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与美籍华人许倬云，并称海外中国史学大师。两人的著作我看过了，没看出他倆有什么大师级的成就。不敢苟同两位大师的史学思想。对许倬云的史学思想，我已有文章批判过了。王赓武的书乏善可陈，其史学思想不过是民国年间史学界的那些陈词滥调。
不久前，王赓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崛起。目前中国正处于第四次崛起之际。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却是几十年读史不辍的历史学人。对王赓武的这个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崛起、及目前正在崛起的说法，既感到意外，更感到匪夷所思！
不管是二十五史中，还是以吕思勉、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抑或是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书，都未有过中国历史上民族国家崛起的叙述。就是从中国历史变迁的事实看，也找不出有过崛起的现象。
至于王赓武所说的三次崛起的历史事件，那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平常现象，绝无民族国家崛起的迹象。为了便于讨论下去，这里先谈谈标志民族国家崛起，应该有哪些重要特征？
一
民族国家的崛起，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标可以参照予以判断，但有几个重要的变化现象是必须出现的。
（1）整个国家社会出现民富国强。
民富国强既是个纵向比较的结论，例如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有了富裕的变化，有了质量的提高。综合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
也是个横相比较的结论，例如与周边其它国家比较，明显比他们富裕了、强大了；
（2）崛起不是个短时概念、一时现象，而是个潜在今后发展力量的复杂社会事件。这一点很多读者可能不了解：民族国家富强应该是自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像历史上那些蛮族用血腥的侵略手段掠夺来的一时富有。崛起的实质是新生产力的出现！
（3）民族国家的崛起不是个纯粹的物质现象，崛起也不可能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凡是民族国家出现崛起，必定有新文化作先导，而文化的核心——人的基本价值观的变化，促进了一场新的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精神力量又成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巨大能量。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宗教改革，产生了哥白尼革命，产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工业革命。从而使欧洲崛起后出现了持续的发展。例如中国清末民初的西风东渐及其带来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国民精神面貌的大变化，形成了学习先进文化、学习先进科学、学习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教育的良好风气。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积聚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促进了民国时期新技术、新工业、新商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日本侵华战争前的“黄金十年”。当然“黄金十年”还没有崛起，就失败在战争的硝烟中了。仅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文化是先导”的颇为发人深省的案例。
以上都是“文化是先导”力量的著名历史范例。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崛起，不是个说说就能实现的事——不是凭意气情绪，不是凭豪言壮语，不是凭哪个人的号召——而是有着以不可或缺的新文化产生的人类精神力量为先决条件的！新文化不是说说就能出现的，那是处于历史蹒跚期间的人类，发现落后中追求先进的智慧与力量。所谓崛起都是这种智慧与力量的伟大实践！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作家、休闲阶层的贵族与普通老百姓中兴起的。中国的西风东渐及其带来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没有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中出现的。中西方这两场伟大的文化运动，都不是政治家的作用。
二
王赓武说秦汉是第一次崛起。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秦用武力统一六国，终止了列国的长期征战，这是事实。但是秦帝国的建立，却没有出现民富国强。秦朝的暴政统治把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揭竿而起，于是有了加快秦帝国灭亡的陈涉起义，“楚虽三户，灭秦必楚”成为事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所以秦朝存世仅仅十五年便灭亡了，哪来的什么崛起？何况秦始皇是个不重视国防建设的帝王，守边兵士多是些罪犯充军，这样荒唐的国防建设，为后来的汉朝边患留下了“伏笔”。
