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趣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家里只有一间住房，夏天我们就在走廊上做饭。邻居们关系都很好，没人提意见，但我总觉得做饭炒菜时大家走来走去很不方便。于是，我就跟着别人学拣砖头盖厨房。正好大门口右边有个拐角，自然形成了两面墙，我只要再垒上一面墙，盖上个顶，就能搭成一个没有门的简易厨房。我还请大姐夫给我盘了一个灶台，装上了风箱。这就成了我家的厨房。记得我在垒砖头时，另一个院子的一位医生指着我对他同行的伙伴说：“你看这个女孩真能干，自己盖房子。”后来我们的房子拆迁了，但那段记忆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五十年后，我偶尔碰到那位医生，问他还认不认识我，并把当年他夸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他笑着摇摇头，可能他早已忘记了那个在艰难岁月中努力生活的小女孩。当时家里虽然很贫穷，但孩子们早早就能干起粗重的活。尽管生活艰辛，但我除了干家务，就是想办法借一些文学书籍来看。我觉得生活虽然苦，但书中的世界却让我感到很愉悦。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中教育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父亲二十几岁时曾在潍坊管理过家里的两千亩地，所以他的出身和个人成分都成了问题。四九年前，为了躲兵役，爷爷为他在青岛开了个“寿春堂”药铺，“四清”运动中他自觉在有关表格中添上了“地主兼资本家”的成分。“文革”一开始，他就首当其冲地受到很大的冲击。最艰难的时候，父亲根据造反派的要求，胸前挂着自己做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地主兼资本家分子”。每天出门前，他都会先挂上牌子，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检讨资料，低着头，慢慢地向车站走去。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时凝重的神情。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我只有与书为伴，每天沉浸在文学书籍中，忘却现实的痛苦。
家门口，父亲还根据造反派的要求，用毛笔大字写着一张大字报：“我是一个没改造好的地主兼资本家分子”，下面还列着自己的“罪行”。那张大字报贴了几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鼓起勇气把它撕了下来。那一刻，我心里稍微减轻了点重压，但家里的气氛依然让人喘不过气来。父母愁云密布的脸色，让我没有一天能感到轻松。
难熬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父亲不用再戴那块沉重的牌子了。但他在学校也没什么活干，学校安排他到附近的公园扫地。就他一个人，父亲脸上那紧绷的肌肉终于放松了些，他那不愿干活的毛病又露出来了。晚上吃完饭，他和母亲商量：“我自己在公园干活，没人看管，让小贝（我的小名）帮我去扫地吧。”母亲历来都依着父亲，于是第二天我早早起床，跟着父亲来到了公园。
那一段时间，看到父亲受的罪，我感到很难过。所以我也拿着扫帚，卖力地在公园扫起来。中午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凉饭，虽然我在扫地时也感到了羞愧，但我闷着头，尽力地扫着地上的树叶。当我看到父亲坐在石凳上抽烟时，我才感到我终于可以为父亲分担一点困难了。
就这样，我跟着父亲去了几天。后来父亲回校开会，路上碰到一个学生家长。那位家长说：“我看见你女儿在帮你扫地呢，多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你不要让你女儿来帮你干了，你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晚上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我在旁边听到了，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仿佛那沉重的担子，终于有人愿意帮我一起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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