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写作的人，没有不喜欢读书的，“读”和“写”紧密相关，读书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丰富了写作人实际生活之外的阅历，也丰富了写作素材和表现技巧。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老百姓有俗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溜”，意思很明白，书读多了，潜移默化，就是蒙，恐怕也差不到哪里去。
书是写出来的，写书的人通过读书，与知识互动，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可以在汲取中提高并创造。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每个作家都有“书”的情结，他的成长经历与书不可避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与书是一个充溢着墨香的话题，长谈不衰，常说常新。
记得刚上小学，我就已经对那些“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有了懵懵懂懂的追寻和喜欢，可能人天性对世界有好奇心，对跌宕变化的情节走向，有着不可抑止的“揭幕”追求，愿意“打破砂锅纹（问）到底”，本能使然，现在依然如此，孩子总缠着大人“讲故事”，瞪大眼睛问：“最后怎么了？”或者央求家长“再讲一个！”我女儿甚至在去幼儿园的公交车上，也要我讲故事，有些不分场合贪得无厌。分析一下，与我童年心理如出一辙。尽管我当时读到的，基本上是“王子和公主，最后过上了幸福生活”，或者“阿凡提又一次捉弄了地主……”，结尾变化不多，但我还是有滋有味，如饥似渴，百读不厌。
也难怪，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极度单调枯燥，老百姓没有电视，看不到报纸，听广播买不起收音机，填补精神空虚，对内向的孩子来说，好像非书籍莫属。
我家里弟兄六个，三个哥哥积攒了零花钱就在市场租书，他们喜欢武侠，还有一些历史演义，我跟着稀里糊涂看，无形中染上了“痼疾”，也留下了“病根”，闻着书籍油墨味道莫名欣喜，急欲先睹为快。只要拿着一本书就心满意足，蹲厕所的时候，没看的东西心里发慌，哪怕有半张旧报纸捏在手里，也觉得实落。填空档，必须是阅读，需要也是习惯。
年岁渐长，我在邻居或同学家看到闲书，便求爷爷告奶奶借来过瘾，有时借书的时间紧迫，我就一宿不睡，突击把书看完。为了“讨好”“拉拢”借书人，方便下次借书，我还主动帮着人家把破损的书修复粘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那时候家里生活困难，我很小就承担了家务劳动，包括帮妈妈看自行车，挣一点家用补贴。看车子非常寂寞，守着自行车百无聊赖的时光，我就靠倚着墙根读书打发。上哪找书？四处搜寻，不惜动用手里攥出汗的几枚私房钱。“文革”前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杂志，就是那时候读的。人们藏着掖着，或者从废品店淘来，我辗转得到，如获至宝，如痴如醉。那时候的《收获》《人民文学》，连篇末的尾花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单线条勾勒，简洁醒目。文学作品印象深的有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卖烟叶》，中篇小说《总有一天》，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贵与李香香》等等，《王贵贵与李香香》铺排的长句子，带着西北苍凉，韵律回环，我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语文课上，我的作文总是第一，看的东西多了，选择的词汇就多，自然比那些读书少的同学占据优势。我有时还偷偷把某些词汇“移植”到作文里，面不改色心不跳，明目张胆的抄袭，老师木之觉也，我得了表扬暗暗得意。
到了中学，我已经不满足被“范文”，觉得自己是把写东西的手了，就给学校油印的小报投稿，不断采用，情绪高涨，后来我成了“办报人”，每逢学校“拉练”“学军”“野营训练”，我都是小报的刻印、作者和编者。
初中最后一年我未毕业即应征入伍，同学们挤在我家小屋，恋恋不舍来送我，有女同学给我递纸条，希望我在部队早日成才。我不谙风情，一心想在新环境里写出诗歌。不料，部队里政治空气浓郁，几乎看不到文学书籍，那些“文革”前的书籍都是“毒草”，连队里可借阅的只有《红旗》杂志，再就是几本军事训练教材，还有毛主席语录和一些大批判材料。
我心有不甘，不愿丢下写诗的爱好，便抽空写一些革命顺口溜，在连队办黑板报，同时私下偷偷写点内心的东西，藏在日记本里。半夜站岗，我在北风怒号的寒冬萎缩一团，苦苦思索“革命”诗句。夏天闷热，我在单人硬板床上无法入眠，打开手电记下灵感，第二天的军事训练无精打采，但不影响我写出“把战士的忠诚凝上刺刀”，还有“清晨，我们去设靶，大山披着洁白的面纱”等浪漫诗歌。
当兵第二年我就在济南军区的《前卫文艺》和总装的《人民装甲兵》发表了诗歌，所在部队政治处很重视，把我的诗歌贴在部队见报本子上，那上面除了我的诗歌，都是部队的新闻消息稿。
