龙”之红山文化之猪嘴、猫头鹰毛耳、蛇躯异质同构概念，自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3300年再发展（图4）；
图5·濮阳西水坡出土的狗、蛙爪（或蝾螈爪）、蛇尾异质同构的东方龙
及虎形蛇尾异质同构之西方龙。过去一般认为它们是“龙”“虎”
“图腾龙”之濮阳西水坡文化之狗躯蛙爪（或蝾螈爪）异质同构的东龙，和虎形蛇尾龙的西龙，自公元前4400—公元前2500年之继续发展（图5）……
上述的一切，都基本囿于各个民族龙图腾的认同和联合。好像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一直以龙图腾为“政治协商”之原则，进行联合似的。龙图腾的完成，是龙凤造型之原则的恪守，这原则就是“龙中有凤、凤中有龙”——龙异质同构时必须有凤鸟的特征参加，凤异质同构时必须有龙蛇的特征参加。这一点非常重要，请不要因为我人微言轻，而有意忽略这一提醒。
从文字文献上看，第一个记录利用龙图腾、发动龙图腾崇拜的典籍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这段言简意赅的记述告诉了我们：“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的人物和氏族是有一些的——他们养龙大概目的是作为神物或食物。但帝舜氏把养龙这件事神圣化了。
帝舜氏把养龙当成了国家行为，并以“豢龙”为国家之名封赐了养龙高手董父。从此“帝舜氏世有豢龙”。帝舜氏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末代精英，甚至有的学人因“舜”“俊”古代同声，干脆说他就是帝俊。这样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民族有重复袭用成绩、名声显著的祖先名号的传统，如说“我是李世民之后”，后世的舆论改移，往往会成“此是李世民”等等。
帝俊本就是伏羲氏。我说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开启者“帝俊”，和公元前2357年前后政变了帝尧氏被传为的“帝俊”，是前后隔离数千年的两个人，后一个帝俊是帝舜，看来他是以图腾龙定为祖先崇拜之国策的人，也就是说，利用族氏之间或有的养龙活动，以国家的名义之“豢龙”，所豢之龙是伏羲女娲的象征，是祖先的幻化神物者，应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之记载“帝舜氏世有豢龙”的帝舜氏。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帝舜氏世有豢龙”，是说自帝舜氏之“虞朝”存在之世，中国创立了龙图腾即祖先之祖先崇拜的宗教？
商朝是帝舜氏的后人。在《易经》之《蛊》卦中，有商代“豢龙”的最早记载，我们不妨撷取它有关部分分析一下，以确定“豢龙”的意义：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甲骨文“蛊”字象形两条蛇被豢养在一个器皿当中，这就是自帝舜氏到商朝的“豢龙”状况的真实写照。此卦的“蛊”字，可以释为：“先人事业的继承行为”。——这也可见商王族许多祝融氏之后，不仅是代代承袭的贵族，它们更有平素养龙的可能（如今天有些富庶的人家养金鱼）。
图6·甲骨文“蛊”字——象形两条蛇被饲养在一个器皿中
这两条龙象征着伏羲女娲
这两条龙象征着伏羲女娲
“蛊”字拟形两条豢养的龙蛇（图6），可以理解为《巽》卦之“巽”字双手象形之上的两条龙蛇，这龙蛇象形两个“巳”字，“巳”字一般读作“子”，其是伏羲女娲的姓，也是商王族的姓。商王族自称是伏羲女娲的子孙。伏羲女娲是雄雌两条龙蛇。所以古代的文献，每说到“乘两龙”“乘二龙”的时候，几乎等于说到了伏羲女娲这两位人祖；“乘”，依靠的意思。也就是说乘两龙、乘二龙是依靠伏羲女娲这两个祖龙的意思。
这正是帝舜氏所以需要国家豢龙的根本意思。所以《蛊》卦：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它暗示的是：如果你的父辈犯下了有害国家政治的罪，你就在冬至后“甲”日，之前后三日的辛、丁日，夏至后“庚”日，之前后三日的丁、癸日去走乡串国，经商富裕你家国去吧，去闷声发大财去吧。否则，你仍然承袭自己作为正宗的龙子龙孙之志，坚持父辈犯得大错不改，从而“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那么正如《象传》所谓：“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则’，依法刑则、杀头的意思。帛书本‘高尚其事’后面有一个‘凶’字）。”
甲骨文“蛊”字让我们看到了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帝舜氏和商代祝融氏“豢龙”的直接反映资料。
甲骨文“巽”、蛊二个象形字让我们知道“两龙”“二龙”是指的是象征伏羲女娲的两条祖先龙。
图7·陶寺遗址出土的“乘二龙”图案
陶寺遗址出土的许多绘有龙纹的陶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头双身龙彩绘陶盘”（图7）。我常常疑惑：这陶盘是不是帝舜氏在夏朝之前的虞朝，与“豢龙”国策同时推出的“豢龙”之宣传品？当然，早在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3300年的红山文化玉雕中、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3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玉雕中，我们也会看到“两头一身龙”的玉雕。
在商代最常见的图像就是一头双身龙和两头一身龙。一身双头神物一般叫“并逢”。一头双身神物叫一般叫“延维”。但是它们常常也名字混称。
商王族自称自己是帝舜氏的后代。
因为商代以前“豢龙”是国家推行的宗教行为，所以一般民间再豢龙可能就是违法的了。这恐怕就是共和国成立前民间“养蛊”成为犯罪行为的开始（此论我早先的拙文已经提出）。
然而在晋朝时，“豢龙”竟成了“炎帝”无意识的创造行为了。
东晋人王嘉《拾遗记》卷一《炎帝神农》条载：“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阜，圣德所感，无不著焉。神芝发其异色，灵苗擢其嘉颖，陆地丹蕖（红莲），骈生如盖，香露滴沥，下流成池，因为豢龙之圃。”——自王嘉此小说出来以后，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一旦遇到了能提拔自己的上峰，莫不感激涕零自己进了“豢龙池”，被罩进了“莲花幕”等等。如李商隐的诗句“下客依莲幕”，就是一例。
我想，我的外孙“帝舜炎帝可以混称吗？”之困惑，就出于看到晋朝人王嘉的这些叙述。