我们再看汉朝：汉朝初期天下并不安定，例如七国之乱。不仅国内不安定；最严重的是边患不断，让朝廷上下十分头痛。这个时期的汉朝不仅说不上崛起，连国泰民安都谈不上。
汉朝四百年，虽然“文景”时期有过那么一段安定的社会生活，经济有所发展。但“文景之治”谈不上什么民族国家的崛起。仅是老百姓能吃上饭了，能安居乐业，经济出现繁荣而已。
至于被很多历史学家推崇的、汉武帝创造的大汉气象。那都是历史学家的文学夸张。实际上汉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对国防与外交缺乏正确的战略思想，缺少具有智慧的谋略措施。也不重视发展经济。汉武帝错误地实行武力征服的国策，穷兵赎武，常年征战。造成了劳民伤财、国库耗尽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汉武帝既没有彻底解决边患问题，也没有实现民富国强。所谓大汉气象都是史学家用文学语言制造的假象。汉武帝的常年征战政策把“文景之治”留下的那点家底消耗殆尽。致使西汉从此走向衰落。稍有头脑的史学家都知道，汉武帝是西汉衰落的始作俑者。这样的历史事实，谈什么崛起呢？所以，让人感到王赓武的秦汉崛起这个说法，不过是史学家用文学的夸张语言，言过其实地叙述历史罢了，是不可当真的。
三
王赓武说隋唐崛起也是不成立的。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不假，隋文帝在位也确实办了一些有利于老百姓经济生活好转的事，但仅此而已。连“文景之治”那样的繁荣局面也没有出现。至于隋炀帝，基本上是个荒淫奢侈、无德无道的帝王。所以引发了隋末农民起义。隋朝存世仅三十多年就灭亡了。怎么会有民族国家的崛起呢？
至于史学家推崇的“贞观之治”，其实属于言过其实的说法。李世民是在血溅玄武门中，连杀两个同胞弟兄后，逼父让位登上皇帝宝座。后来天性多疑的李世民因为这个血淋淋的经历，经常为噩梦所折磨。以至于到了日不能甜食、夜不能安寐的程度，精神与肉体的健康都受到严重影响。于是李世民不得不接受魏征的建议：施仁政、纳诤言、以身作则，病魇自除。其实魏征的意思，就是让李世民多做好事，取得心理平衡，在安抚天下中，安慰自己的良知。李世民照计行事。这便是“贞观之治”的由来。
所以“贞观之治”仅是个皇权中央集权制社会推崇施仁政的典范。历代所以鼓吹“贞观之治”，体现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明君清官思想。“贞观之治”几乎没有什么盛世可言。想想看，“贞观之治”存世仅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就能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出现盛世的奇迹？李世民不是神仙！这样的唐初期哪来的崛起？
实际上唐朝真正出现国泰民安的盛世，已经是“贞观之治”一百年后的事了。但盛世中的唐朝，也说不上是民族国家的崛起。盛世期间，唐朝西北边患不断，大片领土沦为异邦，始终未能解决。实际上，恰恰是在史学家推崇的大唐盛世期间，出现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不可收拾。唐朝走向衰落成为必然趋势。所谓国家民族的崛起，更是无望了。唐朝出现盛世是事实，说民族国家的崛起，则是言过其实了。
四
至于王赓武扬言的明清崛起，则是这位海外史学家编造的天方夜谭了。
明朝存世276年，中前期基本上乏善可陈。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宋元三百年的时间里，东南沿海一带农民因为人多地少，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朱元璋一纸海禁圣旨，断绝了东南沿海一带老百姓的生路。这些靠海上贸易生存的老百姓只好把海上贸易转入地下。这是中国最早的走私现象。于是朝廷派官员与军队打击海上走私。这些走私的中国人，就这样成了官方误称的倭寇。进剿倭寇——实际上是打击中国人走私，成为不忘“祖训”的明朝历代皇帝天大的事。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治国无方，复兴无力。但遵循“祖训”打击假倭寇，却搞得有声有色。不过几十年的进剿假倭寇，有劳无功，假倭寇没有被消灭，国库却在嘉靖皇帝进剿假倭寇中，基本上消耗殆尽了。所以隆庆皇帝继位时，面临的国库不是“捉襟见肘”，而是“空无一文”了！
隆庆皇帝百般无奈中，只好接受有识之士的建议：放弃“祖训”，开放海禁！
海禁一开放，不仅让明朝头痛了一个半世纪的“倭患”没有了；海上贸易迅猛发展，关税成了晚明国库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海上贸易的大发展带来了晚明、特别是江南一带的工业、农业、种植业、商业、交通业、文化业，全方位的发展。出现了史家所赞誉的“文治响盛”的大好局面。晚明的海上贸易，使全世界的白银每年总产量，超过二分之一的数量流入到中国来了。晚明的海上贸易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顺差！这是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以丝绸、瓷器、茶叶为主的晚明商品，占领了亚洲、欧洲、美洲的全部市场！晚明的中国成了国际贸易中心，成了全球化的真正推动者。所以笔者在有关文章里断言：中国在晚明出现了第一道商品经济的曙光！
遗憾的是，即将带动中国真正崛起的晚明商品经济的曙光，在甲申那个变天之年，很快地破灭在满清的铁骑与屠刀下的血泊里！后来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晚明那种——外贸、工业、农业、商业、经济、技艺、文化、文学、艺术等，全面繁荣与发达的“文治响盛”社会。
虽然这样，晚明的社会仅仅是商品经济的一道有待升起的曙光。仅七十年的时间就破灭了。只能说留下了中国一时昌盛的历史遗憾。谈不上民族国家的崛起。至于后来的满清王朝，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哪来的什么崛起！
五