我受宠若惊，愈发刻苦写诗，挖空心思寻找文学书读，饥饿年代，嗷嗷待哺。我跑遍了部队驻地周边的书店，统共没有几家，但相距遥远，它们都叫新华书店，我利用星期天骑着自行车急匆匆赶去，进了书店，发现里面冷冷清清，书架上是一片红颜色的塑料皮，我在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堆里，寻找文学作品，记得有鲁迅的杂文，越南战争的南方来信，京剧样板戏，满目萧条，读什么？
后来我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诗歌集，是歌颂毛主席和大好形势的，我高兴也很忐忑，主要是“罗锅子上山——前（钱）上紧”，内心纠结矛盾，诗集艺术粗糙，价格也不便宜，我当兵第一年拿六块钱，第二年七块，第三年八块，这些钱要买牙膏、肥皂、邮票，还要补贴家里，战士哪有闲钱买书啊！我拿着诗集犹犹豫豫，最后还是买了，书页上的气息，使我有些眩晕。
“四人帮”倒台后出版打破禁锢，大量再版新版的世界名著，令人眼花缭乱欣喜若狂，我在书店里捧着《复活》《九三年》《大卫科波菲尔》等书，爱不释手，战士的津贴费太少了，我深深体会到了没钱的痛苦。
从部队回到地方，我买书渐渐放开手脚，挣的钱多了，买书的野心也大了，家里的几面墙全是书。

我最喜欢的，是西方现代派作品，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诗集，荒诞派戏剧，西方文艺思潮，哲学美学，萨特存在主义，弗洛伊德性意识，罗素西方哲学史，还有许多美术画册，毕加索凡·高杜尚，印刷精美考究，价格昂贵。不仅是书，还有杂志，当时上海的《外国文艺》，北京的《世界文学》《世界电影》，北京大学的《外国文学动态》，山东大学的《美国文学译丛》等等，我几乎每期必看，那时候觉得《译林》比较俗，翻译介绍过来的基本上都是通俗小说，缺乏《外国文艺》的学术和严谨。我搬家扔了很多书，后来还送给朋友若干箱，可是我一直把那些年的《外国文艺》留着，好像那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文学情愫。
在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我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一些会议，每到一个城市，必在新华书店流连忘返。一次在桂林，与会代表都去阳朔游玩去了，我则在市区的新华书店呆了大半天，买了许许多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漓江出版社的外国文学丛书，还有原先缺失的《美国文学译丛》，我的旅行包满满当当。
那时候买书有些病态，跟我的哥们高兵（管窥一见）有些相似，不计后果疯狂买，以至于家里的书籍泛滥成灾。
有两年我离开青岛去了西安，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混硕士，其实大学里的研究生课程很幼稚，那些授课的教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我大失所望，在西北大学那两年，我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阅读闲书上，有时一整天躲在宿舍里看书。
记得冬天时西安非常冷，宿舍门外的走廊上洒的水很快结了冰，走路不小心就滑倒。我躺在木板床上，外面风声呼啸，窗户玻璃咔啦啦响，我身上盖着两床被子，看书昏天黑地，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天亮了，睡一会儿饿起来，到外面街上吃点饭，回到宿舍又拿起了书，许多经典名著就是这时候读的，《红楼梦》是正儿八经的第二遍，我记得读了没有几页，一片悲凉，人生的绝望，曹雪芹的透彻，在字里行间绵绵扑来，原先的《好了歌》，没觉得怎么样啊，现在不一样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通俗的民谣，也是最透彻的训诫。我沉溺在贾宝玉和一帮女孩子的世界里，几天几夜，看到最后，泪流满面，真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读书体味啊。
除了躺在宿舍里看书，我还常到大学的图书馆去，西北大学图书馆里环境幽雅，甚至有些肃穆，一排排接近屋顶的书架，沿墙是报纸杂志，琳琅满目。书虽然多，但读者不多。我经常一整天待在空旷的图书馆里，心无旁骛。在那里看的文学杂志较多，《收获》《花城》《钟山》《当代》《十月》，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一网打尽。我佩戴着校徽，无忧无虑，一切免费，喝水有纸杯，我抱着厚厚的一摞，好像把一大堆美食装到自己筐子里，管它能不能吃完，先揽过来，慢慢享用，心里充溢着巨大的幸福。
记得当时我读了很多名家最新的长篇，朱苏进的《醉太平》，刘震云的《天下故乡黄花》等等，都是期刊连载，我先睹为快。图书馆的日光灯散出柔和的光，夜晚发出微小的嘶嘶声。儒雅的图书馆管理人员不管闲事，他们也在静静地看书。
过了许多年，我想起在西安的读书生活，心里依然充满幸福，并且怀念。
老朋友万里英在博客上说过一段话，我感觉非常对路，援引如下，权作结尾：
“从每天必去书店到好多年不去书店，这个过程用了好多年。并非不再读书，而是书的形式已经变了，过去的书只有纸质一种，现在睁开眼到处都是书。除了印刷文字和画面，还有电子书，动态声音和影像，另外生活本身就是书，人已经活在书里了。所谓读书，重要的不是‘书’，而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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