《搜神记》的根据一定曾就有过，按照王嘉的记述，是不是有关先秦史之记述模糊了乎？看来不是。
《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国语·郑语》载：“姜，伯夷之后也。”三国韦昭注“姜”姓：“炎帝之后，四岳之族。”
《山海经·大荒东经经》载：“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
按韦昭注，“炎帝”就是“帝俊”，他生了“黑齿”族，“黑齿，姜姓。”
“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祝融”就是“重黎”，重黎就是伏羲女娲。自颛顼氏之后伏羲女娲的称号“祝融”，这“祝融”是“重黎”的另一种读音。《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颛顼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重”就是伏羲氏，“黎”就是女娲氏。这可见“重黎”就是“炎帝”“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就是女娲。
显然上引文可以肯定，“炎帝”至少是“重黎”的统称，“帝俊”至少也是“炎帝”的代词。这是因为“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存在之关键人物——“炎帝（神农氏）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阜，圣德所感，无不著焉。”是炎帝的伟大，使中华民族得以建立，因而后人用“炎帝”之号，代表帝俊。
这就是说，《山海经》谓：“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是指考古学上的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正是“祝融”亦即重黎氏、伏羲女娲民族集团集聚自汉水之滨，重新组合成“共工”氏，进而石家河文化之帝舜氏，北上今天的前石峁遗址，聚而化名为共工氏，成为帝舜氏的政治根据地，在前石峁遗址（大禹所建之石城之遗址）之先，建立了太阳神神庙。这时候，商王族的祖先们，借太阳神神庙，立伏羲女娲一族为天下的共同神灵，渐渐壮大来，终于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帝舜氏世有豢龙”的论说上。
图8·帝舜氏在帝尧执政时期，
于陶寺遗址建筑的测量二十四节气之观象台
因为黄帝氏民族集团不懂天文节气之亏，用了帝舜氏司管天文节气。这就是《国语·楚语下》所谓的“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不忘这个民族旧有的司天工作的人），使复典之（使他们再管理天文气象）”的正史记述。帝舜氏在今陶寺遗址建立的“测天台”（图8），正是我此说的证据。
其实帝舜氏这时的国家“豢龙”国策，才是他重大的发明。他利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龙崇拜，一下子凝聚了往后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另外，他号“帝舜氏”的“帝舜”，也许有意无意地音读为“帝俊”，因此后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认为他就是化为“炎帝”称谓的“帝俊”了。这可能是先秦史之记述模糊了帝舜氏和炎帝氏“豢龙”的一个原因乎？
图9·大不列颠博物馆藏商代羊并逢与玄鸟并逢青铜尊
——羊代表炎帝氏，猫头鹰代表伏羲女娲
——羊代表炎帝氏，猫头鹰代表伏羲女娲
为此，我们再以图像学证明之“帝俊”和“炎帝”称谓的混同（图9）：
此图是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也“羊并逢与玄鸟并逢尊”。
玄鸟是商王族的图腾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商民族是有娀氏之名叫简狄的女孩，吞食了猫头鹰生的蛋而怀孕，猫头鹰的蛋化育了成了商汤王第十三代祖先契，建立了商民族。因而猫头鹰成了玄鸟的本鸟。显然商民族出自“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母系社会。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商王族特别重视母系的甲骨文记载。
这件青铜尊的左右两面是两只背对背的玄鸟，前后两面是两只只有胸部以上的山羊。
甲骨文“姜”，象形头戴羊角的女人。《说文》认为：炎帝神农氏姓“姜”。按《山海经》“帝俊生黑齿，姜姓”之说，知道大汶口文化有凿齿（后来凿齿风气随文明的进化而进化，将有危及生命的凿齿，改为染齿为黑。凿齿是在模仿牛一类的反刍动物）风俗的民族。这凿齿可能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主干组成民族，这个民族曾是母系社会，崇拜过牛，以后又崇拜羊；姜姓。这只“羊并逢与玄鸟并逢尊”正是玄鸟图腾和羊图腾的异质同构。这只“羊并逢与玄鸟并逢尊”的意义，也许就是神农氏联合成功玄鸟图腾崇拜之民族的意义。
汉桓宽《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说：“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汉代人说“轩辕战涿鹿”，就是说炎黄争帝。所谓的“杀两皞、蚩尤而为帝”之“两皞”，指的是少昊氏和大昊氏，这少昊氏是指组合成为大昊氏前的少昊氏，其核心集团仍有遗留的族人；而大昊氏，则指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核心精英。显而易见，大昊氏就是“炎帝”，且“炎帝”就出自少昊氏。这就再次告诉了我们，炎帝就是大昊，大昊就是帝俊、帝喾、伏羲氏。
或者可以说，大汶口文化之起先的民族由帝俊大昊氏组成，稍后崇拜反刍动物的凿齿氏联合进去，以羊为图腾的姜姓也加入了进去，中国的史前农业社会来了，需要一批懂得农业的精英，于是也就有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帝俊氏、帝喾氏。
到了帝舜氏时代，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已经走入了末世，帝舜氏发明、倡导的龙图腾即祖先的“豢龙”之国策，又等于凝聚、拯救了民族集团一次，这就是帝舜氏也被后人加入了“炎帝”光荣族号当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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