前文之所以说满清王朝统治中国295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主要源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1）满清王朝长期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经常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也不乏饿死人的现象。臭名昭著的“乾隆游江南”时，乾隆皇帝风流倜傥游山玩水，吃尽山珍海味。但那时的农村已经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了。满清时期的饿死人现象，一直到近现代光绪年间，仍然大量存在。
光绪元年到光绪四年发生的旱灾中，饿死一千多万人！并出现大量的“人相食”（人吃人）惨剧！史称“丁戊奇荒”。历史上也有饿死人现象。但光绪年间这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饿死人现象，满清王朝之前并未有过。实际上清朝自始至终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老百姓贫穷到这种程度。官修清史里，竟只字未提。
从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和记者拍照的、晚清时中国人的大量照片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那些面黄肌瘦、体质孱弱，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神情麻木的“庸众”，都是满清时期黎民百姓的真实写照。清朝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悲惨呢？一句话：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满清统治下的老百姓这种悲惨生活，与前文讲到的晚明开放海禁后、老百姓的富裕生活，真是天壤之别啊！谁说历史总是进步的！
所以每看到清史里的所谓“享清福”说法，就让人不能不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大部分读者不知道史书所言“享清福”是怎么会事：
从康乾时代开始，满清统治者就很注意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于是这些没办法让老百姓吃饱饭的统治者，却有办法编造粉饰太平的谎言：他们让那些卑躬屈膝的文人在史书中编造：
老百姓因为生活富裕，吃饱了、喝足了，高兴地躺在榆树下，敲打着自己的肚皮，嘴里念叨：跟着乾隆爷“享清福”呀！这就是史书上的“榆下击腹”、“享清福”的由来。谎话说一千遍成了真理：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间，还流行着“享清福”的口头禅。不过这时的“享清福”，已经没有了历史上满清王朝时的那种意思了，仅是老百姓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自叹自娱。
读者可能会问：满清王朝时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到这种惨不忍睹的程度？这个问题一点不复杂：
满清统治中国后，他们发现，四书五经是培养听话奴才的最好教材。所以康熙在位时就下诏书，以四书五经为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根据儒家尊崇“重农抑商”的教诲，康熙下诏书，废除晚明的开放海禁政策。重启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国策。简单说，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是造成满清王朝二百九十五年国力衰弱、老百姓贫穷得吃不饱饭的根本原因！
2）说满清王朝是最反动的时期。是源于满清统治者从坐稳北京城那天开始，就逆历史的发展潮流确立统治中国的基本国策：用《四书集注》作为教化国民的唯一教材。完全抛弃晚明的国际贸易。重启海禁国策，禁止海上贸易。禁止私人与国外联系贸易。实行彻底的闭关锁国。实行全面的重农抑商。满清王朝把孔子的“不要发展商业”的告诫发挥到了极致。
满清统治者宁肯看着老百姓挨饿受穷，也不愿意考虑当年晚明的商品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老百姓富裕这个历史事实。清朝近三百年，是中国有史以来经济最落后、老百姓最贫穷的时期。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满清王朝的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的复古倒退政策造成的。这不是《四书集注》中的愚民问题，而是政治上的极端反动所致。
满清统治者这个蛮族出身的民族，既没有文明的基因，更没有文化的头脑。他们征服中国靠得是屠刀，“坐天下”仍然靠得是屠刀！只是他们统治中国后的这把屠刀，不是1644年的杀遍中原、杀遍江南。而是时时刻刻悬在中国人的头顶上！当年流行的官方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个简单的剃头发问题，而是满清王朝借机要彻底摧毁中国人的人性底线！使中国人畸变得不是人了，都变成没有骨气、没有人格的十足奴才！实际上满清统治者的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这样灭绝人性的统治方式，岂止是最反动的？而是最野蛮的、最没有人性的魔鬼统治。
中国历史学家都回避了：1644年的清兵入关坐镇北京时，中国其实已经亡国了！千百万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当了295年的亡国奴！这样漫长时间的亡国奴，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吧？
所以有些今人，跟着二月河那个无耻的作家，动辄骄傲地侈谈子虚乌有的“康乾盛世”，不仅自欺欺人，简直是鲜耻寡廉了！稍有点理性头脑的人都会明白：
即便康乾盛世是真的，与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亡国奴们不仍然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这样的社会哪来的什么盛世呀！
当代几个清史专家每有机会，就津津乐道康乾盛世，就像他真的身临其境“享清福”似的。这些历史学者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谈历史，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而是从行世的错误理念看历史、谈历史、宣扬错误的史学思想。
我们应该看到，今人鼓噪的康乾盛世，不是天方夜谭这么简单；更严重的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正是中国文人遭受残酷打击的时候，是今人的祖上当亡国奴苦不堪言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祖上若在天有灵，怎么能不骂今日这些鼓噪康乾盛世的子孙后代有多么的不肖与颟頇啊！
所以了解康乾盛世是统治者编造的神话的人，对史学家王赓武侈谈“明清崛起”，尤其感到不能容忍！
3）之所以说满清王朝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一个是满清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
满清王朝的腐败是得到朝廷默许的。满清统治者有个很荒唐的官场用人做法：
朝廷为了保护国库的财富，减少国库支出，发给各级官员的薪水很少。像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的朝廷重臣，每月的薪水连平常生活支出都不够。至于其他官员的薪水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只好自谋出路。于是名目繁多的“合法”腐败层出不穷。官员在官场混久了，谋财的门路也就多了起来。所以清朝年间流行着：“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銀。”贪腐其实在清朝都是公开的、“合法”的秘密。朝廷并不关心这个问题。一个社会的腐败，成了每个人的正常生活，这个社会不是黑暗到家了！
标志满清王朝黑暗的另一个现象是：满清王朝持续不断地制造了亘古罕见的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中国文人写的文章、写的诗词、甚至写的几个字，若不合帝王的圣意，就可能：或身陷囹圄；或被充军边疆；或遭杀身之祸。
翰林学士徐骏，因为一首小诗“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夜心。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被雍正皇帝斥为讽刺朝廷没有文化，便被下令立斩处死。这样的文字狱冤案在满清王朝、特别是康乾雍三朝的百年中，不胜枚举。不仅文坛噤若寒蝉，整个社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满清王朝的这种黑暗统治，与宋朝奉行的“不得因言获罪”国策真是天壤之别！谁说历史总是进步的？
满清王朝的这种禁锢思想、不准乱说、不准乱写的黑暗统治，造成了文坛的荒芜，造成了整个社会死水一滩。中国文人没办法，都搞考据去了。
中国历史悠久。但，大规模地流放社会精英，只有三次：一次是朱元璋把江浙地区的乡绅富商——这些创造了“天下第一富庶乡”的社会精英，都驱赶到云贵高原的穷山僻壤去了。
第二次就是乾隆利用文字狱，把成千上万的文人，都流放到边疆“支边”去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
第三次大规模地流放社会知识精英，相去不远。读者都心知肚明。本文这里就不赘述了。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靠的是社会精英、是知识分子！像满清王朝这样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有“明清崛起”呢？不知王赓武的“明清崛起”这个说法从何谈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以根据统治者授意编造的历史谎言“康乾盛世”，就可以断言民族国家的崛起呢？满清王朝除了“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以外，就是在外强面前不堪一击。例如鸦片战争，十万清兵打不过几千人的英军！
让人不能不怀疑的是：王赓武是根据什么研究历史的？一个“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王朝，在王赓武那里怎么竟成了民族国家的“崛起”呢？
至于王赓武说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第四次崛起，这个问题这里不讨论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前文例举的那几条关于民族国家崛起不可或缺的特征，结合自己的观察，做些思考吧。这里略过不赘。
最后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王赓武从未在大陆生活过，他的关于目前中国的说法，都是来源于“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可以作为一个史学家表达观点的根据吗？考虑到王赓武关于历史上的三次崛起论——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文学夸张说法。于是，史学家的王赓武的话，让人很难再相信了。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